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國立中央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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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於大正9年(1920)將桃園、新竹、苗栗三區統整成新竹州後，桃竹苗地區便被視為一個個體。不論是在經濟產業上的發展，還是人文歷史的演進，更甚而是族群聚落的探討，全是可以同時納入研究之空間範圍。本文透過文獻資料，及後期各方學者對新竹州開墾背景、客家移民遷徙過程的研究，來深入了解桃園、新竹和苗栗三地區在日治時期之前的區域發展狀況，也剖析桃竹苗地區客家聚落眾多之因。隨後引用日治時期的官方人口統計資料，進一步分析日治時期新竹州內各郡人口上的劇增情形，也能知道各郡的土地發展情形。之後探討造成新竹州人口遷移的三項因素—交通發展、經濟產業及天然災害，以了解其對新竹州的人口及區域所產生的影響力。再致力探討日治時期造成新竹州移民們艱辛移墾的原因，及日後隨著臺灣中、南部及東部的開墾，舉家外遷，不辭辛勞地投入遠地的各項勞力工作，才導致日後在臺灣各縣市的新開發區域，尤其是近山區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客家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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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大園仁壽宮為中心，探討大園地區寺廟與地方社會的相互關係。清代大坵園地區移墾主要從雍正時期開始，漢移民多為芝葩里莊、澗仔壢莊招墾而至，大墾戶是郭光天家族，主要以福建省漳州人占絕大多數，他們憑藉著毅力與勇氣，克服了芝芭里社原住民的威脅，開田闢地，遂形成大坵園、芝芭里、後館、許厝港等聚落。 本研究以區域發展史為主要研究範疇，希冀透過從清中葉至戰後民國時期，有關大園地區的自然環境、人口組成、土地拓墾、聚落發展、民間信仰、地方菁英組織等各方面的探討，藉以瞭解大園仁壽宮與地方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 桃園市大園區「仁壽宮」主祀感天大帝----許遜，是全台唯二以許遜作為主祀神的廟宇之一，亦是漳州人的原鄉信仰。始建於清光緒11年（1885），民國102年（2013）因道路拓寬而拆除重建，本文利用仁壽宮民國102年（2013）重建後的建醮活動範圍來討論其祭祀圈之演變。仁壽宮的祭祀圈範圍廣大，包含八個村落，分別是：大園區的大園里、田心里、橫峰里、埔心里、圳頭里、大海里、後厝里與內海里。仁壽宮由私人祭祀擴展為大園地區的地方公廟，除了與感天大帝的施藥、祈雨等靈驗事蹟有關之外，地方頭人的致力推廣功不可沒。在神蹟與人為努力之下，仁壽宮的祭祀圈也就逐漸擴大，使之成為大園之鄉廟。 另外，探究安奉於廟中的神明信仰源流以及仁壽宮的各項祭祀活動，得知仁壽宮與鄉民生活的密切關聯。其中感天大帝聖誔、中元普渡與建醮活動都是全鄉的盛事。仁壽宮除了發揮宗教功能外，每年定期之慶典宗教活動對凝聚及維繫鄉民情感，具有深厚之文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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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江李氏三兄弟李尚灘、李錫丹、李錫金於嘉慶四年(1799)唐山過臺灣，在新竹落腳。李氏三兄弟始則傭工為業，繼則販鬻貨物，往來彰鹿。經歷七年的奮鬥，積累資金，嘉慶十一年(1806)於塹城米市街開創「陵茂」商號，自此李氏三兄弟在塹城立足。 關於李氏三兄弟的創業資金，新竹鄭家後人在《新竹鄭利源號典藏古文書》中有提及關於鴉片的小故事，認為一筆意外財是李錫金的創業資金來源，以及認定是李錫金一人獨自創業等說法。根據《銀江李氏家乘》及李氏三兄弟鬮分書內容所述，李氏三兄弟是以刻苦經營所積攢的資金開創「陵茂」號，三兄弟共同創業，非是意外致富，亦非李錫金一人獨自創業。 赤手空拳創業的三兄弟，在竹塹城崛起後，栽培第二代子嗣進取科舉功名，道光二十三年(1943)，李錫丹長子李聯芬中舉人，將李家推上竹塹城社會領導階級。李氏家族身分轉變後，積極參與社會行政事務及社會公益事務，發展各種人際網絡。在商業方面，李家也跨出初期經商階段，兼墾殖土地；新竹東南山區之金廣福墾隘，李家亦是閩籍捐資戶之一，另外也收購大量小租戶土地。李家在塹城建立豐沛的人際網絡，與官府、士紳、商人家族皆保持人際往來，社會參與積極，志書不乏載李氏家族之捐款金額。光緒初年，李家透過十二位生員的士紳家族保結，及官府網絡的支持，為李錫金請得「李錫金孝子坊」。 李氏家族的婚姻網絡涵蓋面向，亦是官府、士紳、豪農等家族，塹城上層士紳家族不乏李家之姻親好友。自嘉慶年間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日，李家在臺經歷九十六年，共有五十八位家族成員之婚姻網絡；姻親締結家族有官宦家族二起，士紳家族三十二起，豪農家族十六起等。與單一家族締結婚姻次數最多，是北門鄭家，有十起聯姻。其他士紳有西門林恆茂家族有二起婚姻締結，及塹城其他紳商家族皆有精彩的婚姻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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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輝，一位傳統客家民間知識分子。學生滿布，頗富盛名，為地方人士所尊崇。本文旨在探討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在桃園市觀音區客家地區成長的徐輝，隨著政權、經濟、社會等大環境的轉變，他如何調整與因應，他變的是什麼？不變的是什麼？最後成為人人敬重的觀音耆老。 經由史料的收集、深度的訪談以及文獻的探討，研究結論如下：綜觀徐輝的一生，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等大環境的轉變，其對社會服務的方式一直隨著群眾的需求在做調整，先是宗族意識的凝聚；漢文漢詩的教育；接著追求宗教性靈的開啟，著書立說宏揚禮儀；最後則是民間寺廟信仰的服務。同時服務的對象也隨之轉換或相互交疊，從一開始的宗族、道親到後來的學生、信眾，人數不斷的增加，地區也向外擴散。雖然方式及對象不斷的改變，但不曾改變是其「捨我其誰」的服務精神，及藉各種方式教化民心的態度。可以說徐輝將荀子「在下位則美俗」的儒者概念發揮的淋漓盡致，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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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書寫是要研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新化地區的傳教及發展，其中主要以台南新化教會為研究對象。首先先論述新化的自然人文環境及新化教會的歷史發展與組織運作。從不被地方人士接受且破壞的福音堂建立，到成為周邊教會的附屬堂會，進而完成獨立建堂，最後成為新化地區與周邊地區的領頭羊教會角色。再來論述新化教會的擴展分析與地方上的經營。其中以新化教會的牧者、長執們對於新化教會的經營及對地方的貢獻為主要的論述重點。透過不同牧會風格的牧者，如戴反、劉華義、劉瑞仁、吳森璧、蔡炳田等及現任張立夫牧師的領導，並加上教會內部具有影響力的長執及平信徒的大力配合，如早期的李照耀、黃例及卓良、卓莊豆塩夫婦，中期的李太平、王懷行、梁炳元及梁許春菊夫婦，晚期的梁武義、康文榮、力金虎等，可以看出牧者及教友們在教會的發展及地方經營上所做的各項努力，以讓新化教會成為一個百年教會。 以上除了可以藉此知道新化教會百年來的發展情況，還能了解新化教會與新化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可是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並看出新化教會在教友社經地位提升的良好條件下，善用教會自身的地理優勢及抓住台灣經濟發展脈絡，如早期糖業試驗所的成立到最近周邊工業區的成立，吸引了許多周邊平埔教會教友的加入，加上牧者及教友們的努力經營，讓教勢可以得到更良好的發展，而不只是暫時的聚會場所。 本文主要以幾個對新化教會有較大影響的基督徒家族為例，如澎湖李家、卓家、黃例家族、崗仔林李家、康家及梁道家族，從中了解新化教會中初代信徒的特性及其日後家族的發展情況，而這些發展對新化教會及地方有甚麼樣的影響，這些特性是否仍適用於現代社會或有助於其在新化教會生根茁壯。讓日後的牧者及長執們在了解教會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少子化、老年化的衝擊時，或許可以從中得出一些因應之道，讓新化教會能擺脫大環境的衝擊，再度走向下一個百年教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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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苗栗二堡山腳公學校(今苗栗縣立山腳國小)為研究主體，從山腳公學校的發展、學生的來源與表現、教師的表現與宿舍記憶等三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章「山腳公學校的發展」，旨在介紹教育政策變化、學校沿革發展、課程活動實施及皇民化時期的學校發展概況；由山腳公學校的創立過程可見學校運作與政府教育政策息息相關。配合公學校的進行，相關的課程活動也因而開始在臺灣推行，一改臺灣自清領時期以來的傳統教育方式，新式教育下的模式逐漸滲透至臺灣社會，漸漸改變教育場域。 第二章「學生的來源與發展」，以學籍資料進行學童改姓名與未來志向之統計分析，並探討畢業生成就表現與校園生活回憶；自1918年到1945年學籍資料簿中家長職業欄歸納出，山腳地區以農業人口為主，另以學生的未來志向發展資料可見比例最高是繼續升學，或可說明農家子弟在新式教育下希望藉由教育改善未來出路的抉擇。 第三章 「教師的表現與宿舍記憶」，對教師來源與發展進行探討，並說明臺日籍教師形象與教職員宿舍生活概況；日治時期公學校學生，多數對於老師形象抱持肯定，且不分臺日籍教師。以山腳公學校為例，根據訪談資料可見多數學生對臺日籍教師的印象是教學認真負責、嚴守道德操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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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衛(1688-1738)，字又玠，卒諡敏達，是備受雍正皇帝寵信的能臣。他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以捐納開啟宦途。入雍正朝後，累官迅速，由雲南驛鹽道起，一路遷升至浙江巡撫、總督，最後擔任「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而於乾隆三年(1738年)卒於任上。綜觀李衛於雍正朝迭獲重用，其積極、嚴苛的治理方式，對當時吏治產生甚大的影響。 雍正繼位後，為能順利推行新政，特別注重地方督撫的任用。本文藉由對李衛治績的論述，突顯其「實心辦事」的任官態度，以探討李衛與雍正用人原則的關聯性。首先將概述李衛的家世及人格特質，其以雲南鹽政的傑出表現，獲得雍正重用。其次則探究李衛任職浙江巡撫、總督期間，在改革鹽政、清查虧空、推動攤丁入畝、打擊盜匪、開發玉環島等優異的治績。最後則闡述其於直隸總督時，整頓直隸營伍，和在治河賑災等的心力付出，以及其不瞻情面，勇於彈劾范時繹、鄂爾奇、朱藻等人的剛直表現。因此他能成為雍正朝的能臣，亦深受乾隆信賴。 康熙末年腐敗的官場風氣，讓雍正深覺改革的急迫性，加上其獨特的用人原則，所以使李衛獲得升遷的機會，而李衛也確實以傑出的治績來回應雍正的信任。恩眷日深，李衛愈是奮力回報，但也遭受「恃寵放縱」、「粗率狂縱」的批評，突顯出李衛先天的人格缺陷。但這無減雍正對他的寵信，因為雍正所重李衛之處在於其「操守廉潔，勇敢任事」。無怪雍正視李衛為「模範督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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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五反」運動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領導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打擊資產階級違法行為與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群眾政治運動。 毛澤東在「五反」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戰略指導作用，其明確規定運動的根本目的是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打擊不法資本家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違法經營行為。界定鬥爭對象後，對其實行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鬥爭違法的資產階級。運動開展過程，根據鬥爭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採取了「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毛澤東堅定原則、靈活運用政策與策略、適時調整運動，堅持政治鬥爭與經濟發展同時進行。因此既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又團結資產階級發展生產、恢復國民經濟，成功實現了「五反」運動的目的。 「五反」運動成功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更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礎與經濟基礎。同時，這一運動也是一次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運動。運動中掃蕩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作風，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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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是1951年12月中共在黨內展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共曾推動數次整黨整風，「三反」也與當時的整黨結合。「抗美援朝」戰爭使中共財政陷入困境，於是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在運動中揭出大量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促成中共發動「三反」。各地召開動員大會並送交報告，在運動持續升溫後，造成鬥爭過火的偏向，且財經機構受影響、工商業顯著停滯。為徹底進行「三反」並打退資產階級，中共同時在工商界展開「五反」。重心轉入「五反」後，各地開始糾正「三反」帶來的問題。中共頒布一系列相關的「規定」和「條例」，對「三反」定案處理。接著在建設階段中，交代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結合整黨並進行組織和制度建設。至1952年10月底，「三反」、「五反」正式結束。中共認為「三反」提高執政水平，挽回大量經濟損失，使廉潔思想成為社會的新風尚。然而，中共建政後，對幹部及國家經濟造成最嚴重後遺症者，即為「三反」、「五反」。總體上，中共並未從體制、制度上找到有效防止問題的辦法，在「三反」後，中共仍要繼續與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問題鬥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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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歷史上史稱「萬曆三大征」發生於萬曆二十年(1592)至二十八年(1600)這段時間，其中「朝鮮之役」就佔了七年之久，這場始於萬曆二十年(1592)的朝鮮之役曾因雙方和談區分為二個階段，因逢使用年號不同，在日本區分為「文祿」、「慶長」之役；韓國則稱「壬辰」 倭亂、「丁酉」再亂。三國之間在此之前曾維持長時間的和平，民間有關貿易、商旅的活動往來也不曾間斷。然在剛統一日本戰國時代的豐臣秀吉，發動大軍侵犯承平日久的朝鮮後，和平的東北亞便開始進入不安的混亂局面。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精銳，朝鮮不到兩個月就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向大明求援。面對藩屬國的求救，明萬曆皇帝作出了東征禦日援朝的決定，面對日本這個初次在戰場上接觸的對手，明朝派遣了當時的遼東名將李如松(1549 -1598)擔任主帥出征，此舉不但遏止日本併吞朝鮮的野心，也使得李如松成為在明代歷史上首位打敗日本正規軍的將領，所創造的局面與戰果，對其明代歷史長河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最主要的，即深固了明朝在朝鮮心中宗主國的地位，使其成為明中後期，一個牽制後金的重要戰略力量，甚至到清朝立國後，朝鮮內部卻還仍以明朝為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