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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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試圖剝解「文化代理人王大閎」之建築實踐在台灣現代建築運動中的意義，特別就其針對「現代主義」與「國族國家」認同計劃之折衝，以「東方神韻」提供「理想形式」(ideal form)以為「文化主體性」解答為核心，重探五○到七○年代間「現代建築」空間意識所隱涵之「移植的現代性」。而「中國建築現代化」「折衷復古步驅」與「現代主義陣營」的傳統與現代之爭，更成為本文掌握「現代主義」之「普同性」（功能主義）架構如何因應二次戰後「認同議題」需求？之特殊氛圍。面對「美式現代主義」作為文化移植之重要參照範型，其「技術理性」、「紀念性」（公共性的「社會建築」）、「住宅提案」（社會烏扥邦）等核心議題，如何在台展現與轉化？則為分析議題。談及論戰與國族認同計劃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從認同政治的意像化意識形態之空間生產角度言，即畫出本文時間的軸向－從《中山陵》到《國父紀念館》，象徵了認同計劃的建造與重建如何在「紀念性」建築提案中展現，公共性如何被操作，而論戰兩造的知識論傳統又如何實踐。另外，作為台灣現代主義神殿之王大閎自宅，所牽引者非僅是王氏個體的創作欲望，同時也在美式現代主義住宅類型逐步在地化的過程，扮演轉譯者角色，創造了「新家務性」。而宛若王氏自傳的《杜連魁》一書，作為「表徵的空間」，則潛藏了現代主義者的烏扥邦及自我塑像。 從王大閎的「中國現代住宅」提案言，發掘其住宅充滿著「社會病態治療劑」意涵之「尊貴野蠻人」論述，結合儒家父權體制下的倫理觀念與流動的空間佈局，創造了典範式的生活舞台。而建築師作為洞察世情，主客合一，並創造民族精神之先知預設，在現實生活中卻成為一種隔離與靜默的自我塑像，其社會使命最終落於隱遁的烏扥邦之中，＂先知＂的神話由此崩解。 接著，從私領域滑向公共空間之認同政治書寫。《中山陵》一案，折衷復古步驅者以「邁向古典主義」之名，作為中國建築文藝復興運動之「民族形式」論述基礎，藉以再現「精神的東方」（文化主體性）。專業者以「結構理性主義」的技術意志，融合「歷史主義科學史學」與「社會有機進化論」，面對尋求共和國肇建的文化與藝術旨趣，接合了以「漢族�孔教單一文化有機體」為核心的國史論述，延續「中體西用」的思維。而結構理性主義」視野下的「中國建築」論述，將「理性原則」作為理解「傳統」的路徑。輔以人文主義強調“為建築的紀念性著人文衣裝”，以及“從外部入”(outside in)的形式審美原則，回應民族形式需顧及「中國古式之追求與現代工程技術之進化」之雙元論預設。其「現代乃對過往重新詮釋」策略，開放了「折衷主義」取徑的合法性，輔以「科學理性」視野分析「傳統原則」，使得「傳統」已不再是對過往的擬仿，而是一種透過理性原則所中介的現代性經驗。如此，即架構了「再造傳統的機會」。 進一步將《中山陵》國喪儀式所展現者之道德範型「為公烏扥邦」（東方的「彌賽亞」），將其對照「彌賽亞」，離析「移植的現代性」。缺乏現代國家制度性架構的「為公之治」，以「國魂」說越過了一切集體組織，輔以法西斯的政權統治，使得潛藏於「中國建築的文藝復興」論述之「市民社會」關懷，僅能簡化為「技術理性」向度。其「傳統」（中體－精神的東方）成為「現代」的“時空壓縮”經驗。論及認同計劃之重建，本文以《國父紀念館》為例，論「現代主義者」的「地域主義」論述，此案根據「抽象表現主義」取徑的「粗獷主義」與「面相學表現主義」共同鋪陳一種抽象的新紀念性。並將其論述放諸工業社會與國族認同計劃。則發掘「紀念性」形塑了語意架構的瓦解，是一種由新文化時間鋪陳出的現代經驗，為一種「回到未來」的現代計劃。如此，「東方神韻」竟成普同化世界中“異體同形”的迪士尼。「地域主義」論述的單一文化體系論，更塑造了另一波文化內部殖民的現象。而法西斯統理之公共空間提案，在市民社會缺席的狀態中，使得現代主義者的公共性�紀念性提案落入形式操作的範疇。而與折衷復古步驅皆只能關懷形式表現之議題。 最後，討論公共住宅議題所牽引之「類型」�「社會使用」在台發展之特殊性。學院將其理解為純粹的空間組織安排與造型藝術表現、人道主義關懷的「計劃之學」與「住宅議題」為土地轉手的暴力所摧毀、加上第三世界國家活絡的民間住宅市場，乃國家提供集體消費工具近乎缺席的生產機制（「國宅」從來就不是台灣主流的住宅提供者），使得台灣版本的「現代主義」，面對土地資本化的過程，瓦解了宗族與土地關係，在核心家庭與分戶產權制度隨之接軌的現代性計劃中，缺乏「反身性現代性」賴以生存的空間一即生產關係的反省。因此，當現代主義者在公共服務並無空間紮根的狀態下，逐漸退卻其社會烏扥邦的閃耀色彩，同時也回應了何以「中國建築現代化之爭」何以成為建築專業界最引人之議題？呈現了「現代主義」論述既蒼白又無力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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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由於台灣產業結構與發展型態的轉變，使台灣地區之工業區發展正面臨嚴重的挑戰。編定工業區內的部分傳統產業，隨著大環境的改變逐漸沒落，同時又有新興產業的崛起，傳統的用地型態已隨著產業趨勢而多有改變，有鑑於此，政府部門實有必要推動「編定工業區之更新再生」。 本研究主要以國內外工業區推行作法做為借鏡、配合工業區園區化、複合化、生活化的趨勢，並考量本國地區產業的發展、檢視目前編定工業區發展現況，並以個案地區作為研究主體。配合田野調查、二手資料蒐集分析、廠商意願問卷調查作為本研究方法並探討工業區再生之可行改善方法，主要有五個方向：產業環境提升、實質環境改善、管理機能強化、法令政策修正、財務金融補貼。 本研究以林口工二、工三工業區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其再生主要目標為發展成為全台電子機械創新研發社群。認為再生除了拆除重建、整建復興、保存維護外，還需要具有足夠的經濟誘因，能夠帶來經濟活力，並以社經環境的改善、實質環境的再生為主共同進行，找出地方關注的議題，以民間推動為主。而為達成此目標建議推動下列措施： 標的一：發展為都市技術型之工業園區 標的二：推動產業技術升級 標的三：民間自治組織之成立 標的四：基礎設施的更新維護 標的五：土地複合化使用 標的六：產業園區整體環境美化 透過以上再生策略，期能達到改善工業區老化的實質環境，並藉此刺激經濟活力，減少開發新工業區對環境的破壞，進而達到永續生態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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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觀光吸引力理論與宗教觀光出發，整合出宗教據點的各種吸引力，並從都市觀光需求的角度將遊客特性加以分類，透過問卷調查以及統計分析方法，探討宗教據點吸引力對不同參觀目的、遊客特性的吸引程度，進而比較龍山寺和行天宮觀光吸引力的差異。 調查結果顯示，對香客較有吸引力的因子為祈安求福、精神調劑，而建物特色、知名度、體驗宗教氣氛、木石雕彩繪、歷史、文物展示和交通便利等七個引力因子則對觀光客有較高的吸引程度。區分參觀目的後發現宗教據點乃是以傳統宗教文化吸引力來吸引信仰者，以知名度、文化藝術和建築特色等吸引力招來觀光客。在遊客特性和吸引力因子分數的關係上，除了性別以外，吸引力因子對 不同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居住地和宗教信仰會有不同的吸引程度。最後在龍山寺和行天宮的比較上，兩座寺廟在知名度、傳統信仰、文化藝術與建築特色的優勢都相當，也就是龍山寺和行天宮的主要觀光吸引力對遊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至於支持吸引力的部分兩座寺廟則有較明顯的差異，因此龍山寺和行天宮兩座寺廟在宗教觀光的發展上，活動的舉行、環境的改善、設施的方便性以及與周 邊景點或商業活動的配合才是更能增加觀光吸引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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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發展乃是各國政府積極推動之新興產業，透過觀光的發展以帶動地方經濟成長，改變地方產業生態。這其中商業活動服務乃影響觀光地區吸引力之最主要因素，這類事業通常包含住宿、餐飲、休閒服務等與遊客之遊憩活動有直接關係者。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乃我國首座設立之國家級風景區，且鄰近大台北都會區，一直是相當受到喜愛之地區。過去對於自然形態之觀光地區多從環境的角度切入探討，而忽略了區內相關之商業活動的重要性，影響著地區之吸引力。本研究以區內相關之商業活動做為研究之標的，分作店家特性與遊客特性探討其特性為何，以供作為日後規劃相關政策之參考。 透過田野的調查統計與店家問卷與遊客問卷的施作，歸納出本區商業活動供給面與需求面的特性如下： 一、 店家特性 營業形式以餐飲業為主，店面的分佈與地區遊憩型態有關；店主身份多為本地人，且多數希望媒體的宣傳能幫助其經營獲得改善；氣候為影響本區店面營業最主要的因素；本區屬假日型觀光地區且缺乏夜間活動，導致顧客數集中在假日與白天 二、 遊客特性 1. 大多數遊客為一日遊觀光客，且以自用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2. 多數遊客以風景欣賞為主要遊憩目的，且重遊之機會高；遊客停留的遊憩據點數不多，但與消費金額有正向關係。 3. 多數遊客以餐飲業為主要消費對象，且地方特色的塑造對於商業活動的發展有重大意義；本區遊憩類型多屬動態性質，攤販活動恰能配合遊客活動進行；不同遊憩目的對於商業活動有不同看法，其中以釣魚者最為特殊。 根據特性之所得，本研究建議以下四點行動措施：善用媒體宣傳、店主的再教育、旺季時可設立攤販專區、強化區內據點間的差異性，希望對於未來之發展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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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在台灣發展的歷史已超過一百年，可說是台灣庶民文化中的一個代表。尤其自1990年中華職棒聯盟成立之後，台灣的棒球運動進入了職業化（商品化、長期化）時代，球賽變得更普及。十七年下來，產生了各形各色為數眾多的球迷，藉由棒球這個文本，球迷獲得了閃躲與創造的愉悅，並蘊生了台灣獨特的球場文化。 在台灣喜歡看球、談球的仍是以男性為主，有些女性（母親、女友）在球場上往往扮演一種陪伴的角色。台灣「偶像迷」多半指的是那些看長相多過看球技的女球迷。或許是因為棒球的競爭本質使然，使得「看得懂球」變成一個真正棒球迷最基本卻也最嚴格的標準，棒球場上的偶像迷是一件可以做但是卻無法坦然承認的事。 台灣棒球場給球迷「家」的感覺，指的是一個熟悉的地方、一種習慣的氛圍，而非特指某個地方的球場。與老球場相比，台灣目前在使用的職棒場地不論在硬體或軟體設備上都有改善。而美國、日本的球場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是個聖地，是球迷朝聖的地點。 台灣的棒球比賽類似Bakhtin（1998）所指出的中世紀嘉年華。棒球賽提供了一個逃離日常煩悶生活的出口；在球場中沒有任何階級身份的差異，大家都是球迷；在比賽過程中，球迷不僅僅是旁觀者，更是積極的參與者。球場觀眾席中不同的區位會使球迷產生不同的行為，是一個空間與人相互影響的例子。台灣棒球場充滿了雙方叫囂以及嘉年華會的氛圍，其中啦啦隊是球場氣氛營造的重要角色。除了啦啦隊，球場中的人群互動亦可引用Bakhtin（1998）嘉年華文化的三種基本形式來說明：一是集體的儀式化景觀如波浪舞與兄弟象戰歌；二是球迷各種喜劇（言詞）的創作，包括扮裝與言語的戲謔和羞辱；三是各種的球場語言，如各隊的加油口號與球迷的球場垃圾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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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物權法、戶籍制度改革等各種呼聲沸沸漡漡，部分程度地反映了中國長期城鄉二元分治結構日益矛盾之深，並可能影響中國大陸未來整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之轉型路徑。本文的主要意圖，是離開都市化作為樸素的人口概念，企圖由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的轉化等較寬廣的脈絡理解中國晚近的都市過程；分析的具體對象，則鎖定中國大陸城鄉分治的體制下產生的特殊空間現象—城中村。此外，在方法論層次上則強調制度取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的分析觀點。 首先，本文回顧近來對中國城鄉關係變化的討論，並說明城中村現象形成的機制；除了市民身分的界定外，土地產權的轉移在中國亦是城市化過程的重要指標，而我們提出的觀點是，特別從產權體制、戶籍制度與村集體組織等彼此交織，或者說是相互協商折衝的過程中，將有助我們更清晰地掌握中國城市快速發展的光鮮外衣下所潛藏的社會轉型問題。其次，透過田野調查的經驗資料，本文嘗試釐清戶籍、產權與村集體組織交織而成的地方體制，如何限制其土地使用，進而形塑地方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生活；而自傳統徵地機制開始，乃至九零年代末期逐漸興起的舊村(城)改造到晚近的城中村改造，諸如農村戶口如何轉制為城市居民、集體土地的產權轉移為國有土地與利益分配、基層組織的改組以及股份制改造等等，事實上是一組蘊藏多方權力關係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的過程。 最後，正因上述歷史遺緒彼此糾結的特性，在國家強制的都市化過程(imposed urbanization)中難以理順，不得不以「城中村改造」的包裝將其同時排上議程，進而提升了中國城市化過程的複雜性。地方國家內部的運作邏輯並非一個主體，單一國家的架構似無法回應現況。而相對弱勢的村民在歷史給定的制度基礎上，循市場邏輯進行微弱的抵抗。本文並指出，一旦歷經「改造」之後，農民是否因而搖身變為社會意義上的市民(citizen)，值得後續追蹤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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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探究九○年代以後台灣古蹟保存變遷的歷史寫作，作者揚棄傳統編年史寫法，而以三大顯著歷史表現為綱，鋪陳九○年代以後台灣古蹟保存史之發展架構，亦即：「近代殖民建築保存」、「社區化的古蹟保存運動」與「古蹟再利用」。 回溯我國歷年來的古蹟保存案例，研究史回顧指明台灣古蹟保存史正是一部階級抵抗運動的歷史，體現出國家與人民之於空間的競爭關係。一九七○年代，古蹟保存運動在台灣伴隨著快速都市化現象而萌芽，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傳統建成環境的創造性破壞激起都市文化菁英的反思與抵抗運動，然而保存運動亦促成了古蹟保存編入國家體制而成為整體文化政策的一環。隨著時空變遷與歷史發展之積累，自九○年代以後，「近代殖民建築保存」、「社區化的古蹟保存運動」以及「古蹟再利用」三項課題，是我國古蹟保存發展歷程最為顯著的時代變化。從歷史研究之中可以發現，古蹟保存做為文化層面的都市社會運動之一，其實是不斷挑戰國家施政，與統治階級進行長期抵抗鬥爭的歷史過程；更進一步言，古蹟保存乃是一個涉及空間競爭／階級鬥爭的場域，展現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高度張力，而具體地表現於本文所假設的三種競爭場域之中。 本文研究結論認為，古蹟保存乃是一個務須透過體制化的操作過程，保存政策與實踐成效，其實是高度受到國家文化政策的走向所影響。易言之，古蹟是否得以保存直接關係著國家干預能力的強弱，古蹟保存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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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空間的活化與再利用在世界各國早已形成一股風潮。在當前「全球在地化」的潮流趨勢下，反觀國內，近年來古蹟、歷史建築與閒置空間的再利用也漸漸成為各地方政府重要的文化政策之一。尤其「閒置空間再利用」在文建會的積極推動下，再加上文化資產保存法陸續於1997年及2000年修正，賦予地方政府在指定古蹟、歷史建築物登錄上審查的法定地位。因而使得各地方政府無不積極投入歷史空間的活化工作，並進一步結合藝文活動與文化產業的推廣，希望達到活化地方與創造地方文化經濟的理想。古蹟保存與再利用被視為可以凸顯地方特色以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方法，是地方文化治理的一環。 近年來台北市政府為了促進市民對城市歷史的認識，並強化城市文化意象，於是透過古蹟活化、閒置空間藝文化的方式，讓台北街頭出現了許多具歷史意義的新文化空間。就在2002年底，中山北路上的「台北之家」在文化局的努力推動下，正式以新的面貌跟台北市民見面。這棟由「前美國大使官邸」再利用的三級古蹟，它結合了古蹟保存與電影文化產業，利用文化消費與歷史空間相結合的方式，成為了中山北路上的新景點。本研究希望從「台北之家」保存與再利用的歷史脈絡分析，深入了解本案再利用計畫的相關背景與生產過程。並從台北市的文化治理面向來分析「台北之家」的象徵意義與社會文化意涵，理解其背後所意圖塑造的都市意義與空間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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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不動產證券化已逐漸步上軌道，截至2005年底，REIT與REAT的商品總發行規模已達合計新台幣475.2億元，但長久以來關於不動產證券化的內涵，卻一直被賦予過度寬廣或狹隘的想像；本文嘗試跳脫出既有的框架現制，純粹將REIT（或REAT）視為單純的資本工具，由國外現階段的經驗與本土的發展歷程出發，探討現今台灣在發展不動產證券化時，應有的創新策略及其理想的環境建構。 本文前段，建立「國外經驗」與「本土發展歷程」兩條主線，前者主軸為1986年之後美國的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介紹全球的不動產證券化最新動向，包括美國的REIT、日本的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新加坡和香港的REIT，時間軸線為「近代發展」；後者主軸為台灣的三個證券化歷程，包括開發型不動產信託受益權轉讓、都市更新投資信託、不動產投資與資產信託，尤以「開發」為呈現觀點。藉由這兩者的相互對照，展現國外與國內的不同發展脈絡。 本文中段，解析國外與本土不動證券化的軌跡、挖掘出台灣當前不動產證券化的真實課題與迷思，進而探討不動產證券化的內涵與本質，建立應有的策略目標。 本文最後，提出「理想證券化環境的建構」，包括：提出三個理想的不動產證券(REIT)化可行模式、提出現階段的修法方向（包括REAT、REIT與開發型標的的修正）、提出四種未來可行的營運模式等，以為一個本土不動產證券化創新策略的芻議。 關鍵字：不動產證券化、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不動產資產信託、REAT、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都市更新投資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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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理論近年來被廣泛的應用到社區實證經驗研究中，本文希冀藉由對都市社區新型態社群網絡的經驗研究，探討社區資本對於前述新型態社群網絡永續經營的策略與新社區經營模式。 本文研究對象為石牌地區『竹苑藝坊』社群網絡及其網絡成員。該組織主要活耀於台北市北投區，位於典型都市新移民會集之處，網絡成員則泛指受『竹苑藝坊』義工組織服務或影響的生活區域內的成員而言。 本文首先檢視「竹苑藝坊」社區工作發展脈絡及演變，依據其社區動員與組織力量的演進，概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宗教關懷事業的啟蒙與轉化期；第二期為『竹苑藝坊』參與振華社區發展協會時期，係指以振華社區及其鄰近地區為主要工作場域的時期；第三期則為社區成功經驗的外移培力期，主要針對特定對象從事社區工作經驗交流與技術培力；並試圖自「竹苑藝坊」義工社群網絡形塑過程中，透過對網絡成員參與社區行動的觀察與分析、型塑過程運用的策略及步驟，作為探討社區資本對於前述新型態社群網絡永續經營的策略與新社區經營模式的依據。 本文發現：社區資本的形成對於「竹苑藝坊」義工社群網絡的建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累積呈現階段性、其運作是一個環狀系統；社區經營策略則必須具備以「生涯帶狀式」為主的義工培力策略、選擇居民有興趣的策略性工具；接受社區經營的新觀念：社區經營是過程主義而非目的導向、經費募集必須做到供需平衡、有效防瀆的機制；並提出以下的假設性策略：義工組織是網絡內最重要的關鍵性因素、建立「信任」機制、凝聚共識、擴大義工培訓計劃、整合資源。從「竹苑藝坊」社區網絡經驗研究中發現，其已開創社區經營新模式，透過照護社區、生活社區、文化社區三步驟，逐步將社區推入永續經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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