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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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外勞的開放議題在最近幾年不斷的被提起或是質疑，然而在眾多的討論中卻鮮少能看到在臺灣山區的不同農業區實際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在高冷山區的原住民傳統領域，多年以來都缺少各專業領域的觀察與論述，使得傳統領域地區的原住民農民成為政策中的隱者，在弱勢的身分與產業之下逐漸失語。 台灣梨山茶區所生產的烏龍茶為台灣最昂貴的經濟作物之一，其產區散布於台灣中部山區（以南投高海拔山區為主），因為高海拔茶葉獨有的清新回甘與產量稀少而聞名，成為許多農業投資者多年來持續熱衷的農產品，也因為產區幾乎全部都位在泰雅族的傳統領域之中，所以其中所造成的各種關係之原漢衝突一直以來都未曾停歇。尤其是在最近十幾年來，茶葉需求的增加以及逃逸外勞提供的低價勞動力進入，讓利潤競逐與成本控制開始在部落造成勞動模式的改變，衝擊到泰雅族人「同族互助」的精神，使得原鄉的泰雅族人遇到更多生存上的困境與價值衝突，而工作機會的緊縮更間接使得當地原住民群體之間的同族競爭問題逐漸浮現，這樣的競爭關係看似單純的商業與社會問題，但若是進入場域中仔細觀察，其實可以發現其中的衝突除了非法外勞的參與，許多時候也會介於不同「gaga」 信仰的地方道德之間。 當不同的gaga群體開始為了在山區生存開始爭取漢人茶農的打工機會，而且同時要面對工時超時與勞災風險的情況，且與一天不滿一千塊工資的逃逸外勞進行勞動競爭時，梨山茶區的泰雅族族人因為工作機會銳減，經濟狀況開始變得更為艱困。除此之外，擁有自耕能力的原住民茶農也面臨了是否要雇用部落同胞還是外勞當採茶工的困境，一方面必須面對中盤商剝削利潤的成本壓力，一方面又必須面對自己族人工作效率較差而且工資較高的互助壓力。而採茶工雇用的選擇結果也時常造成部落內部的意見分歧，將外部經濟問題延伸為內部的社群關係問題，從全球化的影響轉變成在地勢力的相互消耗。 而本研究便是希望從其中兩個泰雅族的採茶村落著手，進行初探式的全球民族誌研究，將部落個案與來自全球化的力量運用長期的田野訪談與拓展個案法進行一個探索性的研究，希望能讓原鄉文化的獨特關係在未來政策的思考上擁有話語權。 關鍵字：逃逸外勞、泰雅族、全球化、全球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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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皆面臨人口老化的社會變遷，我國亦不例外。觀之政府為因應照顧需求增加，近年來持續推動與發展長期照顧服務，而日間照顧服務為當中一環，其相關法規以服務項目、人力配置、空間建築、設施設備等為主，對於定價的討論與要求較無明確之依歸，使目前服務提供者在服務的收費情況尚無一致性的作法與共識。 因此，本文旨在針對我國日間照顧中心之定價相關議題討論，研究目的有三：(一)分析台灣日間照顧中心之收費現況和定價模式；(二)呈現我國日間照顧中心的財務來源與成本結構；(三)探討適用於我國日間照顧中心定價的參考原則。 本研究主要採用深度訪談，並加入次級資料分析，結合質性與量化的方法收集相關資料，期待使研究內容更豐富。為能了解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對服務與定價等相關議題的想像與看法，因此採立意取樣的方式，共邀請十位日間照顧中心主管人員與五位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人員為訪談對象，並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使資料蒐集過程兼顧研究架構，也能維持訪談內容的彈性和豐富。 結果發現：(一)我國日間照顧中心的收費標準呈現三種樣態，其一、服務使用者的失能程度別：區分為單一制定價模式與分級制定價模式；第二、日間照顧中心的服務對象類型：呈現失智型日間照顧中心的收費標準普遍偏高的現象；第三、區域別與收費標準差異：呈現從北而南，由高到低的情況。(二)上述三類之中，以失能程度別與收費標準是否互為影響的差異最為顯著，因而進一步分析單一制與分級制兩大模式對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和政府部門的影響，結果呈現兩種定價模式對服務提供者和服務提供者皆有利弊優缺，然就政府部門並無差異。(三)日間照顧中心定價的影響因素大致可分為：需求程度與付費意願、付費能力、市場價格、營運成本、國家政策五大層面。最後，依據本研究發現，提出對日間照顧中心定價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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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參與率和其他勞動者相比一直都呈現低參與率的狀態，而政府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勞動狀況也提供許多就業促進相關措施，期待可以改善身心障礙者的失業狀況。就業促進政策其中之一是透過每個月提供補助津貼，本研究旨在探討這種政策的效果。 目前和身心障礙者就業有關的服務有許多政策可以選擇，包括相關的就業支持服務、工作訓練與重建、就業媒合和現金補助。透過現金補助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的雇用單位可以透過每月的現金補助減少聘用成本，本研究也著力於了解現金補助政策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所扮演的角色及是否有發揮其政策作用。 研究者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負責承接縣市政府支持性就業服務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與企業單位代表。研究結果顯示，雇主運用現金補助津貼做為補充人事進用成本，且在選擇進用身心障礙者的過程中抱持著慈善心態而非基於人權的尊重。在這樣的政策幫助下，多數的身心障礙者在結束補助期程後也可能離開了工作崗位。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推行多年，但社會價值對於身心障礙者進入就業市場的想法與概念仍存有極高的刻板印象，對於身心障礙者多數的評價與印象多以需要幫助、無法自立、管理失序等看待。提供工作也多以同情、作善事等心態給予機會，而非平等看待身心障礙者具有工作能力。刻板印象與社會建構的障礙認知，影響了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發展與失去和他人相同的機會。透過訪談資料也表示雇主與相關的職場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仍是存有負面且傳統的刻板印象。對於身心障礙者平等的工作權和取得工作的機會仍是未被建立的。而如何減少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透過積極的行動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率，在本研究中仍尚未得到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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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原住民部落產業的發展限制與可能出路，以及探析部落的就業現況與限制，為了達此目的，本文採用訪談法針對信義鄉原住民教育菁英、產業經營者、社區組織成員及小農等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希冀藉由原鄉多元聲音的資料蒐集，能提出一些原鄉實況的分析資料，及發展出一些提升部落生活福祉的思考路徑。循此，本文依研究結果，提出幾項部落產業在市場經濟底下所面臨的挑戰及其可能的因應方式：1.部落產業規模小無競爭力，政府應協助部落進行產業連結和建構一個產銷平台；2.部落產業各自發展缺乏整合，因而未來應透過社區組織整合部落內外部資源和召集族人共創部落產業；3.部落產業行銷技術不足影響競爭力，政府應委託學者專家進行產學合作來陪伴與培力部落組織；4.資金取得不易影響創業機會，政府應協助成立「原住民銀行」提供低率微型貸款來促成部落族人創業；5.原住民族委員會權責有待提升，政府應將原民會提升為原住民族事務部來促成中央各部會配合其統籌規劃原鄉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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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在於探討五位被安置之性剝削少女，安置經驗在她們生命經驗過程中的意義。透過深度訪談，收集這些性剝削少女的生命故事與安置經驗，分析安置經驗在她們人生歷程的影響與角色。 台灣傳統以來，視兒童為親職關係一部分，兒童被視為是無獨立能力與權利的個體，因此，受性剝削之少女及其安置制度亦反映此種規約式思想。國家被視為監看少女行為之機制，而非權利保障之機關。 研究發現安置制度確實有存在的價值與其必要性，然而由於家父長式的意識形態及機構管理規訓需要，這些制度逐漸僵化失去彈性，脫離原先預設的立場，因此必須回到「兒少最佳利益」的核心價值，重新檢討和修正。本文希望能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的制度帶來一些思考方向，並供往後的政策發展作為參考。 本文藉由訪談五位性剝削安置少女的生命經驗，檢視現行性剝削安置制度對安置少年生命歷程的影響，並藉由批判反省作為政策執行者的社工處遇服務，探討可以游走於制度和主觀價值間的能動性（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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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高齡化的趨勢之下，中高齡者憂鬱已成為社會福利政策重要的議題。已有相關研究指出社經因素和社會支持是中高齡憂鬱的高預測因子。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主、客觀社經因素與中高齡憂鬱之關係，以及社會支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採用「民國96年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六次)調查」中54歲以上中高齡者，運用多元廻歸與路徑分析，探討主、客面向之社經因素與中高齡憂鬱的關係，以及探討社會支持在不同面向之社經因素與中高齡憂鬱之間關係的角色。有效樣本4,534人。本研究以教育程度為客觀的社經因素指標與自覺經濟狀況為主觀社經因素。社會支持則分為工具性支持與情緒性支持，中高齡憂鬱以憂鬱量表(CES-D)計分。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婚姻、獨居與否及失能程度後，首先，相較於客觀的社經因素指標(例如教育)，主觀的自覺經濟對中高齡憂鬱的影響較大；自覺經濟越好，其憂鬱程度會越低。第二，社會支持的調節、中介兩種效果皆存在於自覺經濟與中高齡者憂鬱之關係中。社會支持越多的人，其不好的自覺經濟對憂鬱的影響效果較小。而教育與中高齡憂鬱的關係中，社會支持只存在中介效果。意味著，工具性支持可以改善憂鬱的教育不平等現象。由於教育程度大多已於生命早期完成，教育所造成的憂鬱差異已存在於中高齡者之間，但可透過工具性支持的介入，改善中高齡者不同教育之間憂鬱程度的差異。第三，在自覺經濟對憂鬱的影響中，情緒性支持比工具性支持之調節/中介效果較大。推測可能是情緒性支持與憂鬱同屬心理層面的變項。另外，結果顯示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比中介效果大，意味著社經因素不必然與社會支持存有因果關係，社會支持的多寡不是由社經因素衍生而來的資源，可以由外在政策或環境提供，也可能是個人對社會支持的需求才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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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本身具有多樣性特質，無法以單一指標或元素來衡量，近年來國際上已有越來越多研究致力於多面向貧窮的測量。然而，我國貧窮測量研究雖然相當豐沛，但大多使用和經濟資源有關的單面向貧窮作為衡量基礎。有鑑於此，本研究應用Alkire-Foster計數法，計算多面向貧窮指數（由教育、醫療、環境、健康以及生活水準等五個剝奪構面所組成），分析我國多面向貧窮的樣貌。結果發現：1.同時考慮多面向貧窮發生率和貧窮強度，可避免多面向貧窮指數被高估。2.我國縣市之間的多面向貧窮指數分布差異大，貧窮縣市主要集中在中南部。3.剝奪構面在各縣市的減貧貢獻度皆呈現地區差異。4.貧窮組成要素之分解對辨識各類群體在多面向貧窮的嚴重程度有幫助，且剝奪構面在不同組成要素之分解，亦有助於找出對減輕多面向貧窮較有影響力的剝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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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本為一個重要社會問題，不論是何種人口群，只要具高貧窮風險皆需要受到平等協助。作為悠久的議題，貧窮相關研究仍不斷在進行，持續探究有助社會現象的釐清，而本研究則關注「育兒年輕戶長的貧窮問題」，年輕人口群在艱難的勞動環境中生存實屬不易，若又再加上育兒的責任，就更有可能成為高貧窮風險的家戶，因此，有需要確認育兒年輕戶長家戶的貧窮現況，使未來施政方向有跡可循，讓他們能夠得到實質的幫助。 本研究分析2014年家庭收支調查，探討育兒對家戶貧窮的影響，以及育兒年輕戶長的貧窮相關因素。結果發現，確實育兒將造成家戶之貧窮，隨兒童人數增加，亦會造成更高貧窮風險；年輕人口群並無特別貧窮，但育兒且為年輕戶長的家戶則是明顯較容易貧窮。因此，政策意涵上，應朝向解決育兒家戶的貧窮問題，特別是育兒的年輕戶長家戶更要多加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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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1) 探討兩性勞動參與、夫妻相對資源、夫妻相對工時、性別角色態度、教育程度、子女數，如何影響丈夫參與家務時間的比例。(2) 探討兩性勞動參與、夫妻相對資源、夫妻相對工時、性別角色態度、教育程度、子女數，如何影響家務分工的類型。(3) 檢視2002年至2012年間丈夫參與家務的比例，以及家務分工類型這兩個面向在影響因素上的變遷以及夫妻間的家務分工是否有因為年度的不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資料庫中，2002年第四期第三次，以及2012年第六期第三次調查。篩選出關於家務時間、家務分工、職業、薪資、工時、性別角色態度、教育、子女數等題組。2002年第四期第三次完成調查的樣本為1,983人，篩選完後有偶女性樣本為434人，有偶男性樣本為364人。2012年第六期第三次完成調查的樣本為2,072人，篩選完後有偶女性樣本為359人，有偶男性樣本為393人。 研究結果有以下5點發現：(1)在女性樣本中，妻子有就業、收入高於丈夫、個人教育程度越高都會增加丈夫家務時間比例。(2)女性樣本中唯女性有就業會影響家務分工的類型，其他因素皆無影響。(3)男性樣本中，妻子工時與收入較高與丈夫個人教育程度愈高時會增加自身的家務時間比例，而收入高於妻子與家中有1至2個學齡期子女時則會降低自身的家務時間比例。(4)男性樣本中，丈夫有就業與個人教育程度越高時，家務的分工類型會偏向非傳統分工，而丈夫收入較妻子高與家中有1至2個學齡期子女時，家務分工的類型會偏向傳統型分工。(5)女性樣本與男性樣本中，2012年相較2002年家務分工的類型有偏向非傳統分工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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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多數青年勞動市場相關的研究，大多聚焦探討青年失業情形以外，青年就業方面則以探討各類型的工作型態為多數研究所關注的，然而較少探討到青年工作型態影響薪資差異的研究，因此，在全球化日益明顯的趨勢，本研究將探討青年工作型態與薪資狀況，由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與社會學的不同尋職管道是否會影響青年工作型態與薪資，並檢視以下三個研究問題：(1)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分析，教育程度、工作年資、持有專業證照的類別以及接受職業訓練的類別如何影響青年工作型態與工作薪資。(2)從尋職管道的角度探討，不同的尋職管道如何影響青年的工作型態與工作薪資。(3)檢視2008至2012年我國青年就業者工作型態與薪資影響因素之趨勢。 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為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依據勞動部統計處所提供之「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該項調查實施期間為2008年至今已蒐集共三波的資料。本研究選擇2008、2010以及2012年總共三年度的資料作為本研究分析問卷，將可瞭解我國青年勞動市場的就業變遷趨勢。透過二元邏輯斯迴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檢視影響青年現職工作型態的因素，另外，將青年現職工作薪資以月薪計（萬元為單位），並將薪資取對數值以線性迴歸分析，檢視影響青年工作薪資的決定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1)從事典型工作型態的工作對提升工作薪資最有助益；(2)人力資本對青年工作型態與薪資仍具影響力，特別是其效果會隨專業證照以及職業訓練類別而有差異；(3)青年運用非正式尋職管道-弱連帶(師長推薦)求職有助於增加薪資，但是卻未能有利於進入典型工作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