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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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格文與葉明生在20世紀90年代於閩西北所發現半佛半道的「普庵教」，改變了我們過去以為宗教驅邪鎮煞儀式是道教的天下的看法。然而，作為地方儀式專家的祖師普庵，他同時也是禪宗內臨濟法系一位大徹大悟的禪師。他如何搖身一變成為一位民間的「南泉山萬法教主」？究竟田野中所見的普庵與佛藏經典中所見的普庵是否同屬一人？又抑根本是民間儀式專家對「高僧」的一種攀附以提升自身傳統的地位？本文以近年出版的《南泉慈化寺文庫》，結合藏經中的僧傳傳世資料，嘗試對普庵禪師作一個歷史詮釋。據現時的資料，普庵恐怕沒有創立過任何儀式傳統。他的符、咒全是後人的創造。普庵咒的出現不早於元代，他的符現時最早見到的民間科儀本更要遲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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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有關農田水利管理的討論多是在「國家─社會／官方─民間」的二元框架下進行的，但這一模式並不足以解釋不同時空之間水利管理方式的演變。倘以徽州呂堨為考察重點，則呈現出以下歷史面相：雖然國家干預與地方勢力確對水利管理產生重要影響，但商業因素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當地水利管理經歷「管甲制」、「堨首─里老雙層制」、「堨董─堨首雙層制」與「堨董制」等數次變化，包括商業資本、市鎮、跨區米糧市場等在內的商業因素均參與其中。這些能超社區或跨地域的因素，不僅改變國家與地方諸勢力的呈現方式，也最終將自身轉化為管理機制的一部份。有關呂堨個案的分析嘗試超越二元框架，展現商業因素逐步嵌入到當地人生活並成為建構社會秩序要素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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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間，廣東理學士紳黃佐在出仕以後利用自身的人際網絡，為祖先撰寫了數量可觀的墓誌傳狀。黃佐在編纂《廣州志》、《香山縣志》、《廣東通志》時把相關文本載入其中，塑造黃氏宗族「名門望族」的社會地位，展現了士紳在地域社會秩序構建中展拓宗族勢力的身影。科舉為明代廣東士子向上流動、成就士紳身份提供制度管道，香山黃氏亦得以興起。香山黃氏是理學社會化的典型範例，其成功是理學在廣東實踐的成功。明中葉以降，理學成為廣東地方精英賴以不斷汲取的正統性資源，理學社會化促進了廣東地域社會結構的變遷。具體而言，科舉精英的崛起與社會的宗族化轉向將廣東整合成一個有機的、系統的地域社會，廣東因而得以歸納進國家的範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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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以中元祭儀為主要年度行事的新竹城隍廟，自19世紀中葉起成為地方重要政治象徵及活動場域的歷史。由新竹城隍廟祭儀之歷史來看，不難發現自建廟百餘年後的1850年代起，民眾參與增加及地方士紳藉以號召的痕跡。這一變化的社會脈絡，是在地方不安和戴潮春事件等影響下，地方重要士紳家族在地方武裝化的氛圍下用以動員的一種表現。但光是地方大事或經濟發展，並不足以解釋為何是城隍廟，而非其它受歡迎廟宇。地方社會至19世紀中期的發展，及重要士紳間建構影響力的方式，讓他們以新竹城隍在地方行政體系代表的正統性為訴求，也就是運用新竹本地社會發展脈絡，產生地方獨有的認同，並隨着此地政治與經濟地位在19世紀末日益邊緣化而愈發顯著。城隍廟中元祭儀發展的歷史，是清代國家符碼化影響地方社會長期以來形塑地方認同的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