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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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軔於南部高雄地區的三十六天宮信仰，是上世紀中葉以來南部地區出現的新興宗教。原先在高雄前鎮草衙及鼓山哈瑪星一帶活動，1972年並在前鎮草衙建立一座「三十六天罡壇」，2008年內部因若干派系問題而分裂，接著若干信眾又移至屏東潮州潮泗里另立道場，新立之道場稱之為「三十六天宮」，藉以區隔於前鎮之「三十六天罡壇」。本文將從近年來澳洲社會學者Connell提出的南方理論（southern theory）觀點切入，試圖檢視三十六天宮信仰的形式、內涵及宗教論述，並具體舉出宗教實踐及婚俗的實例，初步探究此信仰所蘊含的南方觀點。三十六天宮目前在臺灣其他地區並無類似的信仰型態，其信仰的方式與內涵在地緣上具有南方在地特色；更重要的是：在宗教論述上，其教義一方面繼承部分道教的論述；另一方面則又藉著重新詮釋傳統道教教義，提出了一套有別於傳統道教的論述。論述的主軸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本信仰在日常實踐上以「素樸」、「簡要」及「去偶像化」等論述來回應現時道教日趨鋪張、浪費、儀式細節日趨繁瑣、偶像崇拜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其反抗是來自於知識上的論述：三十六天宮信仰獨創了對於所謂「真道」的分級，雖然潮州三十六天宮信徒與前鎮「三十六天罡壇」對於第三十六天宮的解釋不同，但是上述對於真道分級的基本論述並無顯著差異：兩者皆以這套分類知識區別了新興宗教與傳統道教之間的差異，形成了一套知識系統上新的分類。 換言之，掌握宗教權力者對於知識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其與一般世俗道教區隔的用意明顯，構成了本信仰最核心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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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成立於民國49年（1960），最初是由創建人高雄三塊厝人士－郭騰芳先生，早年憑著對《易經》、《道德經》、《三官經》等諸多傳統道教經典的熱忱，1944～1945年期間在留日返回臺灣之後開始進行傳道、布教與宣講的工作，1955～1960年期間，經過多年努力布教與宣講工作且獲得眾多地方信眾的支持，先後經歷「道教布教所」與「道善堂」的草創時期，最終得以在高雄三民區金獅湖畔落成。高雄道德院的神職人員在郭騰芳的規劃下，並於民國63年（1974）開始進行培養出家法師。由於高雄道德院的風水地理之因，辰山地形適合女道修行，此後高雄道德院則成為坤道的修行之地，並採取全真道的修行方式，結合正一道的科儀法事，出家法師主要是從事齋事（即喪葬類的法事）居多。本文則以高雄道德院在民國49年（1960）建立之後，期間的創建過程與地方社會之發展演變，以及經歷兩任住持的管理，郭騰芳在數十年期間藉由成立太乙真蓮宗法門，修真道學院，舉辦道教宣講活動、年度祭典活動、慈善會進行社會救助等各項活動，在臺灣的各宮廟與宗教團體間頗具聲望，並進一步探討臺灣戰後寺廟的發展與都市社會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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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人舉辦王船平安祭典，是為了驅除瘟疫，但是在醫學發達的現在，已經不需要驅除瘟疫了，為什麼還是有廟宇持續在舉辦王船平安祭典呢？在己丑年（2009），高雄前鎮區的東石港臨水宮高雄分宮舉行了王船平安祭典，根據廟方所說，這是高雄市幾十年來，第一次那麼盛大的舉行王船平安祭典，這項原本是由靠海近河的村莊所舉辦的古老祭典儀式，為什麼進步繁華的高雄市也在舉行呢？普遍來說，王船平安祭典應該是三年舉行一次，但是東石港臨水宮高雄分宮的王船祭典，卻是五年舉行一次，這其中有什麼原因呢？王船平安祭典中所蘊含的古老含意，到了豐衣足食的社會是否已經改變了呢？探究此次高雄前鎮區東石港臨水宮高雄分宮王船平安祭典，從過去到現在，不論王船平安祭典如何演變，祖先傳承給後代這種敬天崇神的虔誠態度，以及祈求災禍離開、福運到來的心願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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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引用利益關係人理論和人地關係理論觀點來探討高雄市愛河流域觀光景點之實質形塑經驗。研究目的有二：一、探討高雄市愛河流域觀光景點的空間分布；二、探討愛河流域各類型觀光景觀之形塑歷程；在此歷程中，有哪些因素起了關鍵性作用。研究成果為：一、高雄市愛河流域觀光景點的空間分布可依其景觀性質分為愛河水道區、水道兩岸綠地公園區、兩岸的分散景點區三區。二、愛河水道區的發展可依其功能和景觀特徵分為1971年以前之自然河、1971年至2001年之污染整治河和2001年後之親水遊憩河三期。三、整體而言，公部門的政策在愛河地區觀光景點之形塑過程扮演最關鍵的角色。本研究成果可提供解說系統規劃、地方文史、附近飯店業者導覽解說員之訓練教材與鄉土教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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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剛德神父（Constantino Montero Alvarez, 1909～2007），西班牙人，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1934年來臺傳教始，在臺傳教七十三年。本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於戴神父家庭狀態、生長背景、修道生活等經歷。第二部分則描述戴神父1930年代晉鐸後來到日治時期的臺灣，開啟他在臺灣傳教的開始。此時期藉由他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臺灣中部地區的生活情景。1930年代後期臺灣漸漸進入戰爭狀態，日本人開始實施物資管制，對於臺灣天主教，開始將教會領導者轉由日人神職來接替，對於在臺的外國神職進行監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一步強迫他們遷移至鄉間，限制他們的傳教活動。第三部分則是1945年以後的情況。二二八事件時，戴神父也曾以神父及外國人的身分保釋被懷疑的信徒。隨著大陸淪陷，1950年代中外修會與神職陸續來臺，離鄉背井加上美援的影響，信徒人數也大增；另一方面，臺灣天主教的傳教單位與教會管理也開始產生變化，各個教區陸續建立，修會劃分傳教區，部分修會或神職接管新成立的教區，西班牙道明會在高雄教區領導權則移交給國籍道明會士。戴剛德神父擔任臺灣區會長任內，也成立了以國籍道明會士為主的中華道明會，西班牙道明會士則開始前往高屏山地鄉或客家地區傳教。本文乃是依據筆者於1997年七月與戴剛德神父進行五次的訪談紀錄，輔以當時臺灣歷史發展與天主教在臺發展的時序寫作而成，藉由戴神父的眼光或實際參與來觀察臺灣的社會變化與天主教在臺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