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官方定性是「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充其量不過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這次會議的召開，主要目的是為了將王明扶上黨內權力核心。會議所提的中央委員名單，受到中共工運領袖羅章龍、何孟雄等人的挑戰，他們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形成一次重大的黨內分裂危機。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與黨內不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等人，在上海開會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後遭殺害，即所謂「龍華二十四烈士」。據多位中共「轉變」分子的自白，此次何孟雄等人的被捕，係在王明指使下，派人向國民黨當局告密所致，用借刀殺人手段，以鞏固剛上臺國際派的領導地位。在中共黨史上，往往被打倒的人，通常都是牆倒眾人推，被全面否定，但中共官方對王明的指控罪名卻沒有譴責他派人告密一事。
1991年冷戰結束後，國際結構轉變為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體系，加上美國為總統制國家，因此，美國總統外交決策對世界局勢具有重大影響力。尤其川普具有強烈個人風格，更凸顯決策者因素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高度影響。本文採取歷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嘗試以學者米德提出的四類外交意識形態作為研究途徑，分析川普外交決策思維，文章發現，川普外交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傑克遜主義，以及些許傑佛遜主義，明顯向孤立主義及愛國主義傾斜，以美國利益為唯一考量。同時，川普外交思維對兩岸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層面也存在重大影響。
第一次安倍晉三政權時代，為建立新時代的日「中」兩國關係的合作和對話架構的「戰略互惠關係」機制，即使日本國內經過兩次的政權輪替，仍然一直維持和加強兩國的對話架構。2010年以後，兩國之間一直存在著主要領土與海洋問題的糾紛，不僅發生元首會談的政治往來的中斷，而且屬於民間交流範疇的經貿和文化交流也被迫停頓，造成兩國邦交以來陷入最惡劣的狀態。2012年下半年，隨著習近平體制和第二次安倍政權的登場，提高兩國各界對日「中」關係改善的期待，但是由於日本與中國大陸境內的因素及國際環境的變化，改善兩國關係的範圍和速度不如預期。然而2017年川普政權的登場及美「中」貿易戰爭的爆發，提供促使日「中」兩國關係改善的契機，即2018年10月安倍正式訪問大陸後，兩國似乎回到正常關係。文嘗試分析2006年以來啟動的日「中」兩國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演變和發展脈絡，並且探討該過程中的進展與成果，同時檢視困境與限制。筆者發現，雖然當初雙方所提出的政治方面的互信關係還未完全確立，但是海洋問題等非傳統安保領域的對話和合作平台的建立，從構築政治互信的觀點來看，應該值得肯定。另外，經貿和文教交流的合作是兩國能夠追求共同利益，並且期待雙贏的局面，因此該領域的合作比較能夠順利地發展。
美國於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以「印太」取代「亞太」用詞，象徵著美國調整印度在其國家戰略布局的地位，並改變原「亞太再平衡」戰略架構，來面對中共霸權崛起的挑戰。其次，中共對巴基斯坦的武獲協助，使得印度感到不安，希冀增加安全防衛能力，這也讓美國似乎樂於藉此加強美印間的軍事合作與提供軍售，以穩定區域緊張局勢。本文嘗試探索美國何以構思印太戰略並深化美印關係？印度在美印太戰略的角色？美印軍事互動與軍售成因與現況？以及我國在印太戰略的機遇？進而從中共威脅影響及印太戰略起源與架構作為研究開端，接著檢視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角色，並針對美印軍事合作與軍售事務的現況及深化因素實施剖析，最後據以提供我國政府回應印太戰略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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