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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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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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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歌謠的收集整理,最早是從平澤丁東、片岡巖等日本學者開始的,而李獻璋將採集整理臺灣民眾所唱的歌集結付梓成書則已是1936年。對於日治時代的歌謠文獻,以往大多僅止於史料耙梳,而缺乏對歌謠文本的深入解讀,並挖掘其背後的庶民觀點及其文化意涵。本文將以李獻璋的歌謠採集為研究對象,從互文本性的研究觀點來思考這些歌謠,期許透過文本分析與地理歷史文獻的百科全書式的解讀,可以重新解析這些歌謠所再現的南臺灣景觀。此外,當年李獻璋採集歌謠的時間點,正值日本統治者急於脫亞入歐,而努力將臺灣建設為現代化都會之際,來自南臺灣民間詩人的歌謠,是否展現哪些現代性與相應的時間感?本文分三個部分,首先透過日治時代採集臺灣歌謠的比較,從詞彙分析與量的分析來瞭解李獻璋的特殊性。其次,透過互文性的詮釋策略,從文本分析與地理歷史文獻的百科全書式的解讀,來深入解析李獻璋採集的歌謠所再現的南臺灣景觀。第三,將討論焦點放在採集時間的1930年代,思考這些來自南臺灣民間詩人的歌謠,是否展現哪些現代性與時間感。藉著這些歌謠文獻的耙梳與重新解讀,希望能對很容易被誤以為是「文化沙漠」的高雄文學史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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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藉由傳教士與洋商之手,使清治時期的臺灣即有網球賽事紀錄出現,而日本的殖民政策也順帶將網球運動再次帶入臺灣。1920年高雄州成立,高雄之名正式出現,1922年屏東網球協會與高雄網球協會先後成立,爾後並轄於1925年體協高雄支部,總督府欲推行的網球意志可以擴及到高雄州;1930年體協硬式網球部成立,專責推廣硬式網球,但體協高雄支部並無設立硬式網球部,且軟式網球之名的賽事越趨增加,而比賽的場地也越趨集中於州廳球場與屏東公園球場等兩地;1938年厚生省成立,體育發展側重國民體育鍛鍊,爾後娛樂肅正和完全燈管制等政策的施行,乃至高雄州的網球賽事受限,直至1942年後已全無高雄州的網球競賽紀錄了,高雄州的網球競賽發展也因此中斷於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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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年間完工通水的曹公圳水利系統對於鳳山平原的農村社會經濟影響重大,具體表現在二方面,首先是串連起舊有溝潭、陂圳等水利設施,形成綿密通達的輸水地理網絡,不僅調整平原上乾季缺水、農業用水不穩定的地理環境,改善土地生產條件,開啟水田化的契機。其次,在清代官民共同商擬的〈曹公圳水利規約〉制度下,透過水利組織的長期運作,藉由人際社會網絡、用水地域雙重機制的整合,形構出穩定的水利社會,充分展現官督民營、地方闔境同力的歷史意義。時至日治初期,具有現代化統治思維的日本政府將如何面對從清代既存且穩定運作的曹公圳水利組織與其形構而成的水利社會?而國家力量又會透過那些方式加以介入並試圖調整?另一方面,在面對日本國家力量的強勢介入下,約定成俗且已運作日久的民間水利社會又將如何因應?據此,本文嘗試以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為例,論述資料取材自清代方志與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透過文獻解讀,時間斷限主要聚焦在明治28-30年間(1895-1897)的日治初期,一方面探討日本政府對於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的國家立場及介入管道,一方面觀察民間水利社會的因應模式,試圖釐清跨政權下的歷史變貌,從中理解官民之間對於水利設施所衍生的差異觀點,進而指出水利組織在歷經清、日政權轉移後,縱使受到國家機器的強勢介入,不過仍彈性以對,不僅凸顯出日治初期官方難以滲透進入舊有社會組織底層網絡的綿密結構外,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於民間社會具有合法性、正當性舊慣的力不可抗,更充分彰顯民間社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彈性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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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戲劇表演家劇團於民國99年全國巡演十年大戲《預言》,聘請影視、舞臺劇界幾位演員和臺表團員共同演出,雙層旋轉舞臺帶給觀眾極大的視覺觀感。對臺表而言,這是一齣極具意義的戲:站在轉型路口的戲劇。本文探討《預言》之後的全國巡演劇目,發現恰可作為前後對照:《頻率》是舊作新演,代表之前的劇目,其它是全新創作。以「劇作」和「表演」兩個層次進行討論。「劇作」方面,先從思想主題進行分析,個人基本渴望的思想內容,在《預言》之後,嘗試探索政治環境下的個人處境,以及較高層次生命哲理。其次,之前劇本的多段式、三段式劇作或明顯單一主人翁的作品,大多能夠凝煉出一個「主角」以傳遞劇作主題,但在之後,卻有三段式情節不分軒輊,無法凝聚出一個主角的情形。第三在基本愛情、友情中加入變調。關於「表演」方面的轉變,聘請「團外專業」演員演出,舞臺美術設計由簡約到《預言》的繁複,再走向極簡風。說與演兩項演員基本能力之外,加入相聲、演唱和其它演員才華的展現。經過分析,恰可印證十年大戲《預言》的確處於轉型路口,一方面持續擅長講精彩瑣碎小故事;一方面又不甘囿限在既有藩籬內,亟欲突破尋求更多展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