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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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在辨析宜章南部黃沙、栗源、笆籬三堡設置的基礎上，看重探討明代衛所制度與地方州縣的互動關係。明初，在平定南嶺山區的叛亂後，政府開始有序地在郴桂南部佈署邊防，宜章南部三堡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所設立。三堡軍人最初只是築堡戍守，宣德年間下屯令實施後，在衛軍旗打著佔用里民故絕地方的旗號，隨屯而居，與民居錯落相間。伴隨著在衛軍旗的發展，原生聚落形態受到不少衝擊，軍民矛盾日益激化。之後憑藉正德年間平定郴桂南部大動亂之機，一方面軍衛極力維護與州縣關係較密切的「良民村舍」，另一方面一些州縣原有聚落趁機進入軍衛系統。與此相表裡的是，軍衛也逐漸融入當地社會。而軍衛在原有基層社會的發展，不免會損及州縣利益。到萬曆時，宜章知縣黃應芳重新編訂里甲，清丈屯田。此後，三堡的發展進入平穩期，以「屯田所」為組織的單位開始出現，這一格局直至清初衛所改制，仍對當地社會影響巨大。本文希望通過以上個案考察，充份展示明代衛所軍屯制度的諸多變化，並從空間的層面把握衛所與州縣基層村莊之間的複雜關係，以推進衛所制度與基層社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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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藉由通事吳鳳的個案，說明清廷對於臺灣熟、化番通事制度的演變過程，也提供審視在帝國邊緣之外游移的人群如何建立秩序的實證研究。18世紀初清廷在沿山地區實行的番界政策，表面上投射出清帝國體認漢人越界私墾引發衝突的焦慮，實際上在考量界外化番貿易需求下，番界從未成為杜絕人民穿越帝國邊緣的阻礙，反將越界者帶向利用國家制度合法建立界外秩序的道路，即對「化番通事制度」的利用，這也是雍乾以來通事權力擴張的真正原因。在番界外的族群互動呈現不穩定、複雜的現象。越界漢人與阿里山番人兩者企圖在糾紛衝突與妥協納租中建構相對穩定的互動關係。當兩者失衡時，獵首成為番人對漢人侵擾的報復；而山區漢人則利用防番信仰的建立，與番人展開界外生存空間的競逐。是故，吳鳳信仰的形成與擴張，代表著19世紀以來漢番界外勢力消長的過程。19世紀嘉義沿山邊區村落形成過程，展現了漢移墾者以通事制度下「阿里山番租」繳納、吳鳳防番信仰建立等多重機制，與阿里山社（鄒族）進行互動，從而形成界外邊區地方秩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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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一個一家兩代具有海外移民經驗並與國內家庭保持密切聯繫的跨國華人家庭，希望從具體的家庭的個案來展現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社會間的跨國、跨區域的互動關係。本文利用的資料主要是陳遺恩家族在解放前寄回家鄉的近100封僑批。通過對這些僑批文獻的深刻解讀，結合相關的田野調查，本文呈現出一個跨國華人家庭如何在經歷各種嚴峻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考驗下生存下來。這說明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移民家庭旺盛的生命力及兩地社會互動結構的恆穩性，同時也反映了跨國華人家庭、跨國華人社會內部特有的生存機制。陳遺恩家庭的個案研究，為我們重新反思海外華人史研究的民族國家理論框架並引入跨國性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實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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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湘南暴動者」李宗保的故事被敘述為三個版本：「暴徒」、「土匪」變為「識時務者」後又變成國民黨當局的「叛徒」；「革命者」變為「革命叛徒」；「勞苦者」，「打抱不平」為維護宗親利益與當局妥協，最終被妻子借政治鬥爭謀殺。1949年後，第二種說法成為主導性敘事。1980年代後，官方視其為身份曖昧的「地方名人」。1990年代中期後，村民趨向弱化其政治色彩，而突出敘述其個人能力及核心家庭狀況。透過這些故事版本的差異，國家政治話語與鄉村社會道德話語間的差別以及鄉村社會轉型的過程，得以呈現出來。同時，這種敘事差異也說明，從歷史敘事反觀敘事者及其社會，或可成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微觀研究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