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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勸與非營利組織間補助關係之探究－多年資料的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自1996年來，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與非營利組織間補助關係的變化以及相關的影響因素。資料來源包括：聯勸現有的受補助機構審查資料庫以及1996年的調查資料。重要的研究發現如下：（一）組織規模愈小的機構，聯勸補助占機構收入的比例愈高，也就是對聯勸財務的依賴程度愈高。（二）由於聯勸在補助金額、補助機構數量上都在增加，因此已逐漸在受補助機構中呈現出：聯勸補助與其機構自有財源、政府財源產生一些替代關係。（三）與聯勸財務支援關係的密切程度不僅影響到申請經費、通過率、補助年數，也會影響到補助金額。這顯示出聯勸與受補助機構間已經漸形成一種長期的財務合作關係。（四）對聯勸財務的依賴程度、通過率而言，區域間無顯著不同，這代表了區域間仍維持一種相對的平衡。最後，對於未來補助關係的新發展，本文從組織環境、聯勸角色及組織自主性的角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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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施行對中央與地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以身心障礙福利為例

本研究以身心障礙福利為例探討1999年「地方制度法」通過施行後，社會福利歸屬地方自治事項，繼而2001年中央統籌稅款與基本社福經費「設算」，自此社福「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政府詮釋及因應為何；訪談關鍵人物及郵寄問卷調查25縣市社會局局長收集資料。研究發現中央對地方督導力量消減、地方自主性高；中央以「績效考核」地方因應；就地方而言，社福缺穩定財源，且設算不足須自籌，雖有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彌補不足，公彩不穩定，社福法定實施項目日益增多；地制法施行影響多寡視地方首長是否重視社福、專業力及財力；一方面地治後，地方可自主規劃財源創新方案，符合社福地方自治滿足地方需求精神，然地方限於財源不足及不穩定，仍期許由中央主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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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業務一線社會工作者職場暴力之初探：權力的觀點

本文主要從權力觀點探討在公部門從事保護性業務的一線社工人員所面臨的職場暴力。資料來源主要運用電話訪談與分析部落格與專業團體留言版的訊息。研究發現，在公部門從事保護性業務的一線社工多為約聘人員，其職業身份加上性別與父權科層體制等因素交互影響，使得社工在組織內的權力和權威相對處於弱勢，她們經常會低報或不報她們遭到攻擊或暴力，有的覺得講了也沒用或覺得她們還因此會受到能力不足的責難。人身安全問題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是個人的問題，社工人員需獨自面對或自力救濟地動員家人以為協助。 職場暴力所外顯的即如傳統權力概念所言是施於他人身上的壓制權力，和宰制息息相關。然而，社會工作者仍盡力行使其行動力，在互動中重新議定並協商出新的權力關係，發展合作權力。公部門風險預防的措施、政策和訓練的發展刻不容緩，我們接受暴力在社會工作實施的事實，但拒絕不是不可避免的說法。若組織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安全和健康無法提供保障或支持，專業者將無法實現社會的託付以保障社會的弱勢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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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危機

台灣現代精神醫療制度與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幾乎同時發展，戰後台灣精神醫療專業的發展深受歐美影響，強調從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層面的評估治療，發展精神醫療團隊，提供完整的疾病醫療照護。精神醫療社工的發展，提供專業與慈善服務，開啟台灣現代社工專業的濫觴。 政府推動精神醫療政策，帶動大量專業人員投入醫療體系服務，促成相關專業的專業化發展，全民健保及總額制度衝擊醫療專業，影響專業合作。醫院重視經營績效，專業以證照區隔，積極爭取收費與增加服務項目，社會工作從精神醫療相關專業漸漸偏向醫療行政。 本文將介紹精神醫療社工的服務內容、精神醫療團隊發展，從專業、專業化角度探討國內醫療專業化的過程，非醫師的醫療專業人員形成醫療體系中的階層，專業化對醫療體系的影響。接著，分析精神醫療社工專業與行政特質。面對專業競爭壓力，作者認為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與證照，將是未來在醫療體系服務必須具備的，同時，社工應積極建構與發展有實證基礎的服務模式、參與法規與政策擬定，強化專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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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社會工作之反思

本文是針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的96與97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社會工作專業諮詢輔導暨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計畫」時觀察到的議題進行反思，提出現時台灣原住民社會工作面對的兩個挑戰。一是族群身分配對所引起的專業關係建構的兩難，以及造成可能落入消除原住民族刻板印象與歧視的迷思。另一是充權的挑戰，此挑戰源自於充權概念本身的矛盾、與社會工作哲學理念和手段不相容的原鄉文化、組織文化與體制對原住民服務提供者的奪權與壓迫，使鄉村地區的原住民社會工作出現了弱勢服務弱勢的境況。最後，本文針對原住民社工員個人、機構、社會工作教育與訓練、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以及政策提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