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傳播學系電訊傳播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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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網際網路時代，人類各個生活層面皆受到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影響最大的就是伴隨著網際網路一起成長的青少年。根據許多研究發現，時下青少年手機持有率高，上網時間長，其目的多為電玩遊戲、線上聊天或社群網站。青少年近用網路之便利性，使得他們暴露在網路危機當中。據調查指出，青少兒在網路上最常受到的危害是洩漏個資，加上個資遭盜用或販賣、網路犯罪的新聞案件層出不窮，使得社會開始正視網路隱私權益。父母與家庭身為青少兒社會化最重要的機構之一，能帶給子女最直接的影響，因此父母的影響對於青少年關注網路隱私權的相關性為何，是本研究欲探討之目的。 本研究探討父母的影響對於青少年網路隱私關注程度與網路隱私權保護行為之關聯。試以人口學變項、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介入，來預測青少年網路隱私關注程度與其隱私保護行為。研究方法採用量化的紙本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市共5所高中（含綜合高中）高一至高三學生。回收之有效問卷為536份，問卷經信效度檢定、相關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檢定。 本研究發現高中生使用網路時間長，手機持有率高，有七成高中生平時使用手機上網。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介入方面，父母教育程度愈高，愈採取概念取向傳播型態；其中母親教育程度愈高，愈傾向評價型介入。社會取向之家庭，父母介入以規則制訂型為主；概念取向之家庭則偏向評價型介入，且對子女關注網路隱私程度與保護行為是有正面影響。青少年的性別與年級亦能預測父母介入方式，男高中生受到較多父母的規則制訂型介入，女高中生則受到較多評價型介入；低年級高中生受到父母較多規則制訂。 隱私關注程度與保護行為方面，女高中生關注網路隱私程度較高，且在使用網路時，設定網路隱私保護措施頻率也較高，男高中生則較容易在網路上揭露個人隱私資料。另外，父親教育程度愈低，子女對隱私關注程度愈高；且概念取向家庭之青少年對隱私關注程度也相對較高。最後網路隱私關注程度能預測隱私保護行為，亦即關注程度愈高之高中生，設定隱私保護措施頻率愈高，揭露個人隱私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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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與數位傳播科技的成熟運用，新聞報導以創新多元的面貌呈現，公民能夠參與新聞的產製與協作，使新聞報導得以更加快速地蒐集與廣闊傳布。然而，媒體競逐商業利益造成現今的新聞業充斥著廣告置入與即時新聞氾濫的媒體亂象。為了挽救這項困境，「群眾募資」是近幾年在新聞實驗中極具挑戰與意義的一項運作模式，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第一個新聞募資平台《weReport》作為個案，試圖了解「群眾募資」是否能為新聞業找尋到符合媒體型態的新聞產製機制。 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了解《weReport》在新聞群眾募資上的實踐，呈現《weReport》三年半（2011年12月至2015年6月）的發展軌跡與使用狀況，並透過質性的「深度訪談」探討《weReport》提案者的提案經驗以及群眾募資帶給新聞業的意義與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群眾募資增添的經濟層面，為獨立媒體人找尋到一項新的獲償機制；《weReport》的專業形象，媒合了同樣對於優質新聞有所期待的報導者與讀者，彰顯出新聞群眾募資與綜合型募資平台之間的差異；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新聞類的群眾募資使報導更符合問責的要求，去中心化讓群眾扮演篩選新聞的守門人，也是培養優質讀者群眾的一種可能。此外，群眾募資的回饋機制與資助模式，使獨立媒體人更加重視個人品牌以及經營讀者社群。目前群眾募資在新聞業上的運用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網站持續實驗中，未來有待觀察。而台灣的《weReport》仍在進行這項重建新聞危機的公民行動，期盼有更多的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提倡調查新聞與深度報導，提昇公民生活、健全民主政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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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網路的發展，使得在家購物隨之興起。在家購物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開展了購物的空間想像。已婚職業女性在職場與家庭間二頭忙，在家購物跨越的時空的特性，逐漸是已婚職業女性購物的方式之一。 本研究採深入訪談法，訪談六位有使用在家購物的已婚職業女性，從她們的日常生活，探討在家購物對已婚職業女性的意義；從居家的時間和空間而言，在家購物有何特殊性；並了解在家購物在職場與家庭生活中發揮了什麼作用，最後探討在家購物中，已婚職業女性與家庭成員的關係。 在家購物確實協調已婚職業女性的職場與家庭生活，然而也成為婦職操演的方式之一。已婚職業女性的在家購物行為，為了兼顧婦職責任，因此在許多購物行為，皆以婦職責任為出發。然而在家購物也抒解了已婚職業女性面對職場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但也讓已婚職業女性掉入消費社會的陷阱中，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接著又因為婦職責任，合理化這些行為。 然而有些已婚職業女性利用在家購物，劃分婦職操演與自我；或利用工作之餘偷渡在家購物的休閒時間。而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對婦職操演做反抗，取得較大的自主權。這些顯示出在家購物協調了職場與家庭的角色，卻也鞏固了已婚職業女性必須職場與家庭兼顧的既定印象。已婚職業女性的處境必須從根本的家庭權力關係與社會結構下著手，從家中共同協調家務與照顧孩子的責任，才能讓家庭與職場兼顧的既定印象獲得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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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Mattoni & Treré的「媒體實踐取徑」(media practice approach)，從2013年以後的反核大遊行之轉變，來分析反核團體如何藉由社群網站——Facebook，來翻轉反核運動的劣勢與困境，並從訪談資料和反核團體的Facebook粉絲專頁，來描繪出反核團體的社群網站經營策略。 研究結果發現，社群網站雖然具有低成本、互動性高和較強的傳播力等特色，但由於Facebook的基本精神是「以人為本」，強調接近真實的社交感受，使得每個團體會因為所面對的粉絲不同，而有不同的傳播策略，要使用一套經營策略來讓所有反核團體達到傳播效果，並非容易之事。除此之外，主流媒體的報導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社群網站只是有機會讓網路上的熱門議題成為新聞題材，未必絕對握有議題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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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傳播科技──行動裝置的日漸普及，它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人際互動的重要中介，並在人們的日常使用中融入生活脈絡。本研究企圖探討行動裝置獨特的「溝通中介」方式，如何延續、承接現代家庭關係的維繫，而這樣的互動脈絡，又會使家庭構築出什麼樣的新互動關係是我們關心所在。 本文以現代性的觀點作為主要架構，從巨觀的社會脈絡轉變談起，再敘述社會民主化氛圍由外向內的渲染，促使現代家庭內親密關係轉變的過程；最後則談論行動裝置與家庭關係維繫的互動過程。期許描繪出屬於當代社會，行動裝置與家庭維繫的動態脈絡。 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共進行了八個家戶的深度訪談。在文獻架構的基礎下，研究問題分別探討了「行動裝置的日常實作，如何使現代家庭的親密關係有轉變的可能」、「行動裝置是以何種溝通形式，承接現代家庭的溝通維繫」以及「現代性的脈絡之下，行動裝置如何重塑現代家庭的互動形式」。 研究結果發現，多數家庭皆有屬於自己家的家庭群組，而家庭事務的討論與決定，有朝向群組空間轉移的現象。透過「文字」為主的溝通方式，少了面對面互動情境壓力的影響，使家庭成員擁有「平等」的發聲權，開啟更多的家庭傾聽管道，使子女與父母之間更像朋友。再者，行動裝置的「行動」本質，加上瑣碎、片段，時而熱絡、時而冷清的對話情境，以及隨時、頻繁又無所不在的連結狀態，使人際關係陷入一種「隨時連結的牢籠」，家庭關係因而展現出既緊密又緊張的狀態。最後，行動裝置的互動中介下，家庭時間延伸成一種「無縫」的狀態，有如無時間性的無縫家庭；家庭空間無法再以單一實體家屋的概念概括，它如同一個帶著走的「家」，我們走到哪，「家」就跟我們到哪，是「指尖上的家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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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可以改變中國嗎？本研究以中國2003年起逐漸浮現的行動主義紀錄片（Activist Documentary）為研究範圍，並以創作歷程最長、產量最豐的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代表人物艾曉明作為個案研究，了解行動主義紀錄片與公民行動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首先耙梳2003至2014年間中國公民行動發展歷程，並整理中國政府在社會、新聞、網路的控制手段，探索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研究發現，網路的出現提供了中國公民行動生長的土壤，而輕便攝製工具的日益普及，也讓行動主義紀錄片逐漸在2003年浮現。 中國的行動主義紀錄片大抵有著幾個特點：（1）題材涉及敏感／禁忌議題，或是當下發生的爭議性事件；（2）記錄者同時也是行動者，拍攝紀錄片的目的是推展公民行動，引起關注、帶來改變；（3）影片被官方打壓而無法公開放映，但大多被上載到網路或以DVD發送，成為公民行動者傳播資訊和動員的工具。而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與公民行動的關係就像是「共生」一樣，當紀錄片在公民行動裡被孕育而茁壯，公民行動同時也受到紀錄片的影響而在形式和態度上產生變化。然而隨著中國維權系統的壯大，官方對公民行動的打壓也越趨嚴酷，目前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隨著公民行動暫時步入嚴冬。 艾曉明是廣州中山大學的退休教授、人權教育者、獨立紀錄片導演。本研究以艾曉明作為個案研究，梳理她的創作歷程、行動關懷，以及作為一名行動／紀錄者在中國的艱難處境。艾曉明所持的關懷始自學術背景，女性主義的訓練讓她看見社會中的不平等，並且力圖從個人的實踐中去改變這樣的不平等，在機緣與技術的支持下，2004年起她開始將紀錄片作為文字以外的表達工具，從最初只是作為女性主義教材的目標，到後來開始介入社會事件、公民行動，有意識地讓紀錄片具備動員和倡導的功能，協助推進公民行動，而這樣的行動實踐也讓她受嚴厲監控、遭禁止出境。 同時，本研究分析她「川震系列」五部紀錄片的製作背景、拍攝動機、影片流通與文本內容，發現這些影像不僅揭露被官方掩蓋的校舍質量問題以及被打壓的維權家長處境，更記錄了艾未未與譚作人的「公民調查」行動，而當譚作人被捕時，艾曉明仍持續追蹤審判過程，使得紀錄片成為了民間聲援譚作人、反思川震的重要媒介。 自2004年起，艾曉明持續超過十年的拍攝，累積近三十部紀錄片，它們都有著以「公民行動」為主題的共同點，呈現出中國公民行動者挺身維權的姿態、行動理念與遭遇到的困難，是當下推展公民行動的工具，也是中國公民行動發展的寶貴紀錄。而在中國缺乏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嚴苛環境下，艾曉明與其行動主義紀錄片的產製與流通，不僅是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也是對公民權利的聲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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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1983 年侯德健潛赴大陸事件為個案，分析當時的平面媒體─主流報紙及黨外政論雜誌，對於該事件的報導與評論，並依此探索媒介論述與國族主義建構的過程。本文引介批判論述分析學者Norman Fairclough 社會分析的三層架構：社會事件、社會實踐及社會結構，以彰顯不同政治光譜的媒體報導與評論的論述實踐、背後意識形態及其所再現的社會面貌。研究發現，侯德健赴大陸後，不同媒體的論述內涵，展現了戒嚴時期政治控制程度所造成的再現差異。主流紙媒在事件發生初期普遍輕描淡寫，意圖將侯德健的出走個人動機化，避談背後涉及的國族認同情結。然而，我們仍可以發現少數隱含「異議」的論述，遊走在觸及統治集團敏感神經的邊緣。而黨外雜誌則對於侯德健的認同情結有較多的著墨，但由此情結所引發的國族認同爭議，則摻雜了中國意識與台灣主體認同的複雜情 感，這也反映1980 年代台灣意識建構過程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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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平台從網店接收資訊及商品，送達給顧客，亦把資訊及金錢從顧客傳送給網店。商城平台由三個地方組成，包括前台，以及網店跟顧客各自的後台系統。 作為近年急速發展的互聯網事業，本研究以競合策略的角度分析商城平台、網店，以及顧客的互動關係。了解商城內參賽者、附加價值、規則、戰術，以及範圍的內涵，探討各參賽者合作或競爭之原因，試圖了解瓜分利益時的力量來源、方向及比例。 本研究以網頁截圖具體化網站結構及網購流程，採內容分析、田野觀察，以及深度訪談法， 瞭解各參與者的想法，比較及分析所得之內容，以期更接近事實。 本研究發現商城平台、網店，以及顧客之間存在競合關係，而商城維持力量的關鍵，是網購市場有其獨特的傳播情境，加上商城掌握平台通路，還有數據及資訊的流通。顧客因擁有生產資訊的角色而更有力量，評價是跟網店競合最直接的手法。網店可了解只有顧客才接觸到的網購過程、場境及資訊，令自己更具吸引力。未來研究可以探討新功能或延伸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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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阿里巴巴集團不斷發展壯大直至其在美國上市，阿里巴巴集團和其領導人馬雲也逐漸被台灣的媒體所重視。 本研究通過三大雜誌對馬雲和阿里巴巴形象再現的分析，發現在有關於馬雲個人形象的再現上，三者採用的論述框架較為一致，都選擇從馬雲個人的經歷出發，到其經營之道。《天下》和《商業週刊》都傾向於從正面的角度去塑造馬雲，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會採用描述其行動和引述第三者評價為主要方式，而且都採用直接宣導其身上優點的方式，而不是如《今週刊》在分析馬雲個人經歷時所採用的「克服困難」的框架模式。 在阿里巴巴集團再現部分，《天下》雜誌在報導阿里巴巴如何被評價時遵循了前面所提及的財經雜誌的一個固定框架：雖然很好，但仍有不足。而《今週刊》對阿里巴巴的報導比較偏向於防衛姿態，在其形象塑造上將其與馬雲自私、專權的一面結合起來，對阿里巴巴的前景也不看好，連最後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也是用《內憂外患 迫馬雲急赴美上市 》這樣的標題。可見《今週刊》在意識形態認同上仍然處於一種排斥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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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自1978年鄧小平宣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也出現、累積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在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底下，出現了被稱作「權貴資本主義」的特殊社會發展型態，隱藏著一味追求經濟繁榮所衍生而來的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衰敗、官員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等。社會的價值觀、道德觀、家庭關係等也面臨著不同以往的挑戰，追求物質上的消費和滿足讓中國社會產生了集體「向錢看」的生活目標，中國社會廣大的底層小人物們努力在社會中求生存，卻愈顯困難，且人們的心靈生活隨著物質生活提高反而更加匱乏，人與人互動冷漠，自我價值難以實現。 而電影作為一種理解社會的方式、反照真實生活狀態的媒介，在現今中國社會中是一項重要的參考指標。中國的電影產業隨著改革開放後發展快速，在中國電影史上過去曾經出現過許多以中國底層民眾為主題的電影，這些佔中國社會人口的大多數卻往往是權益最容易被忽視的一群人。 本研究藉由觀看在電影中再現出的社會底層小人物，試圖論證電影所描述的內容與社會脈絡的現況確有連結，分析電影中有可能呈現中國社會所隱含的問題。本研究以賈樟柯的《天注定》為文本分析案例，並運用電影理論家巴贊及其推崇的寫實主義理論、作者論為理論基礎，運用符號學分析方法對文本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的第六代電影導演因所處的時代脈絡與現有中國電影產業環境和體制無法相應，因而造就了他們轉將鏡頭聚焦在社會底層人民，再現底層小人物的生活狀況，以及社會因為轉型所衍生的諸多問題，可論證為是時代下造就了導演產製出此種主題的電影作品。 另外賈樟柯從過去到現今的作品一貫地維持自己對於社會底層的人文關懷，然而現今社會所引發出的問題，使他不得不開始增強自我的敘事風格，除了寫實的手法外，亦增加了符號隱喻以及暴力的美學。而《天注定》結合了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和符號的象徵寓意，再現了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真實生存狀態，以及其所遭遇的挑戰和困難，同時，藉由許多暴力的元素傳達出對於現今社會和體制的不滿，也運用影片中的符號寓意對社會進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