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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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桐封弟」是一個關於西周成王分封的故事。文獻中存在封晉與封應兩個版本。封晉版在後世十分流行，封應版則鮮為人知。封應版始見於《韓詩外傳》，或可能出於荀子之說。封晉版始見於《呂氏春秋》。「剪桐封弟」故事的原生地域可能與應國相關，封晉版的出現，則是與春秋早中期之際晉南、晉東南區域政治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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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雲南夷民所發動的鐵索箐動亂來討論明朝基層土官制度與相關治理政策對山鄉政治生態所造成的衝擊。鐵索箐位於濃西大理與姚安之間一大片的叢山峻嶺之中，自明初統治以來，夷民動亂先後持續了約二百餘年。由於該山鄉周邊生產豐富的鹽井、金與銀礦，山鄉夷民多以負鹽貿易為生，四周土酋亦多以山區為中心相互結盟。明朝統治雲南以來，設置鹽井提舉司、衛所以及土巡檢於沿山四周。此地先有姚安土官自久反明，後雖平息，但此後山鄉擾攘不止，史冊多以掠奪者視之，並以鐵索箐賊名之。本文試圖從山鄉社會的角度，來談明朝治理時山鄉夷民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以及後來夷民被編整到不同政治體系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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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明清安徽涇縣張香都朱氏系列族譜關於「入譜權」的規定為分析樣本，指出不同的族譜文本對於「入譜權」問題的詮釋差異很大，甚至出現彼此相互角力的情形。出現這一情形的背後，蘊藏的是宗族不同分支之間的話語權爭奪和利益訴求表達。進一步分析，本文認為，隨著明清宗族制度逐漸成為基層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作為宗族建設的基本文獻－族譜，也就超越了登記世系、「敦宗睦族」的一般文化意義，與宗族制度相配合，具有了服務於基層社會運行的、包括人口登記在內的溢出性功能。正是族譜的功能溢出，吸引了各式權力積極介入族譜爭奪話語權。透過涇縣樣本，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明清時期，族譜這一似乎神聖的宗族「憲章」與世俗的「權力話語」深深地交織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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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由帝制國家向民族國家轉型，在滇西邊境土司地區的深刻表現為，由土司屬地定義國境範圍變為國界決定土司屬地範圍，境內土著由邊夷變為國民。轉變始於英殖民勢力突然而強勢的「衝擊」，無論是國家還是土著對此都未有足夠的準備，由此出現中英滇緬邊案會審制度。會案制度是在滇、緬分界後，中、英兩國指定職官，每年蒞臨邊界組成案庭會審邊民過界案件、協商邊務的制度。會案制度從1901年持續到1942年日本佔領緬甸前（有間斷），強化了國界、國家與主權的觀念，也界定了邊民的「國籍」身份。土著在一次次會案的參與、觀摩與言傳中，培養了國界與國家意識。在國家轉型進程中，土著政權成為國家構建中遭歧視與排斥的對象，難以起到本境與新的國家形態整合的作用，然而，卻在中英競爭的夾縫中得以延續。在此多方博葬中，邊民利用兩境政治差異，甚至「改變」國界，謀取生存空間或生計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