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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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始於女媧棄石、木石情盟兩則神話，終於誕生大旨談情的「石上書」。中國園林理水疊石必用石與木，本文借鏡傳統中國園林知識與理論，回歸以園林之「物」為主的研考，並受啟於物質文化研究的物之生命史(the social life、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之說，以九世紀起唐宋文人園林初初形成時，備受矚目的太湖石為起點，其之為物的自然性質完備於十二世紀北宋《雲林石譜》的園林奇石譜錄，奇物為商品生產過程與使用方式，進而彰顯使用者對於物品的認識與心態，再因醜怪奇形連結文人雅文化，後因具高度市場價值連結奢侈文化而成為園林標誌。其次，認識其獨特的社會生命過程與文化敘事空間，如何表現在不同的時代與文學文類中，遂發現太湖石在元明之後被敘事文本廣泛接受的同時，無論才子佳人故事新編抑或當代世情小說，後花園程式化的通俗園林書寫已然成熟；而終觀十八世紀清代曹雪芹的園林，卻著意一顆不奇之奇的青埂石，更彰顯經歷夢幻的《紅樓夢》與其前文本《牡丹亭》一脈木石情盟為園林書寫帶來的新意。《紅樓夢》係「石上書」生成的記事本末，也就是：青埂棄石、通靈寶玉、石兄，和神瑛侍者、賈寶玉、情僧，兩者雖各自三位一體，卻又體戚與共於書寫合作的歷程，最足證成奇物「通靈」新意涵，係通靈寶玉微型攝影機的「目擊」與「記錄」職能。 大觀園是一花塚，「石上書」為閨閣昭傳，矩形方物正是追述芳魂的一方女兒墓誌銘。本文闡釋雪芹花木書寫新意，借鏡花園∕花神信仰，「做十六歲」在花園內，大觀園為青春樂土，拒絕成長。曹雪芹將迎春的花朝活動改為芒種餞花會，花詩讖預告凋零，崇祀孤娘、花神，死亡安置作為早夭女兒的救贖。大觀園的命脈是沁芳溪，落花流水是女兒宿命的寫照，落花沁芳的死亡美學正是《紅樓夢》特殊之處。 紅樓夢在第一回寫本書的生成與閱讀方法，木石為盟可解為《紅樓夢》的成書過程：石頭記錄女兒傳記，經由第一個讀者空空道人而有抄寫本，後以木作紙張、為雕版活字而成書。正因女媧棄石形狀方正，實在可指涉曹家家族的出版盛事，祖父曹寅奉敕刻全唐詩、私刻楝亭藏書，祖孫以刻書為傳家之大業，各流傳國家經典與家族私人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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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籍文獻中，多有作夢與解夢的相關記載，中國夢文化歷史悠久，內容涵蓋占夢與占官制度、古人的夢魂觀念、占夢家、占夢術、占夢書、解夢書、術數、方術、文化風俗、夢的精神分析與夢理論等範疇。本文嘗試在夢文化的研究成果之外，再次整理夢象記載的內容，以「夢的對象」、「夢的屬性」、「解夢的方法」三個方面探討先秦兩漢夢的內容與前因後果，並嘗試釐清「夢」與「人物」及「現實世界」的關係。 研究材料取材於先秦兩漢的典籍，將其較完整的夢象記載歸納整理，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目的，引述夢文化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夢的對象上──天與神靈鬼怪」與第三章「夢的對象下──人」大致區分先秦兩漢諸多夢例中夢見的不同對象。第四章，「夢的屬性」則是探討夢「預示未來」的作用，區分夢見吉夢與凶夢的不同情況。第五章就擁有解夢過程的夢例，討論古人解夢的方法，解夢與現實結果的關係等。第六章針對前述內容歸納重點，內容包含：1.夢的預示作用，多與天的啟示相關。2.時人如何解夢與行為，左右未來發生之事3.夢的場景與另一世界相連結，也與現實世界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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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珠是出生於1978年的香港作家，她對於小說有著實驗的精神，總是嘗試去突破既有寫作的窠臼，以荒誕的形式書寫人類生存的困境。故本論文旨在對韓麗珠小說進行研究探討：第一章，撰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第二章，梳理作家的寫作經歷與成長背景；第三章，探究小說主題的內涵，包含個體生存的困境、人際關係與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等；第四章，分析小說的創作手法，包含小說敘事觀點、角色形象、空間場景的書寫，以及語言風格；第五章，總結論文重點，並提出研究的侷限和展望。顯然，韓麗珠的小說是關照存在的課題，她透過書寫表達出對世界的迷惘和關懷，且期望小說能促使人們重新檢視生存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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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廂》以作詩之法作劇──如詩精選意象，精選事件；如詩精組意象構成意境，精組事件構成充滿戲劇性的情節，全劇具有詩般的質地。本文分四點來闡釋。 一、精心組織情節結構：《王西廂》以折為單位，運用「縮減」、「整併」、「改寫」、「增寫」等手法，精心重組《董西廂》事件，使各折產生各自的戲劇效果。二、展現人物戀愛歷程：在情節內容的處理上，著重人物戀愛歷程、心理的展現，而非奇聞異事的敘述宣揚。三、善於營造情境氛圍：慣於全劇劇首及各折開場營造情境氛圍，使觀眾容易進入戲劇情境之中，與人物一同悲喜。四、戲劇性的敘事與抒情：《王西廂》戲劇性豐富多元，情節上除了構成戲劇最基本的衝突性之外，還具有趣味性、懸疑性。此外各折內的各套曲文結構，也因戲劇性的情節產生了對比性、互動性、抒情性等不同的結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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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對象為方以智，以方以智文獻為研究材料，目的在透過文獻的分析，理解方以智體用關係的說法，提供方以智思想的一個詮釋角度。透過實際的考察，方以智的思想可說是承接宋明理學的脈絡，以道德形上學為基礎，肯定道德之本原在一切經驗生命中積極地活動。方以智否定了徒求空理的作法，認為道體泯化在日常生命中，是以保住現實以體會超越的道體，同時保住現象與本體，才是超越相對的「絕待」。而這種兩邊肯定、兩邊相即的哲學結構，構成了方以智整體一貫的哲學。 方以智並且肯認人之主體有良知本心，此心即是天理，以此本心天理之呈顯，而為道德實踐之理據。並進一步肯定聖人「親見」此理，而「以法知道、以法理道」，透過聖人對天道之體會，以知識系統疏理天道，能「以法生道」，進而以法建構形上學知識，論述性命之學的經典即為精神客觀化物的展現。並且提出探究知識本就是修行工夫，由此聯繫起知識與道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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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如山（1875-1962），京劇創作與編劇者，也是京劇理論探索及研究者。齊如山在京劇史上的貢獻，過去在臺灣經常以他曾參與梅蘭芳戲劇改革，率先研究京劇舞台元素，來臺後致力提升京劇地位、提拔京劇演員、推廣京劇教化等成就，稱他為「京劇大師」，對其編劇及創作的位階，甚至拔高為「中國的莎士比亞」。 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對齊如山卻常以「戲曲改革先驅者」來定位，不論是參與梅蘭芳戲劇改革的「導演」位階，或是對其劇學研究所強調的「藝術改革論」，及許多將齊如山與同時代戲劇改革者（如翁偶虹）並列的研究論文，都顯現中國大陸學界看待齊如山的觀點。 兩岸對齊如山的研究觀點與定位，都潛藏特定時空的意識型態。 本論文針對齊如山在京劇研究史上的定位做探討，研究方法上不採縱觀齊如山一生劇學的宏觀論述，卻以1930年代齊如山的「京劇研究」為探索核心，環繞著齊如山在「中國戲劇史上第一個戲劇研究專門機構」的北平國劇學會作為論述重點，特別集中在齊氏在國劇學會轄下的《戲劇叢刊》與《國劇畫報》所發表的內容做微觀分析，結果發現，齊如山抓住了20世紀中國戲劇史上的精華時空，對京劇資料的整理論述展現開創性，齊如山不僅為後來因為時間、戰亂而消失的戲曲文物留下一手記錄，也率先對京劇腳色名詞、身段、臉譜等場上元素，戲臺、梨園信仰等當時還不被注意的京劇議題進行探索，齊如山京劇研究先行者的角色確立。 值得注意的，齊如山在1930年代的京劇研究，受到斯時在北平由胡適帶領「整理國故」風潮的影響，以珍視、讚嘆（而非改變、進化）的眼光，對戲曲進行「返古探索」，他的角色非但不是「戲曲改革者」，倒有點像「戲曲文物保存者」；1930年代齊如山的「京劇研究」已深入戲劇形式、語言、角色、身段等範疇，他晚年能拈出「有聲必歌」、「無動不舞」等至今人們仍琅琅上口，對京劇特質總括的總結性語言，與齊如山在此時期的研究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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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解題時，以「臺灣的京劇」與「京劇的創作與改編」為兩個出發點，將之置於政治與社會變遷兩個塊面中考察，時間跨越日治時期、抗戰時期至遷臺以後，探討其間的互動關係，即：政治型態如何在京劇發展中尋求突破口，制約或推動京劇的創編；而社會條件的變遷，為京劇發展形構甚麼樣的市場，市場與藝術本身的性格如何對政治要求的京劇創編予以回應。此際的京劇發展計有幾項特質：（一）政策發展因循抗戰時期模式；（二）京劇被意圖塑造為文化宣傳利器，創作政策戲，但與藝術導向的創作並行不悖，且政策戲反應不佳；（三）京劇借助媒體發展更為普及；（四）審查制度宰制創作與搬演，使營生困難，劇團、演員逐漸歸併軍中以求溫飽；（五）伶、票界線趨於模糊；（六）劇校體制成形，新生代演員長成，登上舞臺。簡而言之，此時期的京劇在臺灣，一面尋求開創格局，一面又因為政治、社會的條件影響下為壓抑。不過，京劇的藝術導向並未為政治考量全然抹煞，此一年代或可視為整頓的時期，而最終為京劇淘洗出最適合它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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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全球各地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使得人們逐漸注意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以往對漢末三國的研究，多集中於政治社會史方面，但若透過歷史氣候、環境史及文史互證等研究方法，便可發現──漢末三國正處於寒冷期之中，且有逐漸趨寒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於漢末三國寒冷期的異常寒冷現象之後，寒、旱、澇、蝗、饑、疫便隨之出現而連年頻發。隨著災異的威脅顯現，時人則勢必有所應對。然而，自然之力或許並非人力所能及。因此，原本只是因氣候異變而互相引發的災異連環，在人文應對的好壞開始作用之後，便逐漸形成天災與人禍交互引發的無限循環，並造成大量的死亡。時人在這些異變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體悟到生命之有限、死亡之緊迫，進而引發他們的遷逝感，並促使他們設法追求一己生命之延長。而這些氣候異變帶給時人的影響，不僅體現於當時的文史材料之中，更向後世展開文學及思想的各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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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的研究指出鳩摩羅什的翻譯雖然無法完整反映原典的語文，卻因為能以流暢的漢語表現，故受到漢地讀者的歡迎；而玄奘的翻譯恰好與之相反，是個忠於原典，卻難以流傳的譯本，這涉及了兩人在漢譯佛典譯經史的新舊譯之爭的問題，過去的研究成果僅限於抽象的敘述。本論文嘗試從語言風格的分析切入，並輔以梵漢對勘的方式，希望能詳盡觀察兩種不同翻譯策略下的漢譯佛典文本，在語言層面上能否流行。筆者選定考察的對象是《金剛經》。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回顧前人相關研究，並論述《金剛經》的語料價值，提出本文所欲探究的核心問題。第二章是二人譯本實詞的風格比較，首先分析意譯詞中能表現對梵漢文化或是思想的差異的案例，以及討論音譯詞和合璧詞的相關問題。第三章是虛詞風格比較，希望看出譯師如何轉換梵漢彼此間的語法格式。第四章是句型風格比較，前半部將考察「關聯詞語」，主要討論連詞和副詞的部分。後半部則是考察譯師彼此不同的考量，其譯文對於梵文句子的三種改寫方式：増譯、略譯、轉換。最後透過上述風格分析結果，重新省思過往對於羅什和玄奘的譯本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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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紀工業文明以來，自然生態環境在經濟需求與自利的因素下，生態環境破壞日益嚴重。生態危機的嚴峻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生態學應運而生並逐步擴展到人與自然關係的所有層面。人類與環境、人類與其他生物、人類與非生物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係？人類應該怎樣對待自身以外的其他生物和自然環境？這些都是生態學需要解決的問題。 佛教本身不是生態學，但其整體性視野卻包含了整個生態系統，從「三界諸天」到「大千世界」的宇宙空間想像。《起世經》揭示了「三毒」是環境惡化的根源。從佛、人、萬物的平等互具，佛教強調萬物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性，其中都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哲學思想。 通過對「本緣部」五部佛典的詮釋，試圖探討佛教宗教實踐中與生態環保有關的內容，佛教對於萬物、自然環境的對待方式與態度。佛陀一生重要事蹟都在樹下完成——出生、成道、涅槃，顯示了佛教與自然界的密切關係。佛教的慈悲觀把關愛態度概括至宇宙間一切有情與無情物上。佛教「戒殺」的精神在於尊重生命。這都可啟發人類應該如何對待萬物與自然界的態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