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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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明代中期流行於西寧至安定衛、哈密一帶的噶瑪噶舉派對哈密忠順王繼承人選具有重要影響，明廷亦借助噶瑪噶舉派籠絡嘉峪關以西各處羈縻衛；從青銅佛教造像研究出發，綜合分析造像的藝術風格特徵，認為哈密博物館藏青銅鎏金綠度母造像大約鑄成於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早期，青銅白度母造像大約鑄成於15世紀，兩尊造像表明明代哈密應有藏傳佛教信仰存在。根據清代哈密回王家族的早期傳說，本文判斷1605至1606年中亞布哈拉汗國的伊斯蘭教納合什班底派打敗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哈密當地畏兀兒人和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成為今天哈密維吾爾族的較近族源。研究表明，哈密不但處於東西方向的朝貢貿易路線之上，同時也處於北方蒙古大草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是藏傳佛教傳播的重要中繼點，具有南北地理通道的社會文化特徵。將哈密置於蒙藏漢民族關係史和蒙藏漢佛教史的框架裡，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斯蘭教向東武裝傳致的社會阻力來自藏傳佛教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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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確實是成為穆斯林的主因，但易將改宗定格在結婚，而未能將之視為一個長期過程，甚或在非穆斯林華人眼中，可能是因為被下蠱才改宗。然而，不論是通婚，或是遭受巫術，又或是其他原因，如此觀點完全忽略改宗者的生命經驗在宗教信仰改變上所施展的影響力。為凸顯改宗者實有其作為主體的能動性，亦因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改宗者的情緒變化，因此本文以情緒作為探究印尼山口洋與班達亞齊的客家華人進入伊斯蘭經驗之出發點，將之視為「意義製造者」，有其改宗的「個人模式」。本篇文章從根植於生活脈絡中的情感表達，理解研究參與者在走向伊斯蘭的道途上所經歷的苦痛與平靜，在「臣服」於阿拉的過程中，改宗者意識到自己今昔差異，重整其意義體系結構，自我認知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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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藉由《叻報》當中的地名，討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華人大量移入馬新地區，與不同文化接觸之後，對於該新環境地理知識的形構過程。《叻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本區最重要的中文報章，總部在新加坡，廣泛發行至馬來半島及其周邊地區。該報新聞內容大多牽涉東南亞各地，而當時許多地區也正處於大開發時期，許多今天為人熟知的地名，對當時的華人而言，仍算是新的接觸，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各種外來語的證釋及標準化過程，因此創造出許多新的地名。為此，本研究將針對《叻報》所出現的地名進行蒐集，輔以其他地名材料，討論這些地名在時間軸上的標準化過程以及空間分佈趨勢，從中了解早期南來華人地理空間觀的形塑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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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前殖民、殖民時期和國族國家時期探討馬來西亞沙巴州原民性的形塑。其原民性雖源自殖民知識，但基於前殖民時期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此認同強調後天環境和行為的影響。英殖民者把強調先天的祖籍及血統的類屬性文化認同帶入，形成類屬性和非類屬性的混雜認同。卡達山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把沙巴原民性推向類屬性文化認同。沙巴當地人（Native）的概念在二戰前傾向於國籍，不包括砂拉越當地人和西馬馬來人，使沙巴的原民性有別於砂拉越和西馬。馬來西亞成立後，沙巴原民性面對馬來化和伊斯蘭化兩種面向的影響，進而發展出地方主義和多元主義。近年來，沙巴漢（Sabahan）的地方認同高漲，使得當地原民性不被強調。地方主義者因回應核心的權威而弱化原民性。縱觀歷史，核心與邊緣是形塑沙巴原民性的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