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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生病經驗之時間性議題

本文以生病經驗之時間性為主題，從實務經驗描寫與詮釋被癌症病人體驗的世界（lived world）之時間性本質與內涵。被癌症病人體驗的世界之時間結構符合胡塞爾所提出之三層次：客體時間（objective time）、主體時間（subjective time）與內在時間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病人在面對生病經驗、治療過程時，經歷被體驗的時間（lived time）的感覺被顛覆。對生病主體而言，他關注自我的、內在的、扭曲的時間順序與長短，過去與未來被抹去，陷在當下（the living present）。本文之貢獻在於深入展示了被病人體驗世界之時間結構，呈現其獨特性與個別性。相較於專業助人者習慣以客體時間（例如：疾病史）來看待病人之生病經驗，有助於專業助人者深入了解癌症晚期病人其被體驗的世界裡之時間結構，以更理解病人的苦難，而能有效的同理及陪伴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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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在臨終心理諮商之運用

本文的目的在於展演如何將影像記錄，運用在臨終心理諮商的實務工作中。臨終心理諮商是一個新興領域，如何發展適合臨終病人的諮商方法，是臨床實務上的重要議題。影像具有超越語言，直指存在核心的能力，能成為末期病人產生體悟與促發療癒改變的重要媒介。將影像紀錄運用在臨終心理諮商工作，是伴隨本土化心理靈性陪伴模式（心蓮模式）的發展，而逐漸具體成形。此模式依循的理論概念包括：尊重生命的自然法則，將臨終病人的自我轉化視為一個回歸的旅程，以及將臨終歷程視為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臨終心理諮商的目標，在於營造一個具有轉化能力的能量場，協助病人進入轉置狀態，使得病人能在朝死而生的生命時空中，繼續發展。影像記錄能夠運用在臨終的個人、家庭和團體心理諮商。影像運用的八個面向包括：具體化病人未來生活的可能性，調節病人與家人之間的關係，提升有限生命的意義，促發對生命難題的討論，提供家屬一個觀看的位置，深化陪伴，協助病人和家屬產生反身性的思考，見證病人的存有經驗，協助病人從看得見的影像，對生命困境產生超越性的理解。心理照顧者對影像的運用，以心蓮模式做為藍圖，著重從生活化的歷程中，促發病人的心靈轉化。心理照顧者對影像的整合和運用，能為臨終心理諮商開創更大的空間和效能，促使病人和家屬在行動中獲得療癒，在關係轉化與超越個人的締結中獲得療癒。心理照顧者扮演促發者、整合者和見證者的角色。本文最後指出，影像紀錄只是工具，重點在於照顧者對臨終心理轉化，諮商目標有清楚的概念，體認到臨終心理諮商，是在一個更大力量底下所進行的工作。透過生命交會和見證，照顧者有機會一窺生命的奧秘，並透過影像將臨終生命的力量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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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缽者療遇初探（一）：頌缽之音與心靈冥視關連之探討

本研究是透過西藏頌缽者的頌缽經驗之現象描述，探討缽聲所形成的經驗意識的內涵。聲音空間是經常被頌缽者提起的一個描述詞，由於缽聲本身並無調子，聲音的迴盪構成聲音空間。頌缽者在經驗的描述之所以認為是「空間」乃是來自聲音的迴盪有上下、前後、內外等方向，以及在空間的運動速度。此聲音空間的出入涉及頌缽者的進出內在體驗的程度，在不能進入內在經驗並停留裡頭，聲音空間就消失了。因此，本文認為聲音空間其實是身體的內在空間，但並非生理的條件，而是身體的人文生產，此人文的具象成為「心靈冥視」，亦即在意識出來主導之前的「暗冥」感受。本研究就頌缽過程發生的自我解離所描述的「自我的流動」，亦即那被視為堅實的自我變成流動的團塊，我們將此層面歸諸於德勒茲的內在平面的「符碼新生地」，其自我的意義並沒有堅定的挺出，反而只是一團模糊不確定的自我感。此現象與柏格森談到「影像召喚意識」有所吻合。這結果將我們帶領入身體意義的範疇，一種沈入自身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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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心理學主體的神奇與腐朽

Descartes以來主體之自我否定導致心靈與自然的兩叉。心靈主體化，而自然自然化，兩者如影隨形。隨之就是主體的心理學化，亦即將人的實踐心理化，然後將心理自然化。心理學化的現代西方心理學是心靈主體化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主體心理學化的邏輯從客體向度和主體向度兩個維度拓開，最後得到的就是以心理化的主體爲核心的現代西方心理學。對其之反思則綻出一新的基於心理現象學的境域化的作為客觀行動指向關係的心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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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教師人性觀以及自我管理效能與對學生權益態度之關連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大陸地區的教師對學生人權的基本態度並探索教師的人性觀與教室及情緒管理自我效能是否與他們對保護學生人權的態度有關連？以北京地區的中小學教師為對象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陸地區的教師擔憂對禁止體罰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果，包括學生更難管教，妨礙多數學生受教的權益，但也同意禁止體罰可以讓教師成長。教師擔憂儀容自主會使學生浪費學習時間與相互攀比，但是同意學生應該有隱私權，顯示大陸教師同時受到傳統與現代人權價值的影響。本研究的相關分析則顯示，教師對教育的人性觀以及教師對教室及情緒管理自我效能信念可以預測他們對體罰過當教師的態度與對學生人權的態度。整體而言，相信學生可以自律不必他律，不相信傳統嚴教觀，以及對自我課堂管理效能有信心的教師會反對體罰，支持學生隱私權同時不支持體罰過當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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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之校園霸凌行為辨識、嚴重性與介入評估之研究

教師對校園霸凌的正確辨識是防治、評估、介入及處置的關鍵，然目前研究仍欠缺對教師霸凌辨識，以及影響辨識、嚴重性及介入評估之相關因素的探討。基於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1）教師霸凌辨識的現況及影響辨識之相關因素（含行為及情境特徵、教師背景等）；（2）教師對霸凌之嚴重性及介入之評估，以及影響評估之相關因素（含霸凌辨識、行為及情境特徵、教師背景等）；（3）教師對霸凌處置的看法（含處置方式及權責、遭遇困難、霸凌方案設計等）。霸凌／非霸凌之辨識及其與行為／情境之關係、教師背景與霸凌／非霸凌辨識之關係、霸凌／非霸凌之嚴重性及介入可能性的評估、教師背景與霸凌／非霸凌之嚴重性及介入可能性之關係、教師對校園霸凌之處置。本研究樣本為18所學校的175位中小學教師（除5位接受訪談外，其餘皆填答問卷），係以立意取樣方式，考量學校層級、城鄉及學校性質後抽取得到。研究以量化為主，佐以訪談。研究結果發現：（1）教師無法分辨霸凌與非霸凌行為；教師霸凌辨識與行為及情境之特徵、受害者特質、霸凌與受害者關係（是否具「類朋友」關係）等有關；教師背景變項中，除霸凌訓練（受過訓練者對霸凌辨識佳，但對非霸凌辨識差）及年資／年齡外，皆與霸凌辨識無關；（2）不分情境，教師對介入可能性的評估皆高過對嚴重性的評估，兩者具中度偏高相關；但當教師錯誤辨識情境時，其會誤判霸凌較不嚴重，且較不會介入；教師之性別、身份（教師／行政人員）、層級、年資與年齡、霸凌訓練等與問題嚴重性及介入可能性之評估有關；（3）針對霸凌處置，教師多以一次介入的方式處理；曾遭遇權責不清、時間太短、難以界定霸凌行為等困難；在規劃方案時，教師的考量雖多元，但仍普遍欠缺系統化的思考與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