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學季刊/Museology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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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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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作為存在的基礎，一向是各種知識體系形構的對象。其中，最主要的知識體之一即是醫學。現代解剖醫學，試圖告訴我們人體內部的真相。人體的可視化，更是現代醫學取得重要知識進展不可或缺的條件。人體的取得與保存，使得醫學教育場域有其可能性。再者，傳統的健康教育，透過人體教學模型或解剖圖像等媒介之助，傳播於學校、大眾媒體與博物館中。當醫學院中供醫學教育的真實人體走出嚴肅的學術殿堂，以公眾之名，跨入博物館大眾觀視之眼，顯然，關於人體知識的大眾理解視域，有可能開始轉變。近年來，一個以真實人體為媒介的展示在世界各地巡迴展佈。數年前，一場人體展示在北高兩地的公立科學博物館分別展出，各個博物館與不同的合作單位同時引發人體來源合法性與道德的爭議。人體展策展單位亦曾試圖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最後並未能展出。2011 年，同樣的真實人體展示再度引進臺北的科學博物館中。不同的博物館對於特定展示，往往有其管理、知識與道德上的考量。什麼是適合的展示？在在挑戰博物館自身定義的疆界。展示與否或者如何展示之論述，亦透顯出一博物館自身組織與學術機構、公司團體之間多重觀點與利益的協商或衝突。我們將透過該展示的研究文獻分析，並訪談相關的博物館與合作機構的策劃人，以及參觀者的認知經驗描述，考掘此種展示的社會劃界與分類的機制。藉由發掘此一展示在不同博物館經歷的殊異社會過程，本研究將分析社會劃界(boundary work) 如何在博物館中運作及其後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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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史的相關研究已經顯示，國族意識在博物館制度化的過程中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舉世皆然。即使到了當代，博物館的公民性、開放性被不斷地強調，國族意識似乎仍然存在於許多博物館展示空間中。歷史性或藝術性的博物館或許較容易操作以貼近國族意識；相對而言，科學性的博物館標榜著科學理性，並且肩負著傳播科學知識的使命，又如何面對國族意識？如果科學博物館選擇貼近國族意識，則其中科學性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又會如何詮釋國族意識，溝通國族認同？本論文藉由研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及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博物館展示與博物館誌歷史檔案，探討科學博物館中生物學知識與國族意識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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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敘事 (narrative) 的方式，論及作者如何以自身的博物館實作，於2003 年與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全臺第一個全國性同志運動組織）、藝術治療師賴念華女士、心理諮商師王明智先生，共同策劃、執行「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之策展歷程及其反思。首先，提及博物館、同志策展與行動研究間之可能連繫；接續交待，作者以一位基層博物館員的立場，書寫「同畫故事」策展歷程及其反思；結論中，主張「策展即實踐」，以歐美博物館同志策展為例，對臺灣博物館提出透過策展達到洗刷同性戀污名的行動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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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種有其道理的理解過去的方法，敘事已從僅為「小說／虛構」(fiction) 的一個面向之邊緣地位躍身為各種關注「歷史／故事」(history)研究的學科的中心。展覽可以是意念的表述、文化的詮釋或立場的表態，它在當代被賦予高度的公共價值。從敘事理論的觀點，展覽可以是一種敘事，涉及敘述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對於其接受者可以產生高度的影響力。然而展覽這樣一個敘事所傳達的內容是忠實於現實的「經驗」，或者是忠實於理想的「虛構」，或者是兩者的綜合體，是本文所欲探討的第一個問題。展覽是否「如實」呈現真實，被視為一種倫理上的課題。然而既有研究指出，科學論述經常遠非真實材料未經修飾的呈現，且虛構的故事可能比現實更真實更哲學。因而何為「真實」成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為了凝聚本文的研究意識，文章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命科學廳的恐龍廳做為研究場域，以展出的機械恐龍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展覽文本分析與博物館資深研究員與觀眾訪談的質性分析，探討科學類展覽敘事之真實與虛構如何界定？它擁有何種的敘事特徵？而對於觀眾的接受，它如何產生意義？等接續問題。本文試圖分析科學展覽敘事也經常奠基於既定成規，而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也非絕對。科博館的觀眾對於恐龍廳的展示內容抱持著信任的態度，他們既能分辨機械恐龍的真假，在適當的說明與空間規劃的前提下也能接收重要的科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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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是世界各國最重要的文化保存所，進入21 世紀，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已開始普遍運用活潑、有趣的戲劇表演，讓觀眾認識博物館展示的內容。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試圖從藝術、科學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以瞭解科學與藝術之間的相似及相左處，並探究藝術在博物館內是否具有幫助傳播科學認知的可能性，再實地至英國進行訪談，以個案研究方式瞭解英國博物館如何在教育活動中進行戲劇詮釋。研究結果分析得知，這些英國博物館是從故事、人物為出發點來介紹歷史、社會及自然科學等，其可彌補傳統詮釋囿於狹隘的單一學科的知識，取而代之的是跨領域的人文及自然科學的背景知識。根據他們的經驗，「戲劇詮釋」是博物館內非常受歡迎的教育活動，是值得投注心力及經費開發的活動，也是博物館重要的行銷策略。促進博物館戲劇詮釋最基本的原則是：機構本身給予支持，發展長期策略，並進行員工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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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博物館與創意產業：臺灣的迷思〉一文之後，本文將臺灣的博物館與文創產業近年來的發展，放在相關政策與社會變化的脈絡下，重新審視兩者的關係。透過文創政策形成的背景與發展，本文首先指出，文創產業涵蓋範疇過廣，以及文創在定義上的模糊本質，造成它在政策制定與實踐上容易失焦。此一缺點導致博物館在文創資源分配的版圖下，缺乏確切的位置，不易得到穩定且持續的資源挹注。本文提出「故宮例外主義」，認為作為巨星博物館的故宮，因其政治、文化的特殊地位，文創發展的操作模式並不適用於臺灣其他博物館。再者，中小型的博物館，因為組織與治理型態的不同，會因文創活動的持續活絡，在質與量上發生變化與整合。最後，博物館的超級大展，因為私部門加入不同的文創操作方式，發展出臺灣博物館特有的文創經驗──文化活動與大眾娛樂徹底融合，而展覽本身，則可能因過度的文創宣傳活動而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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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因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降級事件，引發政府重大中國文化而輕史前與原住民文化（「臺灣文化」之重要象徵）之批評，並牽引出行政院原民會設立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的主張。此浮現中的國家級博物館新挑戰，除了博物館中的原住民文化權問題，更隱含了國家敘述之競逐與整合的問題。2002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遺失事件，引發無黨聯盟主張「中央政府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而設置原因之一為「國外均有國家級博物館的設立」。惟筆者整理美、加、澳、紐等國情形，並非均設有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但皆在同化殖民轉向多元尊重的脈絡下，將原住民納入國家級博物館或國家敘述中，並統整原住民文化之保存與展示等博物館基礎事務。國家級博物館與原住民關係的轉變，有兩個主軸交疊並互為影響：一、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權的關係；二、新國族論述與國家敘述中原住民的角色。而原住民自身的權利力道及新博物館學的反思，扮演推動的角色。1990 年代，臺灣從「中華民族」轉向「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一詞納入1997 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在新國族論述下，國家級博物館與國家敘述並未嚴肅地體現原住民作為國家認同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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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還館藏原住民文物的問題在1970 年代受到國際與聯合國的重視，最終並對博物館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本文旨在認識國外相關議題涉及的意涵與理念或不同價值，如對於死者遺骨的態度與科學及教育的需求之間的抵觸，以及其解決的策略。本文指出其產生的背景緣於當時的民權運動與多元文化主義所導致的文化民主化，對原住民而言則具有去殖民化的政治意涵與訴求，並已然成為國際上原住民權利主張的一部分。其導致博物館與學界接納原住民的想法或世界觀，發展新的博物館行事規章，如承認原住民在精神層面上對於文物的擁有與權利，形成一種文物共有的關係，並與原住民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本文並以美國1990 年通過的《原住民墓葬保護與歸還法》為例，呈現其判斷何者應該歸還與否的原則與理念，以及文物歸還與成立原住民或社群博物館、維繫與復興社群認同的關係。並指出考量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延續，國際上關於博物館新的定義已擴展了博物館的概念，即不限於典藏、保存文物，也協助傳統與文化習俗的保存，使博物館有了新的角色與型態。最後並經由國內相關案例，反思國內館藏的經營管理對於館藏文物使用的思維。如何讓館外專業、業餘或相關人士以及地方民眾近用或參與的機制，公共性與隱私性二者之間的權衡與取捨等，是有待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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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塞(Dansai) 是位於泰國和寮國邊境的城鎮，隸屬泰國東北部黎府境內，當地居民以寮國佬族和泰國泰族為主。為祈求豐收，每年泰國陰曆7、8月，也正是雨季之時，丹塞居民就會舉辦phi ta khon 儀式，簡單說，也就是做大型法會(boonluang ) 祈求雨季的平順、健康和農作的豐收，同時他們相信，透過phi ta khon 的儀式，丹塞的鬼靈會回來共同守護此地，讓住在這兒的居民得到幸福和快樂。丹塞地區因phi ta khon 節慶而樹立在地的文化特色，除了有節慶儀式之外，當地蓬猜寺內還設有丹塞民俗館，該館結合地方節慶、文化、宗教與商業元素，形塑出親近民眾與顯現在地文化精神兩大特色，本文將以泰國丹塞民俗館為例，輔之作者田野調查資料，剖析丹塞民俗館之特色，期經由異文化的思維，得以進一步思索有關地區性博物館文化行銷的策略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