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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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能夠反映出一個文明其有成熟歷史觀念的，唯有紀年記錄和敘述性的歷史記載而已。因此，若欲探究商周時期的歷史觀念如何形成，即必須特別看重於甲骨文、金文文獻中的紀年傳統遺蹟。本文主要從三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觀念形成問題。一是商周文獻的類型、結構，以及其中「歷史記載」的痕跡；二是文獻中關於時間的記錄方式，以及「歷史時間」觀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務的演化。就第一項問題來說，現有三種商周文獻：甲骨文、金文、簡冊。其中，甲骨文沒有與占卜或祭祖無關的記錄，甲骨刻辭也沒有歷史記載的目的，因此不能當作「歷史記載」。青銅器銘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與歷史記載根本無關，但發展至西周後半葉，許多銘文中已含有歷史記載的成份。殷商、西周時期的簡冊雖已不存，但從甲骨金文可知，「冊」都是祭冊和禮冊，並不用以記事，然而在西周後半葉，禮冊也出現了與銘文相同的發展。就第二項問題來說，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週期性的「自然時間」觀念，殷商時還有另一種「祭禮時間」的週期概念。直至西周後半葉，才有足以稱為歷史記錄的紀年文獻出現，這也是「歷史時間」觀念形成的重要標誌。因此，中國編年史始於西周晚期，不過一直要到戰國晚期，「歷史時間」觀念才變得完整而成熟。就第三項問題來說，史官記錄國家大事的傳統應該也始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時代。若考諸《尚書》、《逸周書》等傳世文獻的用語，其中年代最早的內容，同樣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論從各方面來看，中華文明歷史概念之形成都指向完成於西周後半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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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圍繞一組氣勢恢宏的木刻屏風、一個「御賜屏風」的傳奇故事、一種「賢壽宴」的鄉土禮儀傳統，講述了清代中期以來廣東省城附廓的一個鄉村宗族，如何積極響應朝廷加強鄉飲酒禮、實施鄉村教化的號召，運用王朝國家的正統禮儀來創造新的宗族禮儀。圍繞著這個新的宗族禮儀，他們靈活地運用聯壽宴飲、製序稱壽、石刻銘文、御賜屏風、口頭傳說與附會臆想等鄉土機制和文化策略，來發明傳統，改造禮儀，操縱社會記憶，建構出地域社會中強宗大族的社會形象。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權力精英在不同歷史情境下，運用不同的文化策略，賦予同一段聯壽序文不同的社會意義與文化想象，創造出多姿多彩的鄉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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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嘉興府濮院鎮為例，對濮院數部鎮志進行細緻梳理，特別是對《濮川志略》進行深入剖析，從而描繪了有關濮院開鎮的兩個故事－「鳳棲梧桐」和「御賜鐵券」創造的背景和過程。通過對濮氏創作「開鎮」故事動因的分析，窺視多姓共同管理市鎮的權力格局，在明中期受到來自元代巨族「後裔」的挑戰，上演了新的地方利益爭奪戰的「實景」，進而重新認識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發展中「建鎮」模式漸趨同一這一現象，及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經濟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