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通識學報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原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刊名變更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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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為文化的象徵體系和形象載體，在潛隱的層次上寓涵著文化變遷的內容與軌跡。針對二十世紀台灣的歷史進程而言，恐怕沒有哪一種文學樣式能夠比鄉土文學界適宜、完整、深入地記載文文化的變遷轉型。由於特殊歷史遇與文化境遇的結合，固然成就了二十世紀戰前和戰後兩階段台灣鄉土文學的多樣化書寫與獨特內涵，其中尤以戰後台灣的鄉土文學在其發展在歷史的洪流中，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已特異的文學世界。因此，本文試圖從當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藝術世界中，探究其社會演進的軌跡，以發現其內在規律或衝突，並進一步論述其當代人精神生活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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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旨在探究陳若曦《慧心蓮》《重返桃花源》二部佛教小說之女性生命情境。文中先將小說放在二十世紀未、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紀交替之際，台灣女性作家有關女性書寫的脈絡下來看，指出陳若曦所書寫之宗教與女性的小說，雖是邊地發聲，映照在現實人生當中，卻可能是反映現實人生相對多數的女子生命境遇的可能性。 首先分析《慧心蓮》中追求菩提的女兒們，依二組敘事主軸（一組爲杜美慧、王慧蓮母女，一組為杜阿春、杜美心母女）探究小說中所欲呈現女性出家的動機以及出家是否為女性的生命出口。透過對小說中四位女性與宗教關係之分析，點出小說背後所欲呈顯之女性在宗教尋找生命安頓，以及在人生的路上相互扶持的言外之意。其次分析《重返桃花源》中比丘尼的故事，指出小說中就人性角度所書寫的情慾與宗教的張力；以及女性在出家與還俗之間是否找到自己的桃源，進而點出「重返」二字所意味「由在家到出家，再由出家回歸在家」之辯證歷程。 二部小說所關注的焦點，是由「性別與宗教」的觀點出發，一則反映當代台灣比丘尼實踐人問佛教的社會關懷；一則也反映當代台灣社會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宗教現象，以及女性教徒在宗教生活中可能面對有關出家與還俗、宗教游民與大師盲崇、威權與性騷擾等問題；這些都是宗教神聖帷幕後最尖銳敏感的問題。其企圖用文字描述宗教的禁區，並探索何處才是女性真正「重返」的桃花源。點出小說中潛伏卻流動在故事情結下的敘事聲音，是女性與佛教的互動過程中始終仍須指向一個清明的自我的。本文結論指出在台灣女性佛教人口龐大的背景下，能有陳若曦《慧心蓮》、《重返桃花源》二部探究女性與佛教互動關係的小說，可謂為當代台灣文學的女性書寫類型，開拓一個新類型的安性書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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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主要是針對七等生一篇重要卻精簡的散文自述〈我年輕的時候〉意義的深入探析，此文寫於1978年七等生正式成名之後，筆者認為此篇作品中所描寫的他最初創作的發生，對七等生而言，是一場重要的青春啟蒙儀式。七等生為自己被視為風格怪異的爭議性特色辯護，認為這樣的創作風格直如「天啟」一般，強大而自然，毫無可疑，且是必要與必然的，筆者認為此作在1978年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出現並非偶然，可視為一篇「對抗性論述」，以此解讀其中隱含的書寫政治。 筆者在文中為七等生的創作風格整理出幾個重要的特色，即（一）抽象與重覆，（二）「窺視」與「獨白」。認為七等生這些風格的誕生都可以在這篇〈我年輕的時候〉中找到發生的根源與理據，論文焦點聚集在分析七等生二十歲任教九份小學時的蒼白苦悶為何是他內在自我認同的危機時刻？而在一次觀看到礦工畫家洪瑞麟觀窺著榕樹華蓋之後，他的蒼白苦悶又如何得到一種微妙的啟發與轉換？他在洪瑞麟的「凝視」中找到一種自我治療的倫理性意義，催生了他的「書寫自我」的創作形式，同時「書寫自我」也成為「凝視」的替換物本身，成為自我欲望的形式，而使他必須不斷以書寫自我再生產。因此筆者強調「洪瑞麟事件」對七等生的誕生，具有「偷窺造化」一樣的重大意義，而1978年七等生成名之後特別選取此一事件加以書寫，重要的不在七等生對事件的觀感，以及此一事件是否真實發生過，而是說明了在臺灣這一同樣充滿了「感時憂國」傳統的文學場域中一個作家在面對時代環境與群己意識時，如何籍由再現(represent)其原始場景，尋找形式、離析意義、確立個人風格，以找到自己在文學場域中的「對抗性位置」，並安頓自己「活著」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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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安平是台灣最早站上世界舞台的地方之一，自古有「安平為牛皮地」之說，這牽涉到「牛皮換地」的傳說故事。曾有史家為文考證，以說明文獻中所記載的傳說故事與史實不符。但就傳說學的立場來看：傳說並非史家實錄，它是依附歷史的故事，強調文學的趣味。因此本文將探討本故事在民間文學中不同於史家的意義。 首先探討故事的相關文獻資料，關於「牛皮換地」的故事，在清代的史籍中，最早記錄應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蔣毓英《臺灣府志》，其文套用了「牛皮換地」這個傳說，說明荷蘭紅毛奪取在台據點的經過。而後史家對於此故事或給予肯定或給予否定的態度：但文人創作時，屢屢引用此典故。 此故事源自希臘神話，在歐洲流傳甚廣；其後傳至亞洲、台灣。隨著歐洲列強努力由中國沿海入侵內地，此故事也傳入中國內陸，而後故事又有新的意涵產生：「牛皮換地」故事情節被套用最多的情形，是在反映被殖民者入侵的心聲，迦太基、印尼、菲律賓、台灣，和被侵略的中國中，土地的被掠奪是因侵略者的奸巧；而在眾神之國的尼泊爾，故事卻反映當地人民對神祈的崇拜心理。在台灣平埔族的傳說中，故事說明台灣多種族融合的歷史史實；而在近代四川，故事是無產階級對封建地主的反擊的反映。 這是民間文學在地化的現象，也印證了民間文學的變異性特質。而產生變異的因素，是當地百姓的渴望與心中不平的反映，是民間生活的寫照。由這個故事的流傳過程可以說明民間故事有趣的傳播過程，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群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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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治史上，曾是國、共之外第三大黨的中國青年黨，從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於巴黎成立之後，即陷於紛擾不斷的情況。而其中最嚴重之分裂，乃民國四十年六月四日在台北所爆發的「天馬茶房事件」，或稱「六四事件」。此一事件歷經內部一連串幾近白熱化的慘烈門爭之後，不但導致在台青年黨空前未有的大分裂，也使黨內各派自此即長期處於貌合神離和欲振乏力的難堪式微狀況，並在台灣政治解嚴之後，完全被邊緣化而無絲毫代表性。但，上述事件的爆發和其後續的式微發展，難道只是青年黨作為「民國史上第三勢力的在野黨」在其來台復內部必然會如此發展之趨勢？難道這其中沒有其他外在的當權派政治勢力從中加以操控？或以提供大量的金錢與利誘使該黨各派自陷爭奪紛擾而無法團結和自拔的卑劣算計？這是不能無疑的。為說明此一分裂事件的全部經緯，並深入窺探造成其分裂的各種內外關鍵因素，所以本文共分十節，對其作了堪稱迄今為止，最為完整和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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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在1990年代經過六次的修正，確立了要走類似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但由於過去數十年，執政黨一直同時掌握總統府與立法院，在運作過程中並沒有出現憲政危機，致使政府體制的運作偏向總統制，憲法條文的修正主要是強化一黨同時掌握總統府與立法院而呈現的總統制特徵。2000年總統選舉結果由民退黨獲勝，而國民黨在立法院佔有絕對多數，我國政府體制首次出現府會分立的情形。但是，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中並未產生如法國半總統制的結果，反而呈現出不同的運作結果，本文試圖從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探討我國憲政體制的變革，了解我國憲政體制之運作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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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福太郎(1903~1982)是日治時期來台調查和研究台灣宗教的重要學者，近年來其學術著作被學界討論和檢討的次數逐漸增多。而本文即是筆者繼2001年10月於國史館舉辦的「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學術研討會中，就增田福太郎發表〈台灣宗教研究先驅增田福太郎與台灣〉，對增田福太郎的生平、其與台灣宗教、原住民的調查研究等，作綜論性探討之後的另一新透視。 此次本小文擬就增田對台灣傳統的寺廟以及日本的神社二者，到底抱持如何的觀點去看待。特別是在所謂皇民化運動時期，「台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寺廟整理運動」於各地（雖非全台每一地方）如火如茶展開之際，其個人的宗然傾向，均是呈顯尊崇天皇制與國家神道的一面；而l939年在其結束前後十年的台灣研究生活回到日本後，亦是任職於與日本國家主義有關的機構，並擔任所員與鍊成官，因此，他在此戰爭的非常時期，如何著文對他曾在台灣研究十年的寺廟、宗教提出見解？本小文即想就此一角度切入，試探瞭解增田內心中對寺廟、神社此二台、日宗教的深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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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福太郎(1903~1982)是日治時代研究傳統台灣宗教的重要學者，因他曾擔任第二次台灣宗教調查。在台期間共計十年，他曾撰有大量的相關著述；而他離台返日後，亦持續撰述與台灣宗教有關或與台灣原住民有關的民俗及法學的著作。不過，這些大量的著作，除少數如《台灣之宗教》、《東亞法秩序序說》、《台灣本島人的宗教》等著作，可以方便參考外；其在戰後數十年間所發表的論述，因都分散刊行在日本各學報和書局，所以此地的研究者頗不易收集和加以參考，故過去很少有學者專論此一課題者。 本文的撰寫是利用2003年12月5日舉辦「增田福太郎與台灣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期間，由蔡錦堂教授提供大量從日本攜回的增田增太郎作作，所以才有此機緣撰此專文。 本文的探討是學術史的回顧，將在文中探討相關學者如黃得時、劉枝萬、三尾裕子、蔡錦堂等人的觀點，並重新對增田福太郎的學術成就作定位，認為他應可是被為視為：曾有優異表現的傳統台灣宗教史研究者及理論的建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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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系在中國唐夜末年崛起以來，在歷代的發展狀況，不但與中國道教史的關聯極為密切，也是了解歷代中國民眾信仰史至為重要的環節，頗值得歷史學者或道教學者來加以探討。因此本文首先針對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從其崛起到北宋之前的歷代發展狀況，提出有系統的說明，並一一商榷過去相關學者論述中的可疑點或其對文獻解讀錯誤之處，然後特別針對其在兩宋之間的發展狀況，提出更深入的多層次探討，使此一特殊的歷史課題，能有更清楚的史實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