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經濟系國際經濟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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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鋁擠型工業發展符合未來金屬工業追求節能、環保的趨勢。過去鋁擠型市場的需求量並無深入的研究及預測，因此本研究收集相關數據，利用時間序列的迴歸分析方法，嘗試建立可以用來預測臺灣鋁擠型市場需求量的模型，同時進行模型驗證。 本研究資料，將鋁擠型市場的銷售量作為應變數，從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生產調查取得自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止，共計96筆的月資料，並以鋁擠型之相關產業，如金屬建築組件製造業、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動力手工具製造業、自行車製造業 金屬家具製造業、建築工程業、鋼鐵軋延及擠型業、鋁材軋延、擠型、伸線業、金屬結構製造業、鋁門窗月生產量、金屬表面處業、車體製造業等月生產指數，及工業生產指數作為預測變數。採用STATA統計軟體進行變數單根檢定、落後期分析等，找出適合用來預測臺灣鋁擠型市場需求量的自變數，最後再用多變量動態時間序列迴歸分析，建立預測模型。 研究結果顯示，考量落後期的解釋變數對被解釋變數有顯著影響，表示該產業對國內鋁擠型的需求並非在當期發生，可能透過間接需求的關係而延遲一至二個月才產生影響。同時，經過樣本外預測分析後發現，有三個需求模型的預測能力較佳，可做為日後預測臺灣鋁擠型需求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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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以 2001 年到 2007 年的 NFL 契約資料分析以延後簽約與教育水平作為球員能力訊號的效果。以新秀球員前三年的是否進入球員名單與先發場數做為球員能力的指標。在延後簽約這項訊號中，並沒有顯著的訊號效果。不過在實證結果中顯示，雖然對於選秀順位前兩輪的球員，教育並未出現顯著的訊號效果，但相反地，對後五輪的新秀球員是一項顯著的能力訊號。可以透過球員的教育水平預期球員的表現績效，實證結果顯示教育確實可以反映出球員的能力，進而證實了教育水平的訊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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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金融系統為經濟社會運作中重要的一環，一旦其發生問題，容易使整體經濟社會產生嚴重衝擊。金融危機即是自美國次貸風暴開始，演變成全球性之經濟危機，進而使金融系統風險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 本論文研究公司治理變數與金融機構系統風險之關係，選取2004年至2014年之台灣上市金融機構作為樣本，以Acharya et al.(2012)提出的系統風險指數(SRISK)衡量金融機構之系統風險。實證結果發現，公司治理變數中對金融系統風險有顯著影響的有董監事質押比率、大股東持股比率、獨立董監席次，董監事質押比率為顯著正影響；大股東持股比率、獨立董監席次則為顯著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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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失業率攀升與產業出現人才荒的問題來自於實際工資低於均衡工資，造成多數的求職者認為雇主提供的工資過低，導致無法聘請到人力。本研究使用雙尾隨機邊界模型將不同類型的產業區分開來，藉此分析整個勞動市場與不同的產業是否都出現了實際工資低於均衡工資的現象，而在工資無效率分配上的建構使用更具彈性的半常態分配，最後使用蒙特卡羅模擬來確認在有限樣本下模型是否適合。實證分析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2004年至2013年的｢人力資源附帶專案調查：人力運用調查｣，依產業特性將產業分為七類，而研究對象主要針對男性勞動者；由結果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整體或是各別產業，實際工資皆出現高於均衡工資的現象與開始的認定並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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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運用Mussa and Rosen（1978）及Itoh（1983）的模型設定分析，在垂直相關市場模型下，且醫療院所可能選擇只採用低品質藥品情況下，主管機關如何管制高品質產品價格上限和市場上產品的最低品質水準。本文探討高品質產品由本國廠商生產與由外國廠商生產對均衡的影響。 當高品質產品由本國廠商生產時，主管機關應將高品質產品價格上限訂在使本國廠商利潤下降至只生產低品質產品的水準，隨然本國廠商利潤下降，但小於消費者剩餘的增加，使得社會福利上升。同時當主管機關管制最低品質水準時，我們發現最低品質水準應管制與高品質產品的品質水準相同，才能使社會福利極大。 當高品質產品由外國廠商生產再進口至本國時，主管機關管制仍應將高品質產品價格下限，訂在使本國廠商利潤下降至只生產低品質產品的水準，雖然本國廠商利潤下降，但小於消費者剩餘的增加，使得社會福利上升。然而，同時當主管機關管制最低品質水準時，我們發現在高品質產品生產成本很小時，最低品質水準與高品質產品的品質水準有差異存在，才能使社會福利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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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陸業者為規避反傾銷，雖削弱中國輪胎業者在美國的競爭力，對於台灣輪胎相關業者，長期來看，大陸小廠應該會被淘汰，台灣輪胎廠商有機會進一步擴展市佔率，但是值此時點，國際輪胎大廠積極拓展在美國設廠，加上政府參與區域經濟組織(TPP與RCEP)及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排除貿易障礙的效果不佳，嚴重的影響輪胎的競爭力，台灣輪胎產業對於國際總體經濟惡化與貿易限制的應變機制與經營能力，確有探討與檢視的必要性，進而瞭解其經營體質，最後並針對實際狀況，提出策略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國內大型輪胎廠商共五家，總資產、固定資產、營業成本為投入項；以營業收入作為產出項，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探討各廠商之營運效率。 本研究分析五家輪胎廠商整體生產效率、純技術效率、及規模報酬情形看來：總效率來看建大表現最優，其次效率表現次佳是正新、泰豐；南港、華豐為總效率相對落後族群；技術效率表現最佳則為華豐，其次效率表現次佳是正新、泰豐、建大；南港則為技術效率相對落後族群；在規模效率來看，表現最佳則為建大，其次效率表現次佳是正新、南港；泰豐，華豐則為規模效率相對落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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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投資人對多角化策略的影響，以及投資人與多角化類型對企業價值與非系統性風險間的關係。研究樣本為2010至2014年的台灣上市櫃公司。本研究發現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不僅對上櫃公司的多角化決策有影響力，對於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也有正向的影響力，對上市公司的非系統性風險則為負相關。而前五大股東持股對多角化策略並無顯著影響性，但對上市公司的價值與風險皆有非線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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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VIX指數、S&P500指數與歐元間之動態關係與領先指標。並利用變異因果檢定、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共整合檢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檢定與衝擊反應函數等實證方法探討其關聯性。全樣本期間為2007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研究期間進一步依市場結構的異同分為金融海嘯、歐債危機與歐債危機後等三段期間。 實證結果指出，(1)在變異因果檢定下，金融海嘯期間S&P500指數會影響VIX指數並且間接影響歐元的波動，而歐債危機與歐債危機後則是VIX指數影響S&P500指數，亦即重大金融危機時S&P500指數扮演了經濟的櫥窗，但是投資人仍可以在美國以外的危機事件注意VIX指數改變的訊息。(2)共整合檢定下，三段期間都沒有共整向量是因為海嘯期間市場訊息的混亂與海嘯後美國聯準會與歐洲央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變數之間不存在長期均衡之關係。(3)在因果檢定下，三段期間的共同點是VIX指數皆會單向領先歐元，VIX指數過去的訊息有助於預測歐元的走勢，而且在歐債危機後也會單向領先S&P500指數，亦即該指數在不同氛圍下扮演投資人情緒的領先指標。而S&P500指數在金融海嘯期間影響歐元的程度最為顯著，再次反應了股市在重大金融危機期間扮演著經濟風向球的角色。(4)衝擊反應分析下，歐元在歐債危機期間受到VIX指數的衝擊比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後的影響來得大。 在全球貨幣戰爭帶來金融體系擾攘不安的隱憂下，投資人應持續關注S&P500指數與VIX指數的走勢，才能在不同的環境下使用合適的領先指標來因應價格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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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Granger因果檢定並結合衝擊反應分析，探討金融海嘯發生的前後於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台灣基金市場全部以及各個分類的股票型基金淨負現金流量、基金淨正現金流量、基金淨值、基金報酬與台股股價報酬之月資料的因果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在基金淨負現金流量的部分，在金融海嘯後因為短期內中小型股票型基金淨現金流量減少而帶動股價下跌，平穩期間則呈現反轉現象；科技類股的股票型基金的部分在平穩期間基金淨現金流量的減少而帶動股價下跌；價值型股票型基金的部分則是短期內股價下跌而帶動基金淨現金流量減少，而長期則呈現反轉的現象。在基金淨正現金流量的部分，在金融海嘯前股價上漲將帶動整體市場與中概股的股票型基金淨現金流量增加，科技股的股票型基金的部分則為減少，而中概股的股票型基金現金流量的增加反而會造成股價下跌；而在金融海嘯後的中後期股價上漲會帶動價值型股票型基金淨現金流量增加，且互為反饋關係，對中概股股票型基金的部分則是減少。在基金淨值的部分與股價報酬之間不顯著，故推論基金淨值的增減可能因為投資人注入資金的行為不一定會受到市場的外部衝擊而影響，所以對基金淨值的增減不若基金報酬來的顯著。在基金報酬的部分在金融海嘯後短期內推測因為基金經理人適當的投資策略，帶動整體市場以及一般類型的股票型基金的報酬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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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呈現高速成長，其表現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焦點，甚至現在已被視為美國經濟上的勁敵，所以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是否遍及亞洲國家，甚至已明顯影響美國已成為許多人關注的議題，因此本文將藉由中國對外匯政策的改革來進行探討中國崛起過程中每個階段的影響力，並以因果關係檢定來分析中國對其他東亞國家和美國的股價與匯率的變動是否具有關聯性，進而佐證中國經濟崛起後對區域、全球經濟版圖具有多少程度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期間一時，中國因採取固定匯率政策且較為封閉，所以與東亞其他國家較無互動影響。而期間二時，各國間的互動變頻繁，主要是因為此期間美國產生了次貸風暴危機，且中國也在此期間進行了大幅度的匯率制度改革，使其對外漸漸開放，所以中國對東亞的影響力也在此時開始增加。期間三時，中國對美國的匯率兌換單邊波幅逐漸開放，且中國的經濟已經成長至一定的水準，造成中國開始具有影響美國的能力。期間四時，中國再次擴大兌換美元的單邊波幅，而結果顯示中國仍具有影響美國的能力，對東亞國家也都出現了影響能力，這代表現今中國已經具有對外的影響能力，投資人在投資東亞與美國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成為必須考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