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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宿命或時代使命？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介入醫療爭議事件之分析

本文嘗試從台灣醫療體制改革和醫院內外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變遷的社會脈絡中，分析社會工作專業者介入處理醫療爭議事件的現況、態度，以及困境，並思索社會工作專業者在醫療爭議領域發展的空間與可行性。本研究結合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一方面，針對任職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之社會工作者（不含精神科），以郵寄問卷方式進行普查；另一方面，針對5名在醫院處理醫療爭議、具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人員，進行深度訪談。 本研究發現有三：第一，多數醫務社會工作部門參與處理醫療爭議事件，社會工作者對介入醫療爭議事件亦持正面態度；第二，社會工作專業者在醫療爭議領域中扮演醫病溝通橋樑、在職教育講師、案例統計分析，以及人員考核的間接評估者等角色，協助化解和預防醫療爭議，有助提升社工專業地位；第三，當社會工作者會需介入賠償談判時，會感受較大壓力，但此壓力隨著醫院醫療爭議處理機制的制度化與角色分工，降低社工介入此議題的衝突、壓力，以及倫理爭議。 本研究建議有二：第一，提供多元且實務取向的訓練課程，培養社工處理醫療爭議事件的敏感度和專業能力；第二，建立以修復性正義為基礎的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促成醫、病，以及台灣社群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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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政策與服務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兩年多的田野研究過程中，透過深度訪談法進行相關資料收集，深入探討社政人員在從事遊民福利方案規劃與社會工作人員在提供遊民服務過程之經驗，反思我國遊民福利政策背後隱含的福利意識及其服務模式凸顯的社會意義。整體研究資料收集從2005年到2006年持續約一年半左右，共訪問了32位社政與社工人員包括：八縣市社會局共14位社政人員，及六個遊民收容所、一個就業輔導站與四個街友關懷中心共18位社會工作人員。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我國遊民福利已經逐漸由社會控制轉移為殘補福利，但是受到主流社會對遊民的刻板印象與選舉政治生態影響，遊民仍舊被排除在社會救助的邊緣；做為遊民福利的代言者，社會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過程明顯的有難與權力抗衡的現象，社會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也經常陷入個人與專業價值的兩難。針對當前遊民福利制度與服務模式提出幾項建議：（一）增強社工人員對底層社會的文化敏感度與權力結構批判能力；（二）建構以遊民為主體、強調充權理念的遊民服務模式；（三）結合社區資源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遊民服務方案；（四）回歸以個人為主體的社會救助資格審查原則；及（五）建立遊民的差別待遇處遇原則與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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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福利服務資源網絡連結現況與影響因素之探討：以屏東縣為例

為能夠瞭解兒童少年福利服務資源網絡連結現況與相關影響因素，本文以屏東縣境內有提供兒童少年福利服務的255個非營利組織為研究母體進行研究。為能獲取完整資料，採取普查方式。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自行設計問卷，並透過郵寄問卷進行資料收集，歷經約六個月，共獲得有效樣本189個，回收率74.1%。研究結果發現，在189個有效樣本中，有67.2%為了組織運作，與其他組織產生了資源網絡連結；並且所連結的組織次數總共367次，其中以社會福利服務居多數，公部門占三分之一。促成連結的原因主要是尋求協助；連結方式是以電話、傳真、e-mail為主；產生的連結關係形態是以聯合計劃執行活動排名第一，其次依序為個案轉介、服務場地設備支援、資料刊物分享。此外，研究結果發現，服務方式數、立案主管機關、是否聘僱社工員是影響研究樣本連結組織數的重要因素；連結組織數則是影響連結結果滿意度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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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童少年最佳利益」探討社會工作者在監護訪視的多樣性評估指標與困境

本文從「兒童少年最佳利益」出發，對監護訪視評估的部分提出相關的參考指標及困境。社會工作者被賦予評估的角色，對於未成年之兒童少年在父母面對離婚或是其他的變更事宜進行訪視評估，企求能為這些兒童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確認合宜監護的照顧者。然而目前的訪視個案中，其類型越來越多元，且不同的訪視有其不同的目的，如監護權的改定、探視權的考量、變更姓氏等，相對地在評估的指標上也應有所差異。過去對於監護評估的指標雖有相關的資料作為方向，然本文筆者期待透過自身實務的經驗對不同類型的個案整理出參考的指標，期望能為未來建構完整且多元的指標投注心力。另，也針對在監護評估訪視中所遇到的實務困境，提出討論及思考的方向，以作為監護評估工作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