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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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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事物外形逐漸變化與數 量逐漸增減的表達。過去關於狀態改變的文獻,大多著重在探討一事物由「狀態 1」變成「狀態 2」,賴薇心(2013)探討台灣手語狀態改變的表達,以詞彙或分 類詞謂語表達狀態變化的結果;Tang & Yang(2007)探討香港手語表達狀態改 變,說引起狀態改變的致使者,會透過人為操弄之分類詞謂語來表達。本論文則 著重於探討狀態逐漸改變,以事物外形變化與數量增減為研究議題。 台灣手語表達事物外形的變化與造詞策略有關,Mandel(1977)將手語詞彙 的形成方式分成四種策略:實物直指,動作模擬,外形描繪,形體取代。我們將 事物外形變化分成三種策略:(一)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來表達,通 常形體取代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二)依著身體部位旁邊來表達,通 常實物直指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三)打出詞彙,藉著在投射的空間 描述其外形變化,通常外形描繪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上述提供詞彙外 形變化使用策略的傾向,只能歸類大部分的表達方式,在表達外形變化,仍會依 要表達的事物而擇其策略。此外,動作模擬的詞彙並未歸入上述策略,因為會依 要表達的事物而選擇其策略。 第二個議題我們探討台灣手語表達事物數量逐漸增減的概念,台灣手語最常 使用詞彙`遞增'或 `遞減'來表達,我們以其出現於名詞組或動詞的前後來 測試其句法位置的限制。並用一個以上的論元測試其出現的空間位置,得知需與 所修飾的名詞組做連結,以得正確語意詮釋。詞彙‘遞增’或‘遞減’可搭配動詞重 覆或分類詞謂語重複表達數量增減,但動詞重覆或分類詞謂語重複並非必要的語 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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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使用平均語句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MLU)檢測台灣高齡者的言談敘事能力。高齡者的言談敘事能力於先前研究結果顯示年紀較長的參與者,其平均語句長度較短,證明平均語句長度能夠顯示高齡者年齡族群差異性的趨勢(Kynette & Kemper, 1986);教育程度越高的高齡參與者有平均語句長度越長的趨勢(Cheung & Kemper, 1992);不同的敘述類型同樣也會對高齡者平均語句長度造成差異(Kemper, Kynette, Rash, O’Brien, & Sprott, 1989)。因此本文研究主要探討三個議題:(一)年齡差異是否影響高齡者平均語句長度的表現?(二)教育程度高低是否影響高齡者平均語句長度的表現?(三)不同類型敘述是否影響高齡者平均語句長度的表現? 現代漢語平均語句長度的計算方法有語詞以及音節兩種指標計算(張顯達,1998),故本閩南語研究方法使用平均語句長度(語詞指標、音節指標)來檢測嘉義縣民雄鄉20位高齡參與者閩南語的個人生活經驗敘述及看圖敘述能力,除了敘述類型為控制變項外,參與者的年齡及教育程度亦為另二個控制變項,而無字圖畫書使用 “Frog, where are you?” (Mayer, 1969),進而使用國立中正大學成人語料庫拼音輸入程式2.0轉記所有語料(Ruan, Hsu, Myers, & Tsay, 2012),依語詞及音節兩項指標計算所有語料的平均語句長度(張顯達,1998),最後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V.21統計軟體分析個人生活經驗敘述的1,000完整語句以及看圖敘述的1,671完整語句。 結果顯示:(一)個人生活經驗敘述,年齡於平均語句長度(音節)有顯著性,75-85歲參與者的平均語句長度(音節)多於65-74歲的參與者;(二)教育程度於看圖敘述的平均語句長度(語詞)、平均語句長度(音節)有顯著性,受過六年小學教育的參與者,其平均語句長度顯著多於不識字的參與者;(三)個人生活經驗敘述的平均語句長度(音節)與看圖敘述的平均語句長度(音節)有顯著差異,參與者於個人生活經驗敘述的平均語句長度(音節)的表現比看圖敘述的平均語句長度(音節)長。 根據上述結果,高齡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似乎不會隨著年齡衰退,甚至更佳,例如在個人生活經驗敘述中,75-85歲參與者比65-74歲參與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佳。而教育程度在看圖敘述的實驗當中為顯著因子,受過小學六年教育的高齡者比未受過教育的高齡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佳,但在個人生活經驗敘述實驗中,卻無法從平均語句長度預測高齡者的教育程度高低。不同敘述類型對高齡者平均語句長度造成影響,高齡者於個人生活經驗敘述的口語表現比看圖敘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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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從量化的角度探討影響漢語存現句式使用的多重變項,利用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the Chinese Word Sketch)以及聯合知識庫(Udn.data)進行語料蒐集,共蒐集真實語料約三千六百筆,涵蓋一百六十六種高頻動詞。藉由分析存現句式所出現的上下文環境,探討各種語言變項(linguistic factors)對於相關句式選擇之影響。 本論文涵蓋兩項語料庫調查:調查一探討時貌標記「了」和「著」在漢語存現句式中的使用情形以及影響時貌標記選擇的語言變項;調查二則是藉由比較存現句式如「商場擠滿顧客」與非存現句式如「顧客擠滿商場」所出現的語境,探討各種語言變項對於存現句式出現之影響。 本研究檢視的語言變項包括名詞片語的主題性(topicality)、篇章熟悉度(discourse familiarity)、生命性(animacy)、定指性(definiteness)、音節長度(word length),以及動詞的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語義類別(semantic type)。以應用軟體VARBRUL進行迴歸分析,並使用遞增(step-up)和遞減(step-down)方式,找出最適合的自變項組合來解釋相關句式的出現條件,按照各個自變項的解釋量進行高低排序。 研究結果顯示,動詞的語義類別對於存現句裡時貌標記「了」、「著」的選擇影響最大,而名詞片語的主題性與篇章熟悉度則是影響存現句式出現與否的關鍵變項。藉由觀察相關句式在語料庫中的使用及分佈,本論文進一步提出促發漢語存現句式形成與使用的認知動因,包括象似性(Iconicity)、經濟原則(Economic Principle)以及篇章促發動因(Discourse-motivated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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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探討年長與年輕受試者閩南語聲調感知的變化。從聲調的辨識與區辨能力測驗來觀察老化與聽覺敏銳度對聲調感知的影響。過去的文獻指出年長者對輔音的音段特徵的感知(例如:嗓音起始時間)比超音段特徵(例如:音高)的感知有更大的困難。然而,超音段的聽覺線索在聲調語言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非聲調語言不同。本研究以說閩南語為母語的受試者為研究對象,受試者分三組:(1)聽力正常(氣導閥值在25 dB HL內)的年輕人,(2)聽力正常的65歲以上老年人,(3)65歲以上有輕微或中度聽力損失(氣導閥值在25~50 dB HL間)的老年人。本論文分為三個實驗:實驗一及實驗三分別研究三組不同受試者對單一不同聲調的辨識和區辨能力;而實驗二則是探討在不同的語音及語意的語境中,老化和聽覺敏銳度對聲調辨識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聽力正常的年輕受試者在單一聲調辨識及區辨測驗的表現都明顯優於其他兩組年長者,但聽力正常與聽力損失年長者間卻沒有顯著差異。年輕受試者的聲調感知範疇界線也較年長者明顯。雖然語音及語意的語境對三組受試者皆有顯著作用,但語音語境對兩組年長受試者影響較大,而聽損的年長者尤其受語意語境的影響最深。由此推論聽損的年長者更需要語意的線索來彌補聽力損失造成的語言理解困難。本研究結果發現氣導聽覺敏銳度似乎無法正確預測聽者的聲調感知能力,老化相關的因素(例如:聽知覺系統中的時序處理)造成的影響較大。本研究的結論是年長者即使聽覺敏銳度在正常範圍內,他們的聲調感知範疇界線也和年輕者有顯著不同,極有可能年長者在類別感知(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層級上,有感覺登錄(Sensory encoding)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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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研究是從認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台灣近兩年來(2011-2003)的商標侵權案件。本文針對三個議題做深入的探討:(1)台美商標引起爭議的議題為何?(2)何種因素容易造成消費者混淆?(3)消費者和政府是否對產生混淆的因素具有共識?研究中所用的商標爭議案件是從新聞知識網及LexisNexis Academic語料庫中集結而成。其中包含35件在台灣發生的商標爭議案件,以及21筆在美國發生與商標爭議相關的案件。藉由邀請172受試者填寫問卷調查,來檢視商標容易造成受試者產生混淆的因素,並進一步針對法律判決結果和消費者意見做比較。問卷結果使用變異數分析來找出最容易造成商標混淆的語言因素。結果顯示(1)台灣與美國的商標在命名上有明顯的不同,台灣商標大多可從名稱知道其商品。相較而言,美國商標較少直接將販售商品直接標記於商標上。(2)在商標爭議的案件中可找到構詞、字形、語音、語意、形象標語等造成混淆的五種語言因素。其中,受試者對不同的構詞組合有不同的混淆程度;以構詞具爭議的商標來說,受試者和政府的判決基本上持相同的態度;但是,以字形具爭議的商標來說,受試者意見和政府判決結果則有較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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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旨在探討中國大陸 (中國好聲音) 與台灣 (華人星光大道) 歌唱比賽節目評審給予參賽者評語(含稱讚與批評)之方式。本文從人際溝通與社會互動角度將語料做言談分析,探討 (1) 評審如何給參賽者評語 (2) 參賽者如何回應評語 (3) 中國大陸與台灣評審給評語之相異處。 首先,研究顯示評審給予參賽者評語的方式可歸納為以下六種:先稱讚後批評、直接稱讚、直接批評、間接批評、先批評後稱讚,以及其他。 此外,面對評審的稱讚與批評,參賽者最常使用的三種回應是向評審道謝、點頭,或沉默。又面對稱讚時,有些參賽者會微笑以對或向評審鞠躬;面對批評時,有的參賽者則會面露尷尬或贊同評審的意見。 最後,中國大陸評審傾向給予參賽者鼓勵,台灣評審則較常給予參賽者直接的批評。又中國大陸評審較直接表達情緒,台灣評審通常較少直接顯露情感並給予參賽者抽象的評語。 本文將歌唱比賽節目視為一言談情境,而在「給予評語」這樣的言語活動中,評審的稱讚與批評都被視為言語行為。本文將以不同文化間溝通之角度來解釋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語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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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研究想要探測大陸與台灣女性在電視約會節目中所使用的不同拒絕策略。研究理論是根據”變異與風格”,像Eckert在1989年所提到的Jocks and Burnout 與張清(2005)的中國雅痞研究。這篇研究的重心在於使用兩岸的電視約會節目當作是一種特別的文化實踐群體。 兩個研究問題包括,第一:大陸與台灣女性使用何種拒絕策略去拒絕男性?第二:非語言的現象是如何與女性的拒絕行為有關聯性?兩岸的電視約會節目總共有1292筆女性與男性的對話。   結論顯示,首先,大陸女性使用”直接”拒絕來拒絕男性,然而台灣女性傾向使用”間接”拒絕來拒絕男性。第二,大陸女性比較因為”男生的因素”而拒絕對方,譬如,大陸女生會因為男生”不夠高”或者”不夠帥”來拒絕他。反觀,台灣女生是因為”個人的因素”而拒絕男性,台灣女性會因為”我不像男性一樣的聰明”這種自己因素而滅燈。第三,兩岸的主持人也不一樣。大陸的主持人單純就是主持人,他比較抽離節目,然而台灣的主持人比較像媒婆,而且很投入在節目中。 最後,兩岸的女性會使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示自己或拒絕男性,大陸的女性傾向化濃妝,穿衣也比較開放。但是台灣的女性畫的是淡妝,穿衣也比較保守。除了化妝與穿衣的不同之外,台灣女性在拒絕男性時面帶微笑;然而大陸女生則是用很驕傲地方式去拒絕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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