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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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legitimacy）是統治階層自覺提出，並經被統治者認可的行使權力的根據。若從歷史脈絡加以考察，正當性也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的重要對象。在中國中古前期（約三世紀中至六世紀末）南北分裂、政權更易頻繁的格局下，統治階層多試圖藉用各種資源與途徑，論證政權的正當性；對正當性的追求，是其時政治文化的一個顯著現象。本文析論南北朝晚期追求政權正當性的實態，從禪讓書寫、「王氣」論述，及隋文帝（541－604）對政治忠誠和「天道」的態度與舉措等幾個側面，描繪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並為中國中古前期許多相關課題，提供一些有益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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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從「現代性」的視野與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出發，解讀中國近代神學思想家倪柝聲（1903－1972）的思想，藉此賦予倪柝聲研究不同的解讀方式與詮釋立場。本文認為，如果沒有注意到西方啟蒙運動以降之人本主義的思想背景，則將會忽視倪柝聲思想中若干重要的批判面向及其思想史的意義。從「現代性」的視野與思想史的角度理解倪柝聲，實有助於掌握中國近代基督教思想史的若干不同面貌。本文即是對此構想提出嘗試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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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爬梳蔣中正（1887－1975）掌權以來留存的演講、書告、檔案、自記，並參酌相關回憶，以長時間來看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為何？建立的方法為何？此與其統治方式有何關係？對民國史之發展又有何影響？本文指出，蔣中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與現今吾人「一般」熟知的現代國家──工業化、民主化、政黨政治國家不甚相同。蔣所認識的現代國家為能屹立於現代世界的國家；其認定現代化就是「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即「軍事化」。現代國家唯一之特質，為「全國總動員」，其生命力為教育、經濟、武力（軍事），建立現代國家須由此著手。教育是連結經濟與武力的總樞紐，為建立現代國家之根本；軍事方面，須致力軍事集權，並由軍事機構領導，由此建立組織，再推而廣之；經濟則以重視資本、組織土地以及健全財政機構為要。蔣中正思想中的現代國家須由其領導，並以其為核心建立組織、紀律。從蔣欲建立現代國家之脈絡，我們或可嘗試跳脫權力慾望、政治鬥爭的角度，由另一軸線檢視其作為，其許多擘劃、行徑，或可由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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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聞名的作家、戲劇工作者張深切（1904－1965），早年曾有一段參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4－1928）的澎湃歲月。針對這段歲月，張深切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寫下了回憶性文字。然而，受到白色恐怖政治氛圍的影響，前揭文字顯得隱晦不明。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界對臺灣人參與中國革命運動的考察，每置於中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框架，但鮮少觸及臺人在運動中的挫折或活動後的幻滅感。晚近另一研究趨勢，則是著重臺灣認同的形塑過程，但稍少留心中國政治因素的影響。值此學界談論「告別革命」、重新詮釋諸多近現代史課題的今日，重讀張深切隱晦的革命回憶，或有必要。當然，在表面的激昂革命口號外，本文更感興趣的是：一位涉世未深的臺灣青年，佇立於動亂頻仍的中國，如何面對認同、政治與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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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自立國以來便持續推行斷屠政策，目前的研究多將此一政策解讀為宗教性的行為，但政策的制定必然有其複雜的考量，以因應龐大帝國的運作，並且適應各時各地的現實需求。每一道斷屠政策隨著時空的不同，其背後是否有不同的動機？為解答此問題，本文收集唐朝政府頒布的五十餘道斷屠政策，依照頒布的時間排列，觀察斷屠政策的整體演變。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宗教因素與皇帝誕辰忌日固然為政策制定的原因之一，但斷屠政策同時也反映唐代不同時期牲畜供需失衡的問題：國初是為了重建，保護具有勞動力的牲畜；盛世則是飲食習慣的改變與對外戰爭的消耗，導致需求大過於供給；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失去西北畜牧區，對內控制力亦削弱，為了維持耕牛數量再度採取國初保護生產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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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庫藏制度，尤其是中央各銀庫，經歷從無到有、收入擴張，並且利益糾纏不清的過程，同時又伴隨賦役折銀和一條鞭法改革。對中央各銀庫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明代財政史中的賦役折銀，與國家財政需索間的關係等重大問題。雖然學界已從太倉銀庫轉為關注其他銀庫及其互動，但是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承運庫是中央銀庫中的第一個庫藏，既有內外之分，又有南北之別，但因典籍記載的混亂失序，導致今日對其名實的認識不清，影響進一步探討明代財政機構和財政變遷的空間。本文考辨文獻記載，認為明代承運庫即外承運庫的簡稱或習稱，從而奠定進一步研究庫藏制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