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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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清代臺灣中部著名的熟番部落岸裡社為例，試圖說明不同的族群如何進行文化建構以強化土地的支配權。作者首先究明岸裡社之大甲溪南墾地的地權來源並非以往所認為的「政府∕皇帝賞賜」，而是來自於18世紀初政府鼓勵開墾荒地的規定。岸裡社從政府手中獲得龐大土地的勢力擴張，在雍正九年時導致了中部地區廣泛的熟番叛亂。這場長達一年的動亂和鎮壓徹底改變了中部地區的權力構造，並導致了地權紛爭的再次出現。「政府∕皇帝賞賜」說是在18世紀末，當部落陷入內部的權力鬥爭以及外部漢人的農墾壓力下，才逐漸被建構出來的。與此同時，漢人在面對熟番的訴訟抗爭以及國家保護熟番的政策立場，也開始將他們的地權來源建構在漢番婚姻關係、開墾有功（增加國家稅收）以及深獲皇帝讚賞之上。此外，熟番對於地權的建構也為地方官員所接受，並在司法審判中援引為判決之基礎。熟番地權來自於政府賞賜的說法，終於在19世紀後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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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邊界」問題在學術界有相當熱烈的討論。本文以清代鹽政中的「淮粵之爭」為例，從歷史學的角度回應學術界對「邊界」的討論。「淮粵之爭」是嘉慶、道光年間兩廣鹽區與兩淮鹽區之間圍繞着鹽區邊界等問題而展開的，以江西、湖南、廣東三省交界地區為中心的衝突。兩淮鹽區與兩廣鹽區之所以在這裡產生衝突，是因為兩淮鹽區一直認為兩廣鹽商在此邊界地區走私食鹽，侵入淮界，導致淮鹽銷售受阻，妨礙兩淮鹽區鹽課的完納。衝突過程中，鹽區邊界成為各種勢力借重的政策性概念，兩淮鹽區力圖守界，兩廣鹽區力圖破界，地方官、鹽商均在此過程中呈現出複雜歧異的邊界觀念，並最終使王朝明晰地將邊界區域化，展現出傳統社會邊界的另一種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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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對江西萬載縣300年間跌宕起伏的土客衝突－國家應對的細緻展現，把土、客矛盾所引發的一系列衝突事件納入地方社會的權力關係中去分析，考察基層社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與區域社會變遷的關係。明末清初萬載的移民運動與地方動亂交織在一起，「棚民」大規模捲入動亂，給地方社會造成了嚴重破壞，遭到了官方和土著嚴厲的驅逐。清前期移民的入籍過程是一個他們與土著、國家之間較量、迎拒的動態過程。當移民和國家取得認同之後，清中期土、客矛盾開始全面暴露，他們之間的衝突構成了地方社會的主線，最終導致土、客兩大族群的形成。清後期直至民國後期，在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下，亦在國家政權力量的干預下，土、客雙方逐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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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部尚書」信仰是流行於閩江下游地區水上世界的主要民間信仰之一。這一信仰及其廟宇和儀式體系的形成過程，是在明清以來地方社會與國家制度變遷的背景中展開的。由於其神化的語言多來自於「水上人家」及「走水」商人，而其神廟的建立又與陸上社會的社區權力密不可分，因此，「水∕陸」、「水上人∕岸上人」、「曲蹄仔∕商人」等社會分類與身份認同的表達與轉換，就成爲貫穿於整個廟宇與儀式傳統發展脈絡的族群話語，並呈現出區域性特徵以及以參與權爲核心的一系列等級格局。「岸上人」與「水上人」在象徵性資源的爭奪中不斷自我定義和被定義，並在地方性傳統的影響下策略性地進行着靈活的文化實踐；同時，地方社會本身也在這種實踐中相應發生着變化，使得以「迎船」、「迎神」及「扒龍舟」等儀式傳統爲紐帶的文化網絡的建構始終具有內在活力。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族群的界線和話語不斷地被創造和表達；另一方面，地方社會的各種構成要素，如家族、地方精英、生計模式以及國家制度等等，也在不同時期被不同人群揉進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實踐之中，共同塑造地方社會中的多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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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筆者在廣州中山大學八十週年校慶活動的演說稿。在演說的過程中，我無意對漢人的區域研究提出一個理論範式，也不可能對過去所有研究有一個全面性的觀照。主要的重點是從中山大學的地理位置與學術發展過程中，表達個人對跨區域比較研究和歷史人類學的重視，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掌握漢人社會文化的基本特質，以及所謂的「漢人」在不同時空的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