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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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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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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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採用考古學回訪方法，全面梳理了1916年發現的龜崗大墓和1931年發掘的貓兒崗墓葬的清理過程和收穫；通過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廣州秦漢時期墓葬發現的比較，重新釐定了兩座墓葬的位置、形制和物質組合等特徵，推斷了兩墓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貓兒崗墓葬應屬東漢時期的普通墓葬，而龜崗大墓可推斷在南越國時期，但是與南越王無關。由於兩墓曾經先後被認定為南越國君主墓葬，本文進而以兩墓為例，討論考古學材料如何用於歷史建構。歷史考古學資料的真正價值不在於證實或者證偽文獻，而應該是獨立於文獻構建歷史的敘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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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時期，山西社會中佛道組織與地方水利系統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佛道人士的特權地位、組織勢力和經濟實力，與其對重建地方社會的貢獻相輔相成，成為他們在地方水利社會中威信的來源。許多寺觀住持成為地方水利組織的管理者，領導地方民眾開挖渠道，主持日常的分水和渠道管理事務，有的甚至能制定僧道寺觀優先的用水秩序。在水神信仰領域，僧道組織也在水神祭祀、神廟管理和水神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對地方水利系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末明初以後宗教組織在地方水利系統中角色的淡化，與佛道人士失去蒙古統治時期享有的特權地位，及鄉村社會關係和宗教秩序的重組相關。在這一過程中，水利系統中的水神祭祀空間與佛道寺觀逐漸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