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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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與開放原始碼的共同衝擊下，傳統的創新城市區位理論有了新的挑戰。新近開展的議題是在實體空間中的產業群聚如何與存在於虛擬空間中的開放原始碼社群合作，開發出具市場爆發力的產品。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兩種技術社群擁有截然不同的創新文化：前者需要依賴封閉與私有化創新成果來壟斷市場以獲取超額利潤；後者則強調創新成果應開放、共享，來使產品具有更好的品質、信任度，以及較低的成本。在技術文化幾乎相互對立的情況下，產業群聚與開放原始碼社群的合作需要一個中介的空間機制來促成兩者之間有效的互動。 從產業群聚如何跨越本身的創新障礙、開放原始碼創新所需要的地方環境條件，以及市民城市的技術運動這三個理論角度著手，本研究嘗試探討這個中介機制的形式、功能與形成動力。本研究認為，這個中介機制的形式是由專案（projects）與會展（fairs）所構成之「暫時的創新氛圍」（temporary innovative milieus）；它的功能在支持用戶創新者（user-innovators）驅動的開放原始碼創新；它的形成動力則來自市民社會的技術運動對於國家與市場力量的動員。傳統創新城市區位理論認為，城市的創新能力受制於其固定的（permanent）環境條件，無論是核心城市的都市資產（assets）或是邊緣城市的都市氛圍（milieu）。然而，要孕育開放原始碼創新，城市需要在其固定環境的基礎上另外創造出一個暫時的創新環境，虛擬的網絡，流動空間。 以孕育出Linux-based EeePC的台北為經驗案例，本研究指出，在開放原始碼年代，城市是動員創意的共同體。創新城市的區位理論不再僵固地侷限於物理空間概念。台北既不是核心城市、也不是邊緣城市，而是擁有市民社會的城市。一種社會學式的城市。再進一步說，這是網絡社會的資訊城市，台北，是節點（node），是全球都會網絡中的創新節點。這個由市民社會所驅動的創新城市模型，本研究暫稱其為「開放城市」（op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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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移動是構成都市交通也是商業行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但近年來，都市設計、都市計畫等專業上的分析方法，往往對於該計畫範圍內行人移動流於形式上的分析，而忽略了行人移動時，行人間與周遭環境所相互造成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從複雜系統的角度，利用NetLogo軟體建立該地區行為者基礎模型去探討行人群體移動模式受到西門徒步區及其周遭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其行走速率並進一步驗證，希冀作為該區未來計畫上的分析模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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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計畫區開創台灣新市區整體建設的里程碑，今日發展成熟與特殊的景觀、機能、環境品質，已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新興都市空間，至今可見其他新發展的都市空間經常以信義計畫區作為仿效對象，「信義計畫區」一詞已是具備某些意義的代名詞與形容詞。因此，本研究動機乃來自於對當地活動者認知的信義計畫區意象，以及影響其意象建構原因，並比較當地不同類型活動者的意象認知是否與規劃者想像有所落差。 過去國內外許多都市意象研究，多透過受訪者所「看見的空間樣貌」來指稱意象，卻較少討論意象的建構可能與「實質空間」或「非實質空間」等影響因子產生關係，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與訪談方法，瞭解三種活動者對於信義計畫區各種空間的印象，受到哪些實質空間與非實質空間的因子影響，進而梳理出信義計畫區整體意象建構的脈絡。 研究發現信義計畫區有兩種最受活動者認同的意象，包括消費娛樂中心與豪宅聚落。其中消費娛樂中心意象最為突出，是同時受到實質空間與非實質空間的雙重影響因子建立而來，即信義計畫區中消費娛樂性質的商業空間在空間結構、形式自明性、商業娛樂活動經營面向的獨特性皆是意象重要的影響因子。另一方面活動者對於計畫區內高級住宅區的空間經驗雖然相當缺乏，卻受到媒體與代銷業者傳播其稀有性、高級的生活品味、高知名度的購屋者等影響，其象徵意涵使得豪宅聚落意象跳脫空間經驗，亦作為信義計畫區另一突出意象。而信義計畫區早期規劃定位「金融�商務中心」與「市政中心」意象則不受到活動者的認同。 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地方可同時具有多種的意象，且意象建構脈絡因不同活動者及受到諸多影響因子的作用而有所差異。研究結果引出對新興都市空間規劃的反省，突出的意象目前最受消費娛樂與高級住宅商品化的影響，顯示信義計畫區順應全球化都市的發展趨勢，消費先行、地方高級化等作為彰顯都市獨特性之規劃手段，以目前信義計畫區的都市意象觀察，一旦進入歷史的考驗，其獨特性可能受到全球化下諸多新興都市空間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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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電影《練習曲》帶動台灣單車環島的熱潮，也強化了單車休閒化的印象。然而，本研究欲將腳踏車的性質從遊憩活動拉回到日常代步裡，從身體經驗出發，並以Donna J. Haraway的「人機複合體：賽伯格（cyborg）」概念，探討腳踏車族透過「半人半車」的移動狀態所體現的空間主體性。 在研究設計上，針對移動經驗的探討，將以高度使用腳踏車代步的族群進行深度訪談，作為分析腳踏車族感知行車空間的身體文本。而在身體實踐的探討上，將從具有特殊身體處境的受訪者為對象，探討身體與腳踏車之間的關係，以及腳踏車如何體現來自與生理身體與社會身體的肉身化經驗，藉以抵抗和反轉原有身體的限制，重新獲得掌握空間的主體性。 本研究欲突顯身體經驗是分析腳踏車移動的重要面向，透過身體踩踏的能量轉換，展現腳踏車在當前「環保」、「健康」等道德訴求之外，作為一種體現賽伯格（cyborg）的行動實踐。本研究認為在城市的移動裡，腳踏車的移動方式具有「半人半車」的混雜特性，讓它們得以成為具有獨特移動節奏的「賽克里司特」（cyclist），並得以「隱身」穿梭於以機動車為主的城市交通系統之中，成為一種獨特的城市流動地景。另外，透過不同賽克里司特的身體處境，探討人（身體）與腳踏車（科技物）在結合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並且重新反省人機複合體當中「肉身性」的意義，期望藉此展現出人機複合體的限制與能動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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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全球商品鏈」-「工業組織動態」-「參與生產/非參與生產領域」做為概念框架，探討自2002年起至2010年「國際環保指令/規範」做為「影響」進入台灣TFT-LCD產業的「綠色規格治理」與「動態組織轉變」，並說明「在地生產網絡」，也就是包含重要「外部行動者」，對國際環保指令/規範影響產生的回應與「新興結構」，並指出其「動態轉變」對生產網絡/非參與生產領域產生的水平「線性」影響。本研究主要對話對象為「全球價值鏈」理論與「生態現代化」理論。 研究方法透過廠商的「半結構性」訪談、內部制度文件與相關佐證的次級資料交叉驗證而得。各章重點如以下： 1. 國際環保指令/規範「做為影響」進入全球價值鏈，在（1.）「禁限用化學物質」的規範影響下，「禁限用物質」規範涵蓋RoHS、REACH、PoHS、PFOS等有關的國際環保指令，在全球價值鏈內部垂直治理為「加深權力不對稱」關係，領導公司制訂「環保規格技術規範與標準」，透過「產品檢證」與「系統條款與稽核控制」，有距離地「規訓」市場，以及過程中「供應鏈空間」具有摩擦，或稱「差異的評價標」。全球環境保護的目標需要消耗「製造廠供應鏈」所在「領域」更多的能源、資源，並且由零組件廠商承擔「禁限用有害物質」目標達成的關鍵責任。（2.）「產品環境化設計」有關規範影響下，包含WEEE、ErP指令，則是由台灣生產網絡「外部行動者」引導，與TFT-LCD製造廠橫向競爭和內在組織能力驅動，進行「產品生命週期盤查與評估」的系統分析過程。 2. 台灣的TFT-LCD產業的「在地生產網絡」2007年後被認為順利通過RoHS指令的要求，扮演一定角色的「外部行動者」包含國家（中央政府）、顧問機構、檢測機構、驗證機構，以及其他支持和相關組織：公會、學術單位、軟體技術公司，以上5項外部行動者與生產性主體，程度不一的架構出新興綠色經濟網絡。並且，其間顧問機構、檢測機構與生產性行動者發展出「伙伴關係」，另外在地生產網絡也具有拉扯關係。 3. 國際環保指令/規範「做為影響」擴散到台灣TFT-LCD產業生產網絡，全球環保有關的「知識」透過全球生產網絡與跨界網絡的賦予，使得TFT-LCD製造廠擁有更多「權力」，知識體系的賦予與驗證的加持更「加深」TFT-LCD製造廠和「非參與生產網絡的行動者」與他們的社區的「資訊不對稱」。 最後，本研究建基在經驗研究上，對「全球價值鏈」理論站在批判的立場，認為在新興的「倫理性國際規範」下，全球價值鏈具有多元的權力關係，「治理」應該延伸到集體的或區域的層次討論，並且應探討「市場」在價值獲取中「建構的本質」與其影響的意義。同時，本研究也對生態現代化理論提出批判，認為國際環保指令，原本是期待附加「全球環境保護」與「經濟」的共同發展於「市場」中，但真實的狀態卻是更穩固的既有市場，以及既有不平等的進一步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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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從原鄉遷徙到都市的原住民族人口持續增加，都市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與需求也更趨複雜，生活在都市邊緣的河岸聚落居民便是其中一環，因為居住環境的特殊，其生活型態有別於一般都市原住民，相對形成都市邊緣的弱勢，也使得政府機關的服務輸送議題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服務提供者及服務需求者在服務輸送的傳遞與接收上的影響因素，探討如何降低服務需求者在服務使用上的阻礙，提昇獲取福利服務的機會，及強化社會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以建構適切的河岸聚落服務輸送體系。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服務提供者在服務輸送上的成效，以及探討河岸聚落居民在服務使用上所面臨的困境，最後嘗試建構適合河岸聚落居民的福利服務輸送體系。透過服務使用者的觀點及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分析，運用深度訪談及文獻分析的方式來蒐集資料，並結合研究者本身的經驗來統整相關資訊。 研究發現影響服務提供者服務輸送的內在因素包含：政府機關的宣導能量不足、服務人員轉介其他資源的動能低、服務的主動性不足、僵化的審查制度及政府機關之人力及專業能力有限等；而外在的影響因素包括：基層人力網絡不綿密、資源分配過程中的政治力介入、機關間之橫向聯繫缺乏及基層人員的服務品質低落等。另影響河岸聚落服務使用者的因素包含：聚落居住環境的限制、居民求助之動機不足、缺乏對政府部門的信任感及草根自主性的期待落差等。 為提昇河岸聚落之福利服務輸送的效能，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政府機關應強化福利服務資源整合、激勵聚落居民參與在地服務工作、公部門應採取積極性的行動服務、各區公所應設置專責的服務窗口、培養聚落在地社工服務人員及建立績效考核制度等。本研究認為服務輸送體系必須考量河岸聚落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的建構河岸聚落原住民社會福利輸送體系，以提供優質效能之社會福利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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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都市擴張的特徵之一是非正式部門的快速生產。地方政府以及國際組織採取了許多的措施來提升低收入社區的的居住條件。而市民參與以及與社區為基礎的組織（CBOs）的合作則是鄰里改善計畫的關鍵。這個研究指出兩點：一方面，全球化，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國家，是都市不平等的主因。因為其經濟成長並不平均，並且忽視住宅發展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全球化與去中心化與新都市治理的脈絡相關，同時新都市治理在政策執行上鼓勵積極的市民參與。 玻利維亞藉著引入社區組織的參與，在社區發展計畫上進行民眾參與。這個研究分析了參與式規劃在兩個層級上的結果以及障礙。在都市的層級，分析了拉巴斯市政府的政治管理。在社區的層次，則研究拉巴斯大規模的鄰里改善計畫「真社區計畫」。 「真社區計畫」的執行方式由上至下，它是由拉巴斯的市政府所領導，並由兩個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以及中美洲發展銀行，進行財政援助。這個方案的目標是要提升民眾參與以及藉由這個過程讓非正式住宅社區的居民擁有他們住屋的土地所有權。研究選擇了兩個社區進行田野來呈現市民參與的面向。這兩個社區有著不同的成果以及面臨到不同的問題。最後一章從三個面向分析了這個差異：社區參與，政治衝突與領導權，以及社區與計畫案的執行成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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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家全球化研究者觀察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改革過程指出：東亞在全球化影響下，國家內部制度體制出現「去國家化」（de-statized）與「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現象，即意味著國家（state）從諸多制度性場域退位，並選取市場機制為改革核心。本文鎖定1990年代後的農地政策，諸如：1995年「農地釋出方案」、《農業政策白皮書》以及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2010《農村再生條例》等內容與審議進行分析，並且嘗試以臺灣彰化縣的農地空間發展經驗作為驗證，除了探索彰化縣實際農地空間發展模式之外，亦針對發生於彰化縣境內的「鎘米汙染事件」以及「國光石化案」、「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開發計畫所遭遇的爭議與矛盾進行分析與探討。首先，本文透過政策論述（discourse of policy）與農地空間實存情境的比較之後，發現1980年代末期，臺灣政府即朝向鬆動、放寬「農地農用，農地農有」制度進行改革，然而，這些改革係以「不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作為前提與但書，但是，在彰化縣農地空間發展經驗，卻一再發現農地面積縮小、工業用地面積不斷成長的情況，政策論述與農地空間實際發展經驗上實有相當的落差，不斷於彰化縣境內出現的「鎘米汙染事件」便是明確的例證。第二，除相關農地政策、法令的修訂與審議過程中可以發現「工業優先於農業」的國家政策思維之外，在實際的開發計畫－「國光石化案」、「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的計畫內容中，更能發現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皆嘗試在1995年「農地釋出方案」基礎上，將境內農地變更為工業使用，「農地釋出」與「興建工業園區」被視為將自身編入全球經濟生產體系的手段，興建「大度攔河堰」以為工業尋覓水源，亦可作為「工業優先於農業」的例證。第三，關於東亞國家全球化研究所關切的國家政策效果議題，本文指出1988年以來臺灣農地政策，雖然係以放寬既有「農地農有，農地農用」為主軸，但是卻仍然可以發現政府在放寬的同時卻嘗試以新政策工具行「再管制化」（re-regulation）之舉，然而，這些政策工具卻因引起「侵犯私有土地財產權」疑慮，而遲未能果，這可謂是「再管制化失效」（failure of re-regulation）的情況。最終，筆者綜合農地政策與農地空間發展經驗的分析，指出全球化下的臺灣農地政策將無可避免遭遇到「侵犯人民私有財產權」疑慮－2008年《農村再生條例》的審議過程將「農地整備制度」專章刪除以及「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放棄徵收極具爭議的「相思寮」農村土地便是十分確鑿的例證，「侵犯人民私有財產權」所造成國家治理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這即是全球化下臺灣農地政策呈現「再管制化失效」境況的深層內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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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在當前台灣災害防救工作中佔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其身為民間團體的一類，在政府－民間協力因應災害的願景下，須透過對其參與災害防救工作特性之探索，了解其災害防救能量，方能強化整體災害防救分工體系。是以，本篇論文望能融合宗教社會學之概念於社會資本理論中，探索宗教團體在其特殊「世界圖像」的理想目標下，如何構築並利用其組織內外部結構之社會資本資源，以形成其災害防救工作，並依此了解宗教團體在參與災害防救工作之優劣勢，和其在災害防救工作中可扮演之適當角色。 經使用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訪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鼓山參與921災後應變與重建工作之經驗、兩個案之宗教體系與其災害防救策略關聯等內容。分析其宗教理念對其災害防救工作策略、組織內外部社會網絡關係之影響，並探討參與災害防救工作，對組織自身之反饋為何。本研究發現，對宗教團體來說，參與災害防救工作是其信仰實踐和向外建立關係網絡的策略行動。在行動特色上，兩宗教團體皆傾向融合其信仰核心理念，即宣揚自身宗教理念的目標於災害防救工作中；又，其特殊宗教性格，和自宗教性格而生的規範，會影響其與外部結構的關係，使其較難與外部結構建立長久、穩定的合作關係。而在參與921災害防救工作後，兩個案皆有內部信仰凝聚，和與服務對象建立良好互動的情形。 由於宗教團體在軟體面的心靈關懷工作上佔有優勢。其長期、在地化陪伴的服務，又可達成強化組織內外部設社會網絡、滿足災後需求的雙重目標。本研究認為，在台灣未來的災害防救工作分工藍圖上，可考慮由宗教團體負擔災區長期、軟體面的心靈關懷角色。惟政府單位亦須透過政策擬定，強化宗教團體之災害防救、心理醫療、心理輔導等專業；增進宗教團體與外部結構的合作關係；同時，也必須重視災區居民的權益，滿足因災害所生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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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高齡少子化時代的來臨，政府將於2012年仿效美國HECM制度，於臺灣試辦逆向房屋抵押貸款，目的在於提升灰色地帶貧困老人的生活品質及保障經濟安全。公共政策的推行，由於涉及許多利害關係人之不同利益，進而影響執行的可行性，因此在制度設計過程中，必須釐清制度中的利害關係人，了解其所追求的目標、相互的利益衝突、制度達成的風險及彼此之間的結合關係，進而界定各利害關係人未來參與制度設計的適當角色與責任，設計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完善制度。本文以利害關係人途徑分析以及網絡分析等方法，探討利害關係人在政策網絡產生的影響；透過社會網絡分析軟體(UCINET)，繪製出利害關係人所建構的網絡關係圖，藉由議題網絡之中心性分析，釐清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共通點、互補性及合作、妥協的可能。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網絡分析方法，發現逆向房屋抵押貸款制度的影響包括三個層面：(一)以社會層面而言，雖然此制度帶給臺灣具經濟弱勢的老人在生活支援上有多一項的選擇，但事實上社會福利需求層面導向的利益相同體，多與金融產業導向的利益相同體呈現利益衝突的現象，使制度設計上產生諸多矛盾與風險問題；(二)以政府層面而言，多數利害關係者皆認同中央政府機關為關鍵的決策者，亦為影響制度推行的重要利害關係人，政府除了扮演領導與教育民眾的角色，亦需負有設計解決機制的責任；(三)以產業層面而言，金融導向的利益相同體，在制度中除了需承擔許多不確定風險外，亦與社會福利導向之利益相同體在目標上有所衝突，除了需扮演溝通與協調的角色，更需與政府之間有更為密切與互動的合作關係。 逆向房屋抵押貸款制度在設計與實施過程中皆為複雜，由於為新制度的引進，於台灣仍未有個案產生，故於研究上未能以實際的案例深入討論，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臺灣的需求市場做大規模與深入的調查，瞭解臺灣需求市場真正的需要，以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逆向房貸制度。另外，建議可以更深入釐清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矛盾與合作，藉以降低各風險問題的產生，惟有釐清各利害關係人於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利益衝突，才得以設計出更為完善與有效率之制度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