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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子學研究方法的反思－關於康德道德法則詮釋儒家仁道的問題

現代學者在詮釋傳統思想頗為借重西方理論，譬如透過康德道德哲學重新理解儒家的做法。此方法雖為儒家思想建立清晰的理論架構，而使其具有比肩西哲體系之規模，但在中西拴合過程中不免對傳統儒學的本質性有些犧牲，這問題在當代新子學的反思浪潮下正可作一檢視。康德道德哲學重理而輕情，對「法則」之尊崇為其主要特徵。其實踐法則以「普遍性」為首出之義，要求意志的決意原則排除對經驗材質的關注。此種理論型態不關注「存在」，和儒家重視存在情境的態度頗有差異。儒家道德強調情感上的人我感通，由於感通必須在「氣」中發動，其表現不免受到氣的限制而有遠近親疏的分別；因此立基於「孝悌」的儒家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脫離材質考量的。如此的道德型態顯然與康德主張大有逕庭，將兩家思想等量齊觀就有削足適履之嫌。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康德道德理論作為參照，藉此對顯出儒家倫理思想的特殊性，同時也為康德理論運用在儒家思想的解釋上，作出一些釐清與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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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義命對揚之生生仁德的生命體證

孔子一生栖栖遑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只是義所當為，無可奈何的客觀命限與為所當為的主觀理想之間，呈現實然與應然之間弔詭的關係。非人力所能完全主宰，這種客觀存在條件的限制，謂之為「命」。孔子面對無可奈何的命限時，以安命、知命化解其存在上的限制，對於可以操之在我的部分，則是致力於人間日用倫常的努力。命限乃是生命存在不可避免的事實，而義理乃是貞定生命的價值意義，所以「命」屬於現實層面的問題，「義」屬於價值層面的問題，人所能掌握的為盡其在我的部分。道之行廢與否，乃是就經驗事實而言價值意義是否能夠被彰顯出來。孔子為與不為的抉擇判準存乎一心，也就是能不能安的問題，迄乎孟子更明言「居仁由義」大丈夫。孔子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有為者亦若是，道是通過行義的方式才能使道達之於天下，作為總體根源的道，必須經由合理合宜的言行，開顯於世間，一則以顯存有義，一則以顯實踐義。在《論語》中，「知天命」可分為兩義：當強調客觀存在條件限制時，此時的「命」是一種命限、命定，為形而下的「氣命」；當強調主體道德修養的體證時，此時的「命」是來自於天的使命，就是義理上的使命，為形而上的「理命」。所以當命限發生時，誠然突顯人的有限性，但知天命的君子，定能轉而致力於可以操之在我之處，由一己肫肫之仁體證那於穆不已的道體，生生不息地去創造價值與順成之，主體自覺心自證其無限性。近人勞思光與牟宗三先生的理命觀，分屬兩種義理型態，勞先生以為孔子的理命觀是「理命分立」，以此建立儒家的人文精神面向，而獨尊主體的價值自覺；牟先生則以為孔子的理命觀是由「性命對揚」進而言「德福一致」，以此建立儒家宗教式的情懷，而闡明主體的價值自覺仍貫通於天道性命，分別呈顯孔子不同的側重面向。「義」與「命」分立的兩端，遂由「即命顯義」的實踐過程之中逐漸消融，兩端而一致。義命對揚，彰顯仁者在氣命的限制之中的生生仁德的生命體證，以生生仁德的義理之命貞定仁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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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童小說〈婦女生活〉探析男權文化下的女性心理

蘇童作為中國大陸當代作家，他對女性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成功塑造讓他受到了大眾的廣泛關注，他的短篇小說〈婦女生活〉通過對一家三代女性悲劇命運的描寫，展現了女性在男權文化下的心理動態。本文試從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影響、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意識以及男性中心文化下的女性心理三方面探討女性這種心理如何導致自身的悲劇，同時對作品中女性思維軌跡、生活方式的描寫加以分析，以此窺探蘇童女性書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