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Studies on Tun-Huang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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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書儀收錄有正月、端午、冬至等節氣使用的「獻物狀」，以及送土儀、出孝等送物（狀／書），亦有標題爲〈遣物書〉的文例，均是贈送物品時參照使用的範文。敦煌實物中亦可見有「獻物狀」、「送物」。除了「單書」之外，日常往來問候起居寒暄之書札都附信物。那麼，哪些場合使用「獻物狀」、「送物」、「遣物書」呢？又，發信人與收信人彼此是什麼關係呢？「獻物狀」是由下致上的，適用於官場祝賀，轉用公狀的格式。「送物」，本質屬性與獻物狀相同，由下致上，亦是恭敬鄭重的一種格式，但與獻物狀相比，省略簡短，在吉凶各種場合頻繁使用。「遣物書」，發信人與收信人彼此並無級別之分，禮物的內容及其數量沒有單獨羅列在書札開頭，只在正文中呈現，且沒有分段，是爲了寄送禮物所附上的簡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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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以項楚匡補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為例，說明項楚學問之養成，以及為學的門徑及分析問題的方法，乃是承繼了明末清初以來乾嘉學者原具有的考證學風，為解決每日讀書疑問所得的日知筆記，大異於今時學者接受西方論文規範之撰寫模式，空有理念以及為了計點湊數的功利論文。也因具有如此顛撲不破的道理，才能萬古常新，並大勝於今是而昨非的學術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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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學以4-11世紀寫本為研究核心，複雜的抄寫形態在整理與研究上與刻本文獻有著顯著的差異，這既是特性，又是難點。本文以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為研究對象，從所有研究者公認的變文；也就是今存寫本原題有「變」、「變文」的狹義變文為中心，透過這些寫本的原生態，將其保存的形態、背景文書、合抄文書、書寫狀況等現象，析論其寫本性質、正背書寫、合抄內容等訊息，並據以析論敦煌講唱變文寫本原生態呈現的講唱特徵，檢視變文配圖、入韻套語、韻散結合等之有無，藉以釐清變文的範疇，希望提供敦煌變文寫本研究的另一面向，並有助於敦煌變文文本多層次現象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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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寫卷中有關於「散花」的歌曲，首先，有P.2250題名「釋神英」的〈歎散花供養讚〉七言讚歌，從仙人善惠買五莖花供養定光佛之事起興，引唱讚歎西方菩薩經常散花供養，並描述「香花」於極樂淨土中的各種展現。其次，在S.6631及P.4597則有與〈歎散花供養讚〉起首相似的〈香讚文〉及〈花讚文〉，篇幅較短，但收尾為「散花緣心遍十方，供養如來去三障」等語，顯示其具有牽引散花儀式的用途。其三在S.0668、S.1781、S.4690等多卷，則有〈散蓮花落〉（或題作〈散花梵文〉）的七言讚歌，唱述佛陀修道故事，並以「散花樂」與「滿道場」為句末和聲，兩兩交替出現，並以「大眾持花來供養，一時舉手散虛空」作結。其四，在P.2130又有〈散花樂讚〉緊接於「法照和尚蒙文殊、普賢菩薩摩頂受記」相關說明文後，為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迎請讚，並以「散花樂」為和聲，具有明顯輔助行儀的作用。此外，在Φ.0269又有兩種〈散花文〉搭配著布薩禮式散花行儀。所以，總結以上六種「散花」歌曲，似乎是同在「散花」的主題之下，卻有著不同的內涵與作用，若要明瞭其製作意義與作用，則有必要回歸到寫卷展現的樣貌進行探究。因此，本文將探討這幾篇「散花」歌曲，在不同寫卷上與他篇歌曲或相關文字聯抄的關係，並參酌其形式與內容分析的結果，推究其實際應用的情況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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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卷P.3899號的內容性質，過去曾被誤認為「佛經」或「道經義疏」，經寇鳳凱考定為道教講經文本，擴充了道教講經文的研究材料。不過，有關此一寫卷的文字釋讀以及抄寫年代的判定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可資商榷之處。本文乃就該寫卷文字內容之釋讀，提出關於寫卷正反面的判斷及其抄寫年代的不同看法，除了表列寫卷中譬喻故事及修辭的概貌之外，並進一步探討部分故事之取材來源及其意義，或可增益該寫卷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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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流散至巴黎的敦煌寫本孕育了法國的敦煌學。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法國學者涉足敦煌學的各個子領域，其中頗有成就的一個方面即對敦煌寫本物質性（materiality）的研究。本文將概述法國敦煌學界對中國中古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溯其產生的學術土壤，並介紹近年重要學術成果。本文認為法國學者對寫本物質性的關注與歐洲書志學、寫本學的研究傳統息息相關，其研究深受歐洲學術大環境的影響。近年，法國學界圍繞敦煌寫本的實物特徵展開了集中研究。他們在這一領域做出的努力，對於敦煌學、中國書籍史、寫本學研究皆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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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於781-848年佔領敦煌，為敦煌帶來全面性的影響。此外，吐蕃密教信仰的浸入，使得敦煌佛教有了更多元的發展。歸義軍初期，密教圖像與顯教圖像皆見於石窟寺，惟各自獨立，尚未見義理上之連結。至歸義軍晚期，兩者以義理綴連融合於同一石窟中。其中，曹元忠所營建的61窟文殊堂，以具有密教身分的文殊菩薩為主尊。關於窟內顯、密經變的配置，顯教經變繪於進入窟內明顯可見的南北壁，而密教經變分布於靠近西壁的南北壁、西壁及背屏上，形成南北壁經變仍以顯教教理為主軸，中心壇台上則以密教教法為主要表現。又顯密圖像皆表現出法身佛、化身佛與報身佛的義理思維，兩者以三身一體觀揉合於石窟寺。故而，歸義軍晚期的文殊堂所展現的即是佛教顯密融合的最佳實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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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所見的「道安」具有多元的面貌。在敦煌文獻S.2073的《廬山遠公話》裡，東晉道安成為竊取《涅槃經疏抄》站在廬山慧遠對立面的反派角色，本文以《廬山遠公話》所形塑的道安形象為出發，連同其他敘有道安的《法華經玄贊釋》、道氤集《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等文書，以及P.3355的〈彌天釋道安第一〉讚文，對敦煌文獻中的道安形象進行綜述。另有S.2985、臺灣國家圖書館藏139號等十一件寫本的〈道安法師念佛讚文〉，以及P.3570、P.3727、P.2680、羽298等四件寫本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引述的「道安法師碑記」，二者所謂的「道安」與東晉道安的關係，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