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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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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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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是世居高雄市那瑪夏區的原住民,家屋與聚落主要分布於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和達卡努瓦里。日本殖民政府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加上長期與鄰近族群通婚之結果,讓現今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聚落逐漸形成由Hla'alua、阿里山鄒族、布農族、排灣族、魯凱族、平埔族以及漢人等多元族群共同聚居的面貌,這對今日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傳統或民俗文化之延續造成許多程度不一的影響。透過文獻分析與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筆者認為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家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也是組成聚落之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家的組織與制度變遷不若其他社會活動來得顯著,對於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常續性認同之維繫相當重要。基於這樣的發現與理解,筆者將在本論文中,以目前所能獲得最早較有系統的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家與社會組織之民族誌文獻,也就是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府調查人員佐山融吉與小島由道的兩本重要著作為基礎,對日治時期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家與聚落進行初步分析,以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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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藝術是為了階層辨識而存在,因此是重要的文化象徵。這些族群藝術目前都逐漸蛻變成可供利用的文化資源,促進了地方的文化觀光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族群藝術也成了強化群體認同的重要依據與族群標誌。文化的精神與價值透過藝術而展現出來,傳達族群所珍視的文化傳統與信仰。如同Fredrik Barth所言,族群的文化內容包含了顯性的標誌或符號以及基本的價值傾向兩面向。一方面,在觀光情境中,這些被特別強調的顯形文化成為「魯凱族」的標誌,居民所再現的「傳統」意象除了灌輸給觀光客,同時也可能回饋到居民自身,成為重新形塑族群意識的文化表徵。另一方面,這些被選擇的文化表徵,其實也反映出族人傳統上所重視的價值、精神和倫理。以魯凱族下三社群為例,琉璃珠、陶壺、百合花、大冠鷲羽毛、連杯等象徵物,再現了尊貴、土地和財富、尊重和平等、貞潔和婦節、英勇、榮耀、及情誼等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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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年間,日本為發展航空事業,除自行研發各式機種外,也展開調查、開闢帝國內各島嶼間的航線。殖民地臺灣與日本間,同樣需要進行航線的探索,於是日本海軍佐世保航空隊從1920年代起,便以水上飛機進行日本與臺灣間,以及臺灣各港灣之間的航線勘察。水上飛機海空兩用,可為軍艦搭載、護航隨行的特色,遂成為日本海軍勘察航線的主要機種之一。而基隆、高雄、馬公為臺灣三大重要港口,亦是水上飛機主要的停泊地點。但飛行中遭遇的各種困境與考驗,讓海軍人員吃盡苦頭。為了水上飛機修理、補給、避風浪等需求,水上機場的興築遂成為必須進行的要事。興建於1933年高雄港區的(外)苓雅寮機場,就是臺灣第一座可供水上飛機運用的機場,然因埋立地淤積,計畫於前鎮一帶擇地新建。但美軍發現的前鎮(內)苓雅寮機場,則因東港水上機場的興建與港灣泥沙淤積,降低了機場的實用性,遂被取代,它的歷史也遭人遺忘。戰後,政府發展遠洋漁業,內苓雅寮一帶竟成為前鎮漁港。目前,機場遺跡雖已消失,但高雄港內曾擁有水上機場的歷史,卻應該彰顯、值得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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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美濃地區婚嫁使用的「八卦」吊飾,試圖以婚俗中禁忌的文化,就美濃區傳統婚俗最具趨吉避凶的方式,將探討以下問題:一、美濃八卦存在美濃區在地的理由。二、美濃客家婚嫁使用八卦辟邪的由來。三、美濃八卦的型式以及使用方式所蘊存的內涵。研究發現「八卦」吊飾存在美濃的文化脈絡:一、美濃地區目前居民仍呈現較為單一的客家族群,且地理環境位居內地偏遠封閉,居民中、老年化,生活樸實傳統。二、美濃八卦屬「人造物」的「儀式辟邪物」之一。八卦符號有著象徵宇宙無窮之力,自古至今在「制煞」儀式中,仍是被民間廣傳認為最具莫大威力的辟邪符號。三、美濃八卦運用於婚嫁中,其型式固定,材料搭配自由。上結構「一對鳥」意喻鳳凰雙棲、百年好合;下結構「八卦」意喻趨邪辟虎、萬事其昌;其上縫上「百元摺花」意喻扭轉乾坤、添丁進財。此「八卦」吊飾是客家母親守護子女,用以求心安、保平安的手工織物,是一種「愛」的傳承,也是美濃居民認同應該傳承的好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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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農曆七月,當全臺灣大肆舉行中元普度時,高雄右昌地區在當地大廟元帥廟的提倡下,並未舉辦中元普度。平日居民初二、十六不做牙,不奉牲禮,不燒紙錢,只以清香、鮮花、素果致祭。在講究環保的今日,可謂開風氣之先。元帥廟不舉辦中元普度和不燒紙錢,與右昌在地仕紳家族楊家、尤其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楊亦安(1895~1964)之提倡有關。楊家以經營舊稱萬丹港一帶的魚塭致富,日治時期,萬丹港附近的魚塭為總督府徵收,楊亦安將所得補償金捐贈元帥廟,與元帥廟保持密切關係,並擔任該廟的第一屆委員長。當1920年代臺灣文化運動者倡導廢除中元普度,總督府也透過文教局宣導不燒紙錢,在當時提倡破除迷信陋俗的時代背景下,楊亦安乃提倡廢除中元普度與不燒紙錢。戰後並在楊氏家族成員長期參與元帥廟廟務的情形下,確立了當地祭祀時不燒紙錢的習俗。隨著楊家在右昌地區所具有的領導地位,元帥廟不舉辦中元普度與不燒紙錢的習俗逐漸普及,成為現今右昌地區祭祀不燒紙錢的歷史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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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自宋代以降,科舉大興,逐漸形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這一套的思維與觀念,又隨著佛教的發展,遂而與因果觀念產生了聯結,形成了敬字與惜字的觀念與風俗。所謂:「敬字招福,褻字招禍」,因應這樣的思維,形成「送聖蹟」的風俗。在臺灣送聖蹟主要由文人主導,鳳山地區在清代也有這一類風俗的記載,不過由於日治時期,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的更迭,讓送聖蹟風俗產生隱匿,戰後,送聖蹟的活動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鳳山地區。鳳山地區的鸞堂,因勸善的信仰本質,著重善書的著造,而送聖蹟風俗被納入了著造善書系列儀式之中,並改稱「送書灰」,形成了具有強烈宗教意義的祭儀。本文主要從田野調查及參與觀察的角度,試圖了解並記錄鳳山地區「送書灰」的具體儀式過程,並初步探討「送聖蹟」與「送書灰」的異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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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鳳山縣舊城曾經經歷兩次築城,第一次是康熙61年(1722年)朱一貴事件後所築的土城,第二次是道光6年(1826年)完成的石城。到日治時代後期日本海軍在左營萬丹港開闢軍港,將桃仔園、廍後、舊城等劃為軍事管制區,強迫居民遷出。舊城劃為軍區要塞後,城內營署、寺廟、民宅等全部遭到拆除,連昔日城內街道亦渺無痕跡。到1985年文建會及內政部公布,鳳山縣舊城包括東門、南門、北門及城牆、護城河暨拱辰井、鎮福社為臺閩地區第一古蹟。2004年國防部眷服處預定於城內「外興隆營區」興建四棟十五層樓公寓,地方人士與高雄市政府擔憂城內歷史遺跡、遺物遭受破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乃委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研究中心進行建地考古試掘研究工作,期於了解左營舊城城內空間的文化資產價值,其主要目標之一為發掘清代鳳山縣舊城衙署建築群的座落位置,發掘結果與李乾朗教授「鳳山舊城考正復原圖」所推定清代衙署建築群相關位置有相當大的落差。因此,利用新發現的日治時期地籍圖、土地登記簿、臺灣總督府地籍檔案,配合清代地方志、古圖等文獻,重新建構清代鳳山縣舊城城內官署與街道空間,為本文研究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