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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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人熱衷於呈現海鮮的多重意象：從名不見經傳的方物到沿海州縣地方志必載的物產，從不知名狀的怪食到眾相誇口的市井美食、文人雅士的談資，從蠻夷、賤民的陋食到士人間流行的禮物、御宴上的佳餚，從異域珍奇到中國菜式，從南食到京味。變化的眾海鮮相其實折射出唐宋社會文化與士人認知體系的轉型。這一轉型涉及多種性質的空間移動（南北、城鄉、央地、海陸）以及其間權力關係網絡的構築，因而也與「勝利者言說」造成的虛空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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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運用22科明代進士登科錄擷取的6,332名進士的三代履歷，統計分析得出：「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佔約總數50％；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也約略50％。」近年來，拜大陸圖書資料開放之賜，我得以運用57科明代進士登科錄擷取的15,528名進士的三代履歷，重新統計硏析明代社會向上流動。由於分析樣本科數為何教授的2.59倍，人數為2.45倍強，而且補充何教授分析樣本所缺的建文、宣德、正統、景泰和天啟等五朝的樣本；本研究所運用的樣本不但數量大且分佈均勻，取樣全面得多。分析得出的結果是：「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佔約總數56％；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為44％。」確認了何炳棣的論點：平民向上流動機會佔了整體官員的一半以上，再度證實了明朝「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的傳統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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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普渡、繞境儀式活動係臺灣漢人社會的重要民間信仰活動，19世紀初岸裡熟番的建醮（俗稱做醮）固然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卻有其獨特的一面。本文利用岸裡熟番建醮的文獻，進行清帝國介入後，「岸裡行政社群」（指岸裡大社轄下各部落）的形成及其社會生活實態的釐清，指出：（1）在岸裡公館舉行建醮活動（而非一般漢人社會在廟口或有應公廟等祭祀無祀的廟宇舉行）；（2）建醮日期選擇漢人信仰的「天公生」、三界公生日及土地公頭牙之後（非漢人於收割農閑之時）；（3）醮域以岸裡行政社群為主（非漢人重視的血緣，地緣，祖籍或水利關係）；（4）經費由捐款而來（非收丁錢）等不同於漢人俗信的特色。由岸裡大社主辦、各部落菁英主導的建醮活動，顯示其統合在岸裡行政社群下的跨部落關係。由清乾隆年間岸裡部落多次內部派系之爭，岸裡社、樸仔籬社因界外交易及土地經營問題互控，以及嘉慶年間阿里史社人潘賢文競爭通事職位未果，帶領該社人遠走蘭陽平原，則說明其内部存在裂隙。而在建醮捐款活動中，屯丁以「社」為捐款單位，個人捐款也冠上「社」名，一則說明各單一部落認同仍高於政治力作用下（行政社群框架）的新關係，一則顯示番屯制度施行後的跨部落權力結構亦未取代單一部落關係。從各類宗教事務，主要由各部落具有功名及（曾）擔任部落公職的社人出任，頗類似漢人社會的仕紳階層，往往也是民間信仰重要的參與者，說明岸裡社會已有明顯的社會階層化現象（不同於傳統較平權的部落社會）。本文一方面考察岸裡熟番如何將漢文化與傳統習俗接軌，一方面釐清清帝國介入後的部落權力重組及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衝擊。透過建醮活動，不僅得以一窺岸裡大社改宗西洋基督教信仰前，接受漢人民間俗信的面貌及其如何疊加、揉合傳統文化因子的現象，也可考察岸裡行政社群的內部關係及部落社會階層化現象。雖然清帝國在制度上對部落內部權力、社會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在心理層次（認同）的改變則不然，即社會文化未如制度面那麼具體及容易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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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秀山縣梅江鎭民族村位於貴州省松桃縣，湖南省花垣縣接壤的苗疆邊緣地帶，在這一地域中居住的苗族對自己的族源有着獨特的傳說，這是觀察華夏以及蠻夷（苗疆）的內部認同與外部區分的切入點。通過對族源傳說敘事模式的梳理，可以看到該地域的苗族族群在族群歷史的自我表述中所隱含的歷史記憶；同時，通過當時的地方與國家，蠻夷與華夏的互動，可以窺見在不斷表述的歷史記憶背後所蘊含的「不表述」的結構性遺忘。正是通過記憶與認同，遺忘與區分的探討，可以對「華夏邊緣」這一研究範式所提出的「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的族群歷史敘事模式作出更為深入地思考：在半溝苗族所處華夏、土司、蠻苗並存的苗疆邊緣地帶，從蠻夷到華夏，形成了苗（生苗）、蠻（熟苗）、土（土司、土官、土民），漢一層攀一層的認同攀附格局；而與此相對應，從華夏到蠻夷，則形成了漢、土（土司、土官、土民）、蠻（熟苗）、苗（生苗）一層貶一層的區分模式。族群的認同與區分，基於共同的族源敘事，而族源敘事又基於共同的歷史記憶和結構性遺忘，這一切都取決於族群所處的社會情境。這不僅決定着半溝苗族對遷徙故事的記憶和講述，更決定着對其盤瓠族源和清代歷史的選擇性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