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高階公共管理組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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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運用各項政策工具調節金融，其中政策利率工具(重貼現率調整)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為提振景氣，央行自民國89年底至92年6月底，持續15次調降重貼現率，由年息4.75%降為1.375%，降幅達3.375%。 國內銀行自74年起實施之基本放款利率制度，一直存在利率向下調整僵固性問題，因應上述重貼現率降幅，以本國五大銀行而言，其基本放款利率平均僅微幅調降0.782個百分點。受害最深的是經濟弱勢族群--多數中小企業及房貸消費者，並削弱央行貨幣政策的傳遞效果。 鑒於基本放款利率已喪失原先建立的精神與用意，並影響央行貨幣政策傳遞效果及廣大中小企業與消費者權益，有必要改善。央行經深入研究美、英先進國家放款利率訂價制度，並與銀行業者充分溝通後，推動建立基準利率與指數型房貸利率，以導正舊房貸利率偏高及基本放款利率僵化問題。 基準利率及指數型房貸利率的特色，在於其指標利率（例如：央行重貼現率、貨幣市場商業本票利率、金融同業拆款利率、主要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平均值，郵儲一年期利率等）透明化、彈性化及市場化，與銀行資金成本變動密切連結；指標利率以外之加碼部分，放款契約訂定後，銀行即不得片面任意更動，借款人權益可獲確保，並兼顧借貸雙方權利義務對等；遇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牽動銀行存款、金融市場利率變化時，指標利率會如影隨形作合理反應，使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更加順暢，有助提升央行貨幣政策效果。 目前本國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已全部實施基準利率及指數型房貸。截至93年底止，本國銀行基準利率平均約3.69%，指數型房貸利率平均約3.74%，遠低於同一時間當時三商銀基本放款利率之7.165%，已有效改善基本放款利率僵化問題；為解決舊貸戶(尤其是舊房貸戶)利率居高不下問題，央行亦督促銀行加速辦理舊貸案件轉換，截至93年底止，以基本放款利率計價之舊貸案件僅佔新台幣放款總餘額之5.77%(其中房屋貸款僅佔1.88%)，舊貸利率偏高問題亦獲解決。 央行為提振國內景氣，並舒緩通貨緊縮壓力，自89年底起積極採行寬鬆貨幣政策，由於成功改革基本放款利率制度，並輔以非傳統性貨幣政策，陸續推動辦理優惠房貸專案及傳統產業優惠貸款，充分運用貨幣政策傳遞機能的利率管道、財富管道、資產價格管道，達成強化貨幣政策效果，有效化解通貨緊縮的壓力，並促成國內景氣在93年得以遠離困局，邁向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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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產業十年興衰 – 探索日本企業管理困境與全球競合趨勢 論文摘要 一九九五年前後，日本NEC、東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等機電集團，雄霸全球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市場，這些日系產業巨擘，擁有技術、品牌、資金、經驗、市占率和人才等經略市場的成功要件，也確實在一九九O年前半葉火紅的DRAM市場上呼風喚雨。那麼，為何在十年之間，整個日本DRAM產業土崩瓦解，僅存爾必達（Elpida）獨撐大局，全球市佔率更萎縮到10%以下？這是筆者投身半導體業之後經常自問的疑惑。 本論文是以一九九五年到二OO四年為時間主軸，除了簡單介紹記憶體產品、DRAM的種類和應用演變歷程之外，也透過產業數據資料的蒐集、整理，來說明這十年之間全球DRAM業界的興衰起伏實況，藉以表現這個資本密集高科技產業的變動不羈，來點出日本和其他地區從業廠商所面臨的挑戰。 至於探索日本DRAM產業由盛轉衰的原因，筆者是利用任職於力晶半導體的『職務之便』，輾轉向日本、台灣的半導體業先進和公司同事，拋出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疑問，通常受訪者都會先楞一下然後沈思幾許，然後說出他們的觀點；另外，筆者也因為工作關係，必須參與許多跨國會議和公司內部的討論，或是聽取睿智之士的想法，這些親身實地的經驗，也在消化之後融入本篇論文的內容，成為研究日本企業文化、管理乃至於日系DRAM公司潰敗的論據。 歷經過去十年的競合，今天的全球DRAM市場已經具備了寡佔的雛形，分佈在韓國、美國、歐洲、日本和大中華區的五個主要DRAM陣營，也各自採取不同的競爭策略。筆者根據目前的產業實況、技術前景，再加上生活用品數位化的趨勢（digital convergence）和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市場的快速成長，在本論文中嘗試歸納、預測未來全球DRAM、記憶體產業的主流趨勢，並針對幾大聯盟廠商的特質和可能的發展方向，提出剖析和個人的看法。 本論文雖然是以產業數據資料、訪談與實務經驗為主體，提出了對未來DRAM產業的預測，以及探討日本式企業管理的困境，但整個寫作的過程也讓筆者產生了『何以至此？良有以也！』的感慨。結論中筆者提到這種社會互助與企業獲利之間的權衡，但這恐怕是更龐雜、困難的議題，也非本文主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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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對一個組織的健全運作非常重要，做好內部控制，不但可以協助組織防止錯誤及舞弊，更可合理確保組織達成營運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導之可靠性、相關法令之遵循三大目標。內部控制由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監督五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其中的監督，是指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品質的過程。內部稽核屬於內部控制五大要素中的「監督」這一項，是內部控制的一環，公開發行之民間企業與政府國營事業均設有此一制度，以強化內部控制功能。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並未設有內部稽核部門，然而從事內部稽核相關工作的卻包括了研考、人事、政風、會計、審計等人員，因為職責分散缺乏整合，稽核專業素養不足，現行機制並未發揮內部稽核應有的功能。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現行稽核機制，經深入探討，共有下列七項缺失： 一、未能完全獨立行使稽核職權。 二、從事稽核工作者專業不足。 三、未設稽核專責部門影響稽核業務推動。 四、不能發揮整體稽核效果。 五、稽核工作範圍太小。 六、稽核報告未能發揮溝通的效果。 七、影響審計工作推展。 依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之理論，並參酌美國聯邦政府的督察長制度及企業組織的內部稽核制度，研究結果對我國行政機關建立內部稽核制度獲得結論如下： 一、設立內部稽核專責部門配賦專責人力。 二、充分保障獨立行使稽核職權。 三、提升稽核人員專業素質。 四、建立相關部門之溝通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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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推展「國內產業自製能量評估」之目的，是評估委外生產承接機構之技術能力，是否足以自力（具關鍵性技術能量）、借力（藉國外技術移轉）開發國軍所需武器裝備系統，其結論良寙在決策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若低估國內產業自製能量，形成「外購」決策，則無法適時提升國內科技、經濟與就業水準；若高估而形成「內購」決策，當計畫執行成效不彰時，損失的巨額機會成本，仍須由全體納稅人承擔，加上海峽兩岸政軍經之平衡點變化快速，實讓人難以抉擇。 隨著國內產業製造能力逐漸達國際水準，國軍深感長期外購的趨勢，出現改善契機，日前國防部通令各單位規劃軍事投資案，必須先請經濟部工業局完成「國內產業自製能量評估」，惟執行將滿週年，無論是主管機關（經濟部、國防部）、需求單位（國軍各單位）、國內產業（公會、廠商）對評估報告內容的深廣度仍意見紛歧；究其原因，就是欠缺明確的評估準則與合理的評估模式。 本研究在學者既有研究基礎上，利用品質機能展開、統計分析、因子分析、層級分析法、能力成熟度、灰關聯分析等方法，從實務角度蒐集產、官、學界等專家經驗，建置「委外生產承接機構技術能力多準則評估模式」，並以國內五大汽車生產廠為例驗證之。 經實證後，確認本研究所建置的模式，具備（一）有效釐清評估準則（二）建立合理分析模式（三）賦予能力差異準繩（四）引進新思考方向等效益，可提供主管機關、需求單位、國內產業等三方相互溝通平台，俾利有意參與的廠商確認準備方向，讓需求單位知悉國內產業能力，使主管機關確實發揮決策效益，達到「國內產業自製能量評估」之聚焦目的，促國防資源充分發揮其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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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是國家競爭力的一種展現，世界各個國家之政府對於文化皆有不同之政策與發展脈絡；加上不同的社會條件造成人民對文化藝術生活不同的依賴。歐美各國對表演藝術中心之發展起步較早且已達一定之水準。近年來亞太鄰近各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及中國大陸等地無不積極以發展「文化藝術」作為國家施政重點之一，並極力興建或重新整修大型表演藝術中心。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簡稱兩廳院）長期以來被視為我國對外文化櫥窗，只是十多年來兩廳院始終定位不明，若不及早解決其定位問題，台灣將在此波文化熱潮中將被邊緣化。有鑒於此，筆者於服務兩廳院期間便大力進行該機構定位轉型工作之推動；今筆者特引兩廳院為例，詳述其改制的過程，並以『行政法人對文化機構營運管理之影響』為題，試為國內其他相關機構提出營運管理之參考。 筆者論文本文共分為六章十九節，另含各式圖表十四款及附錄相關參考文獻四十五種；總計七萬五千餘字。 首章三節是就論文研究之主題依次簡要說明其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是以兩廳院改制前營運狀況，分三節說明兩廳院組織定位之演變過程、改制前營運內容與組織概況，以及日後在運作上之困難。 第三章共分五節，首先第一節闡明「行政法人」之制度源起、運作方式，及其公共任務之目的。第二節係就五種不同經營模式進行比較分析，以評估其在適用上之優缺點和風險所在。第三節槪述兩廳院由「財團法人」而就「行政法人」之轉折過程與主要原因。第四及第五節則論述各國主要藝術中心之運作模式，比較其異同；並歸納出一流展演中所具備之成功特質。 第四章兩節則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立法推動過程，以及其立法背景逐條加以分析說明。 第五章分為三節，係分別針對兩廳院轉型「行政法人」前之準備工作、改制後籌備期間所推動之重要工作、改制後組織結構之變動，以及從專業經營、公共任務、監督機制等八點來說明兩廳院行政法人化後之變革影響。 第六章結論部份，筆者在第一節中提及離開兩廳院前所規劃進行之近程、中程及遠程計畫，於第二節和最後一節裡，則勾勒出「兩廳院的願景追求」；並以「省思和檢討」就兩廳院改制後所面對之問題困難與未來政府推動行政法人化應注意之事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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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理論已經發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理論基礎十分完整，實務應用也有相當成效，尤其在軍事單位以及較具規模的企業界早已實踐多時，近年來慢慢地擴展到政府機構和非營利組織。檢察機關是一個相當保守的司法機關，過去不會挑戰檢察一體制度下檢察首長的指揮監督權，現在必須隨著時代的演進從新思考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之關係。因此本研究主要是分析新興領導理論運用於檢察機關的可能性，並近一步探討檢察機關領導者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之關聯性。 本研究係首次將經過國內外學者多次驗證過的「多重領導行為問卷」（the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aire，簡稱MLQ），運用於司法性質的檢察機關。希望能達到以下四個研究目的：首先，瞭解全國一審檢察機關領導者的領導風格究竟是屬於轉換型，或是交易型，還是放任型，而以何者較適合於檢察機關。其次，探求檢察機關的領導者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之關聯性，檢察長之領導風格對領導效能「額外努力」「效能」「滿意度」之影響。再者，檢察機關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對領導風格之認知差異如何，二者的觀點差異是否對領導效能產生影響。最後，檢察機關領導者之領導風格，是否因被領導者工作性質不同，屬獨立性高的檢察工作或從屬性高的行政工作，而對領導效能「額外努力」「效能」「滿意度」產生影響。 本研究針對全國一審檢察機關檢察長及檢察官發放839份調查問卷，回收537份，有效樣本為481份，共分三個部分十個假設予以探討，驗證檢察機關領導者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之相關性，並驗證中介變數「認知差異」或「工作性質不同」對之是否造成影響。經研究結果分析，獲得以下幾項發現與貢獻： 一、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二者並非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具有互補作用相輔相成的。檢察長領導風格若能採取轉換型與交易型二者交互運用，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二、領導風格確實會影響領導效能，比較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放任型領導與領導效能之相關性，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領導效能均為正向的關聯性，而放任型領導與領導效能則呈負向的關聯性。 三、檢察長個人評估其領導風格與檢察官評估檢察長之領導風格具有顯著差異，不管檢察長採取轉換型或交易型之領導風格，檢察長對自己的評價，都比檢察官對檢察長的評價還要高。然而檢察長若採取放任性之領導風格，則檢察長與檢察官的觀點並無存有顯著差異。 四、對於檢察長之領導效能，檢察長與檢察官觀點是存在顯著差異。檢察長認為在其領導風格下，檢察官願意額外努力，工作效能很高，也很滿意；但是從檢察官之觀點並未若檢察長的想法。 五、檢察長與檢察官認知差異大小，也會影響領導效能，對於檢察長的領導風格，檢察長與檢察官的觀點差異愈大，檢察官愈不願意額外努力、更無效能、愈不滿意。因此，如何縮小檢察長與檢察官認知差距，亦為檢察機關領導者應該特別重視的。 六、對檢察長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同一檢察機關內不同工作性質的主任檢察官、行政主管、檢察官之間觀點，均是具有顯著差異。所以檢察機關的領導者應體察其等之觀點差異，採取不同之領導方式，亦即運用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方式之比重程度應有所彈性調整，惟絶對避免採取放任性之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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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著重於勞工保險基金國內投資業務之最適資產配置實證研究，期以作為退休基金管理單位進行資產配置規劃之參考。在不同景氣期間下，假設各投資資產設限比重不同條件之四種基金型態模式，以平均數-變異數方式規劃投資組合預期報酬率與其風險之關係、並劃出各假設模式之效率前緣線，而資產配置以「單位風險報酬」最大化為目標並輔以VaR為限制式，求解出最佳化之投資組合。 依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取樣資料基本分析： (一)不同景氣時期之各項資產的基本資料分析發現：取樣期間在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時，股票類(金融保險類股與其他16類股除外)為高收益高風險性質之資產，於景氣收縮期則呈現低收益高風險特性。在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單位風險報酬」最高之資產為金融債券，而景氣收縮期「單位風險報酬」最高之資產則為政府公債。 (二)不同景氣時期各資產間相關係數：各景氣時期固定收益型資產間都呈現高度相關、各類型股票間之相關性則較低。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時，鋼鐵類股與各類固定收益型資產之間有較高之負相關，故加入鋼鐵類股可有效降低投資組合之風險。 二、 不同景氣時期下假設各基金型態模式之實證結果顯示： (一)各景氣時期之「投資資產未限制比重」模式之投資組合標準差、預期報酬及效率前緣：景氣收縮期之投資組合標準差與預期報酬率之全距較其他二時期小。而效率前緣在景氣擴張期較全循環期呈現往左上方偏移，顯示景氣擴張期的投資組合，在同一風險下可獲得更高的預期報酬。 (二)各景氣時期不同基金模式之最佳投資組合：「投資資產未限制比重」模式及「債券型」模式在各時期之投資組合偏重於債券。「股票型」模式之投資組合在全循環期及景氣擴張期時，各股票類中以塑膠類股最高；景氣收縮期則全部配置於電子類股。「平衡型」模式在各景氣時期之最高配置比重為公司債。 三、風險值(VaR)在資產配置應用之實證結果顯示： (一)本研究VaR之計算係以報酬率方式表達，在各景氣時期「股票型」與「平衡型」模式之VaR均為負數。而「投資資產未限制比重」模式及「債券型」模式之VaR則為正數，投資組合預期報酬相對較低，顯示此二種基金模式若略提高風險時，可獲取更高預期報酬。 (二)「投資資產未限制比重」模式及「債券型」模式VaR趨近於0時之最佳投資組合：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時因允許承受較多風險，故會增加股票投資比重，使得投資組合預期報酬率與標準差均增加，「單位風險報酬」也因此降低。景氣收縮期則因股票預期報酬原本就為負報酬率，故發生投資組合預期報酬率減少與標準差增加的現象。 四、勞保基金資產配置可行性之實證顯示： (一)突破現行法規之最適資產配置分析：不同景氣狀態下，固定收益型資產之投資比重配置於上限，而金融類股及其他(16類股綜合)類股之投資比重則配置於下限。全循環期時隨著定期存款投資比重遞減，塑膠類、汽車類及電子類股投資比重遞增，景氣擴張期時則塑膠類、鋼鐵類及電子類股投資比重遞增；其中鋼鐵類股在景氣擴張期之投資比重較全循環期更加明顯，此點與在取樣資料相關性分析時所作的推論，獲得進一步證實。整體而言，在不同景氣期間，隨著定期存款投資比重遞減的過程中，投資組合預期報酬均逐漸增加，惟其風險增加速度更快。 (二)依現行法規之最適資產配置分析：考量勞保基金投資法令規範恐難於短期內修訂及參酌英、美保險業近年來持有股票之比重大幅下降之趨勢，實有必要了解在目前投資規範下之最適資產配置；經本文實證發現：於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二時期求得之最適資產配置，債券部位佔總資產高達94%以上。若進一步允許風險值(VaR)趨近於0，適度增加風險以期獲取更高報酬，實證顯示全循環期與景氣擴張期之債券投資部位略降，惟仍達82%以上，其中全循環期之股票類股比重由2.7%增加至9.8%，且由原配置在鋼鐵類股增加塑膠類股有分散類股之效果；而景氣擴張期之股票部位由比重3.4%，經調整VaR值後，比重增加至15.5%，分別配置在鋼鐵類、金融保險、電子及塑膠等四類股以鋼鐵類股比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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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以服務業再創台灣經濟奇蹟」的願景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93年7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並期藉由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與自由化，以立法從寬執法從嚴的原則鬆綁法規，讓業者有良好的發展空間，並建構以服務導向的金融管理文化，推動台灣成為區域金融中心，證券商在資本市場扮演著極重要的中介者角色，如何在此關鍵時刻掌握發展契機與方向以開創新局是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藉由六力分析架構的六個面象，分析我國證券產業之結構及其利益，並透過我國證券商發展投資銀行業務、財富管理業務，以及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之相關文獻的蒐集與探討，再藉由與國內證券市場領導者之個案訪查，以及國外證券領導者之財務業務資料之分析，瞭解國內、外證券市場領導者之發展經驗、發展策略、核心業務及全球化之布局。最後，以SWOT分析國內券商之競爭利基，進而發掘我國證券商之發展方向及策略。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內證券商的主要營業收入及獲利來源來自於經紀業務及信用交易業務，惟因主管機關持續放寬證券商經營業務的範圍及轉投資事業之限制，證券商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債券業務方面之營收及獲利亦有不錯之表現，證券商之稅前純益自89年起與集中交易市場成交值的關聯性已轉為負相關，顯示多元化的發展是證券商持續穩定獲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並提出下列建議： 1.對證券商的建議 1-1.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機制 在政府採取法令鬆綁及差異化管理的政策下，必須特別注意法令的遵循，以免業務的開創受到限制而喪失先機，透過良好品牌形象的建立，才能在吸引顧客及策略聯盟夥伴上取得優勢。 1-2.證券商要獲取利潤，必須能為顧客創造價值，顧客導向可以讓我們瞭解顧客需要，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證券商必須走得比顧客更快、更遠，透過通路行銷來引導顧客，提供創新及差異化之服務與商品，才能維繫與顧客的長久關係，此時如何提升通路的價值及人才的培育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1-3.美林及高盛證券都是於證券業務奠定良好的基礎後再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及海外市場，元大京華、富邦及中信證券亦採類模式進行其布局，並已有初步成效，海外華人及東南亞利基市場是值得證券商開拓的海外市場。 2.對政府的建議 2-1.金融法令的鬆綁 證券交易法中對證券商業務經營的限制應儘速修法解除，使其能從事完整的證券相關金融服務與商品設計行銷。而在共同行銷及合作推廣上，更應大幅放寬現有規範，改以負面表列方式規範以利其發展。此外在證券、銀行、保險採取一致性的管理，使各業在公平的基礎上發展其業務。 2-2.賦稅制度合理的調整 儘速將衍生性商品及結構型商品採取一致性的課稅方式，以利證券商發展此業務，並建議改課交易稅，不但課徵技術簡易，並可即時取得稅收加以運用。此外外資投資國內債券課徵所得稅之課徵方式亦應儘速修法，以利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 2-3.建置以外幣交易的境外市場 建置以外幣交易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期貨市場，並由證券商扮演承銷及造市角色，以引導長期滯留於海外之資金回流國內從事投資。 2-4.開放證券商赴大陸投資之規範 開放證券商得直接或間接赴大陸投資證券商或證券投資信託公司，使我國證券商與國際金融機構在大陸市場有公平競爭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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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台灣在世界競爭力的評比中，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還有大幅改進的空間，我國政府再造工作雖進行多年，但如何讓公務人員在供民眾服務時「主動、積極」地善盡職責，達到「興利、創新」的最終目標，策略工具的運用十分重要。秀娟在累積過去六年規劃推動提升行政機關為民服務工作以來，肯定制度是可以引導行為的，必須能使公務人員發揮才能、綻放熱忱、施展抱負，政府欠缺的是「方法」，而不是「目標」。在目前漸次形成機關績效衡量指標情況下，需要設定高層目標、規劃策略及有效落實執行，援引平衡計分卡建構政府機關服務品質績效指標，實有其必要。 本研究透過量化、質化分析，藉由行政院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適用評獎指標提升服務品質之成效、統整分析平衡計分卡對應於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評獎指標的運用關係，以及運用平衡計分卡發展適切之政府機關服務品質績效評估指標之可行性。 綜合量化與質化之分析，得知在既有行政院推行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之架構下，各級行政機關均可合宜地應用平衡計分卡，然在實施時必須做部分調整，尤其在建構績效評估制度上，能藉由平衡計分卡建立起評估結果的回饋機制，讓評估結果及其顯示出之改善建議能具體落實，使整個績效評估制度，變為環環相扣的循環體系，發揮評估制度的最大效用。 本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可說具體而顯著，惟受時間與機關實施平衡計分卡尚少案例之限制下，僅藉助過去推行多年的行政院服務品質獎這套機制為基礎，與平衡計分卡進行對應檢視，取樣上較趨主觀，有其侷限。因此後續研究建議可以從建立品質評核架構及科學化、系統化之評核工具，確立核心概念，建構指標連結邏輯性，評核手段之客觀性等方面做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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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派駐海外各機構負有外交工作、經貿合作、文化宣導、僑務推動等不同之範疇與任務，除了人與事外，最重要的就屬辦公處所之門面問題，駐外機構設置有其歷史背景及各項政經因素考量，然駐外館處即使係一人館，其基本開銷至少年需新台幣壹仟元萬以上就企業經營的角度如同企業總部設立120個海外分公司之型態規模，必須要有企業管理的經營理念與思維及經濟效益評估，否則在政府財政緊縮及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勢將成為政府一個沉重的負荷。 目前我國正式駐外館處約有120個，其租用為104個，租用比例高達87%。一年租金將近新台幣八億餘元，故究竟續採租用方式？還是逐年編列預算購置為妥？又購置之方式是否可採資本租賃或由公營銀行出資主管機關再向其租賃或分期償還等如何以最佳之模式處理，利弊分析又如何？為本文探討之內涵。 惟本研究方向純屬經濟效益的評估，畢竟我國目前外交處境非常艱困，駐外館處之設置與購置，有其國際情勢的現實面與多項政治複雜因素之考量，並涉各種時間與空間及人為之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