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刊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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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研究朱子對周游溪《太極圖說》及《通書》的詮釋，以證明朱子的「理」有其活動性，是為生生之理。首先，本文以為朱子的理雖是從氣化中推證的「所以然之理」但此理仍可推動甚至妙運於陰陽之氣中，而使其氣機生生不已，即可以他的「理搭于氣而行」來理解。另外，本文以為朱子不論是在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或是《通書》中的誠體流行，皆是在說太極之理發用下貫至萬物成其性的流行過程。而且，這並非只是氣的流行，理本身亦與氣同時發用。所以，本文以為朱子與濂溪對道體的體悟方式雖是不同的，朱子是「逆推」或「認知」的方式，但他所指涉的「理」仍是有活動性的生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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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倫理以及由它而引發的生態批評，所研究的對象並不僅限於當代意義上。在中國古與文學的創作和批評中，「人」與「非人」的關係，是詩人與文藝理論研究者都不可回避的問題。他們從各個角度，例如情與景、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二十四詩品》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司空圖分別就「人」與「非人」相處的原則、人的修養、「人」與「自然」在理解中的交往、人的精神品格、可循而不可逆的自然之理、「道」是自然萬物生生變化的本源等方面，概括了詩歌創作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他一改以詩論詩的做法，以詩人的修養而論詩。他以「道」為最高境界，主張從「道」本體的高度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司空圖認為這種統一是體現宇宙和諧的、本然的、最理想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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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前中期詩壇，杜甫詩歌成為多受推尊的重要目標，這除了受到詩學史上尊杜傳統的深刻影響，又與明初以來宗唐詩學風尚相聯繫。杜詩經典意義不同時段的詮釋特徵，指示著蘊涵於尊杜觀念中不同的文學取向。相較於明初詩壇相對多元的杜詩解讀路徑及其體現的審美趣尚，尤從永樂以來，伴隨功用主義的顯突與台閣文風的汎起，杜詩受到不少台閣文士的青睞，而他們偏向其中「時政」意識及「性情之正」內蘊的揭櫫，重在標舉與正統意識更相符合的實用典範。成化、弘治以還詩壇，尊杜觀念的明顯變化，乃諸家更多回歸到詩歌本體藝術的範疇，著重探討杜詩表現在技法層面的創作特點，這也成為此際藝術審美意識上揚的一個顯著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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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歷史隱喻及古玩懷舊兩個角度解讀吳梅村（1609-1672）《秣陵春》傳奇，旨在探討吳梅村及清初其他劇作家如何成功實現「借古人杯酒澆今人塊壘」，以歷史題材書寫世變，曲折卻強烈地表達其歷史判斷、建構歷史記憶，此外兼論晚明長物熱在明亡之後的演變與文學表現。導論部份略述清初戲劇借古喻今的共性，由此引出《秣陵春》構思上的巧妙。文中第二節結合清初遺民史家的著述，試分析《秣陵處》中南唐諸意象、李煜詞作的隱喻色彩和歷史內涵。第三節從《秣陵春》對晚明古玩熱細緻入微的描寫入手，考察賞鑑、鍾情古玩這種文人的審美趣尚、品格標榜於鼎革之後，如何轉變為作家筆下懷舊的對象和載體，寄旨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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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裔介（1616-1686）為清初理學名臣，關於他的文學活動與文學思想，長期以來學術界鮮有關注。質際上，魏裔介在文學活動方面，不僅勤勉為文，喜好弄筆，編選刊刻多種詩文選本，而且與諸階層文人均有詩文唱酬，往來頻密。另外，自身詩文創作亦能做到發抒性情，風格醇雅。在文學思想方面，他不僅在「道主文從」的前提下肯定了文學的獨立性，在融合「性情之正」和「性情之真」的基礎上倡導「真詩」，還對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創作主體的素質以及作文閱詩之法等問題進行了具體深入的思考。結合魏裔介其時位高權重的社會地位和在清初文壇中的社會影響，本文認為，魏裔介的文學成就既反映了明末清初文風的轉變，又帶有明顯地為盛世文風樹立典範的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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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大師支謙，身份是優婆塞（佛教居士），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後漢靈帝（168-189年）時，率領國人數百東來歸化，支謙即生在中國。早年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漢獻帝末年，避亂到武昌，更入建業，一直到吳廢帝亮建與年中（252-253年），專以譯經為務。支謙翻譯的風格，對後來佛典翻譯的改進，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對譯文尚質的偏向，主張尚文尚約應該調和。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來說，由質趨文，乃是必然的趨勢；支謙開風氣之先，是不能否認的。支譯的譯經語言，到底發生了哪些具體的變化？反映了哪些時空特色？這是一件值得探索的課題，無論是在漢語語言史方面，或者在宗教角度閱讀佛經方面，都具有相當的意義。中國早期的佛經翻譯，就其地理區域而言，主要有三個中心，長安、洛陽、建業（南京），它們分別代表了中古早期漢語的西部方言、東部方言、和南方方言。支謙所處的時代和地理區域，在譯經語言上，必然帶有當時當地的時空特色。佛經的翻譯語言，到了鳩羅摩什，無論在術語上，或選用詞彙上，逐漸趨於定型，也逐漸衍生了標準化的佛經翻譯語言。但是，在此以前的支謙時代，每一位翻譯家，都具有各自的鮮明特色，更直接的反映了所處的時代和地區的方言特色，所以早期佛經的語言研究，一直是佛經語言學者們關注的領域。支謙在吳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翻譯了三十部左右的佛經，三國時代的江浙地區，是吳方言的範圍。相對於中原地區，江浙的吳方言具有相當明顯的特色，跟洛陽、長安的方言大有區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是否能從支謙的譯經語言當中，找出這種痕跡？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特別觀察了支謙動詞使用的狀況，比較支謙的用詞和其他佛經或非佛經語料的異同，從使用頻率中，觀察哪些是支謙獨有的詞語，哪些是支謙常用的詞語，這些詞彙上的特殊性，必然牽涉到支謙所處的時空背景。我們討論了三十多個三國時代吳地支謙使用的詞彙，一一觀察了這些支謙用詞的來源和演化。從他們的使用狀況判斷他們的時空背景，可以約略反映出譯經家支謙所處的南方吳地，應有一些不同的方言區別。佛經是最具有口語特色的材料，很多古漢語詞彙已經無法從非佛經的本土文獻資料反映出來，卻大量的保存在翻譯經中，所以佛經語言的研究，成為近年來學者們的關注重點。特別是詞彙問題，比起語音、句法，變遷的速度更快，隨時都緊跟著社會的脈動，不斷在更新，不斷在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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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拙文中使用兩個概念，一是「異譯」，意為為同一部經典由不同譯者翻譯的不同版本：二是「翻版」，意為後來的「譯者」基本照本全抄前人翻譯的經典，僅僅對個別詞彙表達做了修改，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複制。東漢支婁迦識譯《道行般若經》有幾部「異譯」，如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前秦竺佛念譯《摩訶般若鈔經》、後秦鳩摩羅什等譯，而《大明度經》及《摩訶般若鈔經》基本上都是《道行般若經》的「翻版」。但是，從漢語史研究的角度來說，他們的「翻版」恰恰為我們研究瞭解漢語語言變遷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如果我們著眼於支謙、竺佛念等譯者是如何對支婁迦讖譯進行的修改，那麼我們就能夠追溯從東漢到晉代語言的變遷。正如後代譯者們「翻版」《道行般若經》一樣，被後代譯者們「翻版」的經典應該還有。如果最早的漢譯與之後的”翻版”都還存在，那麼它們就是研究中古漢語演變的極好材料。《九色鹿經》正是這樣一部經典。《九色鹿經》有三種不同版本，此外《經律異相》（516年成書，作者寶唱）中也收進了這一經典，毫無疑問它也是《九色鹿經》的「翻版」。前三部版本以及後一部寶唱本，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都有相當明顯的差異。拙文通過語言的分析，揭示《九色鹿經》諸版本之間的關係，闡明文中所舉一些詞彙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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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一千兩百年前曾是一個國際貿易集散地，許多中國、印度和南海諸國的商船往來於越南北部。印度僧侶時常隨同商賈前往中國，途經北越，並在越南短暫停留，中國的僧侶也是如此。因此越南成了印度佛教從南海入中國的轉運站。本文以唐朝時候的安南與中國為觀察時段，以史料、僧傳、佛經、行紀、詩文和筆記等文獻材料為主，考察安南與唐朝之間往來的僧侶種類和傳法內容，以了解僧侶傳播佛法的過程和交融影響的佛教思想，並分判越南禪宗的發展樣態。全文分「安南佛教發展的梗概」、「唐朝與安南僧人在海上絲路往來的活動」和「安南與唐朝佛教交互影響的樣態」等三大部分。結果顯示，南海這條海路為唐朝與安南佛教交流寫下重要的一頁歷史，促成兩地的佛學內涵交融，唐朝僧人得安南僧人的協助能學會梵語、崑崙語，能一起譯徑、一起到印度求法；安南的佛教因唐朝大乘佛教的影響而以禪宗為主，無言通入安南，為安南開了佛教禪派；唐朝的佛教因安南的小乘禪法而有禪律兼修與兼修密咒的走向；安南僧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貢獻應是很大的，而中國僧侶的僧傳、詩文、西域求法紀行一類的文字，更是為這條海上絲路留下許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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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研究僧肇的人都因《肇論》的關條，不敢忽略他所詮釋的般若思想，又因為他所生活的年代，而努力探究他與玄學間的關係；但卻忽略做為一個出家眾，他最想要的應該是尋求解脫，若是佛教不足以引導他走向解脫，那麼僧肇應會像離開道家般的離開佛教。然而有關如何尋求解脫部份的言論《肇論》中付之闕如，僅能從他注《維摩詰經》中的注文探討。從他的注文中我們發現他將理想人格稱之為「至人」，而又分別以佛陀和七住菩薩作為「至人」的代表，經過分析吾人發現他所謂的「至人」並不是特指某個位階，而是深入實相，獲得般若的人，所以只要是證人無生法忍，七住以上的菩薩包含佛陀均是「至人」。其次僧肇在注文中也清楚的指出趨入「至人」之境的方法和步驟，在這步驟的說明中，雖然表面上是以證入佛果為終點，而實際上卻是以七住菩薩為最後的目的地。他以直心、深心和菩提心三心做為始學之道，再以六度四攝、與三乘共學的四諦、十二因緣和三十七道品作為接績的方法，最後再以一念心證入般若或一切智作為終極目標。僧肇不只說明證入佛果的路徑與方法，他也明白執行這些方法時，若沒有更高的指導原則，那麼修行者可能在具體的實踐中沾染上不必要的煩惱，所以他提出深入空性，不取不著的原則，以避免執行六度四攝時所帶來的黏滯。其次又以「同而不同」的原則面對三乘共學的基礎實踐，主張在接受四諦、十二因緣與三十七道品等基礎訓練的同時，又不能認入實際，成為聲聞、緣覺之屬，必須以大願與大悲為職志，方才能直驅佛道並不捨眾生。從這些面向吾人可以勾勒出僧肇的修道方法、步驟以及目標，也可補足僧肇的另一個我們向來不明白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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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延壽禪師的日常修行，本稿主要以《自行錄》中與朝暮二課有關的11件持誦陀羅尼的佛事為主軸而進行探討。《自行錄》在中國祖師大德的撰著中，屬於特殊作品。這主要是因為祖師們鮮少鉅細靡遺地敘述自己的日常修行生活、內容，除了歷代《高僧傳》或祖師個人傳記中所記載的蛛絲馬跡之外，因此延壽禪師《自行錄》的記載應可提供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僧人的實修情形，如：修行的心態、目標和具體方法等，甚至也可藉以探討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演變至五代時中國僧人的修行取向，並與後世朝暮二課的內容作對比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