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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之城─台灣香港電影狂熱者建構的電影城市印象與轉型

香港電影一直在華語社會占有重要地位，香港城市透過香港電影始終有著自我書寫的命題，也向世界華人再現這個地位特殊的城市。過去的電影城市研究較多從文本分析出發，或是由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對城市在電影中的形象進行解碼，而缺少觀影者與電影之間的討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生長於台灣，自我定位為「喜愛香港電影」的觀影者，試圖從他們的香港電影城市街道空間印象作為一種研究取徑，了解觀影者建構電影城市的過程與影響元素。並借用Appadurai於其全球文化經濟理論提出的媒體向度、金融向度與意識形態向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說明這些觀影者如何指認香港電影城市，以及從80年代至今香港電影城市空間轉變的三個主要時期。分別為：「市井生活」在80年代香港電影中的城市再現、90年代末期香港電影展現的全球城市典範、後CEPA時期的香港電影城市形象轉型與隱身。 　　當「電影城市」作為觀影者的溝通工具透過網路科技彼此共享，進而產生社群集結之時，觀影者作為小眾狂熱的迷文化動能，逐漸發展出電影地景導向的觀光實踐。如此從觀影者出發的主動性，和近年由全球城市主導，設定觀光吸引為目標的影像宣傳極為不同，未來對於電影、城市和觀光的影響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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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站東側地區環境改造效益評估

台北車站地區為大台北的門戶，構成許多人蒞臨台北的第一印象，因此其環境景觀在這座城市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隨著台北的都市發展，土地開發逐漸飽和，都市更新成為其都市再發展的方向之一，但受到土地產權細碎及整合困難的影響，使得都市更新時程冗長，而造成都市中存在許多空置且廢棄的建築物，令都市土地無法有效使用，並影響都市景觀；於是，台北市逐步透過土地等待都市更新實際開發前的期間，進行暫時性的環境改造：拆除廢棄建築物，並將土地在都市更新正式實施前，開放供大眾使用，藉以改造環境景觀，並促使都市土地有效利用；於是，此暫時性環境改造的效益為何，成為本研究的重點。 針對環境改造成果的非市場財貨特性，選擇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進行其價值的評估，並針對具備都市門面的台北車站地區，已改造完成的華山大草原基地及尚未改造完成的台北車站東南側小印尼基地進行研究，並分別藉基地周邊之受訪者對已改造完成之華山大草原環境改造成果繼續存續一年，以及尚未進行環境改造之台北車站東南側小印尼內的廢棄建築物基地進行改造之願付價格探討，而呈現其相對之價值；結果顯示，針對台北車站東南側小印尼內的廢棄建築物基地環境改造的平均每人願付價格為新台幣1218.81元，而華山大草原環境改造存續一年的平均每人願付價格為新台幣1234.18元，兩者間並無顯著差異，但若藉以推算其一年所產生的效益，則呈現其遠高於環境改造成本；此外，基地周邊的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區、大同區居民平均願付價格，僅次於台北市其他行政區(中正區、中山區、大同區以外)之居民，而高於非台北市之居民；其中，台北市其他行政區居民對於都市門面態度反應最高，而統計結果亦顯示，認為環境改造有助於提升都市門面之受訪者特性，會顯著影響其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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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計畫利害關係者界定方法之探討

誰來參與？誰有權參與？一直是公共事務營造民眾參與時面臨的一大難題。在現代國家成員眾多的脈絡下，任何公共事務皆由公民行使其直接民權表達意見顯得窒礙難行，然代議制度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不足等問題長此以往屢屢為人所詬病。由此等問題應運而生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概念，提供了一個實際可行的觀點，主張由個別公共事務利害相關的民眾來參與。 　　本文以防洪計畫為研究對象，以利害關係者相關論述為基點，復以分析臺灣防洪計畫營造民眾參與的現況，建構出「防洪計畫利害關係者界定架構」，該架構因應防洪計畫之特性，能以多元方法界定多元利害關係者，非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究竟政府在執行防洪計畫前、規劃初期應該聽取誰的聲音？」此一重要問題，也降低於防洪計畫營造民眾參與時，某重要類別利害關係者被排除在外的機率，並且現實可行，而能為規劃者所使用。 　　接續以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驗證防洪計畫利害關係者界定架構的有效性，復分析受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影響之居民與三位利益團體成員對計畫之意向。居民、利益團體成員對前期計畫的發抒亦可作為來日整治基隆河之參考。 　　時值民意日趨高漲的此刻，期望各種多元價值能據此忠實地傳遞出來，並得到善意的關注，防洪計畫更為大眾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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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築生命歷程—教育與建築的持續對話

本文探討學校建築與教育之交互關係，預設在民主參與的過程下有助於二者之緊密連結，共同朝向多元形式發展。學校教育與建築為學校施行教育之二項重要元素。以往不論在教育現場或研究，或未考量其與建築關係，或視二者為相互影響之獨立因素。但這二者的關係卻有超越前述靜態相關的可能，即由學校成員之參與促成二者的動態互助。 本文即藉由觀察與訪談，以「使用者參與」規劃設計之三類不同組合的學校做為案例，包括具有新學校系統與新建築之學校、新學校系統與原有建築之學校、以及原有學校系統與新建築之學校。探討在使用者參與空間營造的過程中，如何能促使學校教育與建築產生正向發展的動態持續循環，同時也因這過程發揮學校之為公共空間的本質。 研究指出，學校建築與教育的關係應是持續對話的整體發展。對於教育而言，不論教育行政系統、政策及規範、教育計畫、教育施為及接收者，皆須同步朝向多元開放的觀點發展，同時誘發可回應教育的實質空間。此即包括1.教育優先，教育觀點的掌握先於學校建築的興建。在學校建築營造的過程中，需確認學校之教育理念，目標、內容、方式、學校成員相互間的關係，以回應教育需要。但不僅如此，學校建築更可有助於教育計畫的實踐，甚至促進教育的多元發展；2.開放的學校氛圍，具有回饋機制的開放學校系統促成校務彈性運作，鼓勵學校成員關心學校事務，也促成學校教育與建築密切配合。這是教育內涵的一部份，也是民主學習的歷程。 而學校建築，不管形式如何，皆是教育的表現，其生命歷程可說是隨著教育實踐而變動的實質體現。在學校建築整備營造的過程中，必先瞭解學校建築在哪些情境下回應教育需要，而能1.顧及人的使用，針對學校裡不同使用者的需要，相互間的互動模式，而形成空間劇本，並依此而有搭配之空間營造過程；2.學校教育與建築不協調的情境，卻是改變的機會。當學校建築比教育更多元豐富有彈性時，即挑戰學校的教育觀點。而教育優先的概念在遇到不合用的學校建築時，有機會藉由空間整備的歷程，生產新的教育計畫，並回饋至原有的教育觀點；3.新形式學校建築挑戰行之有年的教育觀點，使得學校需在創意與傳統間取得平衡。對於願意創新的學校成員而言，這些新空間可帶來對於教育的新省思。又若新空間來自於學校成員對於教育的想像，則需傳承，同時也藉此形塑學校文化。這些過程皆須行政單位對於學校建築形式的開放態度，以及空間使用模式的彈性；4.學校建築空間營造的權力應交由使用者負責。藉由使用者對於空間的自主態度，讓學校建築之營造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份。 延伸而言，學校需成為有利於參與的公共空間。學校成員被平等看待且能自主對於學校事務發表意見，形塑共同治校的精神。學校建築營造的過程實踐學校之為公共空間，並培力參與者對於空間、校務的自主性。重點為，1.改變僵化封閉之學校系統。藉由培力挑戰學校僵化運作模式，學校成員體認相互間的差異，以合作取代競爭，最終能相互成就；2.促成使用者參與空間營造的機制為，上位部門對於參與方式的支持、學校形塑成員對於公共事務討論與共同治理的氛圍，並有一群學校成員與空間專業者願意投入參與的過程；3.學校建築之營造有利於不同成員參與的實踐。首先以上位者作為模範，謹慎行使階級權力，將空間議題作為發展學校文化的觸媒，並展現於教育計畫，用以培力其他成員。同時，模糊、開放、可改變的環境，以及各類交流空間皆有助於提供學校成員正式與非正式對話的機會。 最後，使用者參與促成教育與學校建築的重新定義。使用者參與使得學校成員重新檢視目前的學校教育以建立對於未來教育的想像，且需經由討論整合各方意見。學校建築也在對話中以各種形式出現，成為反應學校教育的歷程。教育為概念與組織，建築則為實質表現及實踐場域，同時也是促成概念與組織產生質變的誘因。最終，教育即學校建築，學校建築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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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

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華僑運動，除了以大量人口以及僑滙的跨海流動影響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甚至在政治上催生了一個世紀以前的民族主義以及革命運動。因此，做為當時僑民原鄉認同以及僑滙流向的主要目標，「僑鄉」具有特殊的研究意義。 由微型社會學及微觀史學的啟發，本研究選擇金門珠山村做為僑鄉空間歷史研究的對象。並以老�中�新的基本分層概念分析其《族譜》及僑刊《顯影》等家族史料。由早期地理歷史的變遷推論，逐步聚焦於僑鄉時期移民類型、僑滙經濟及空間營造的討論。 因此以「移民聚落」及「跨海宗族社會」的動態觀點補充傳統對於「農村」的靜態認識：薛氏族人的移民傳統，不僅表現在元末的開基金門，也展現在明代舊村時期的部份成員向外移出，更展現在清初遷界令之下的全族大遷徙。戰亂結束後，薛氏族人廢棄舊村，並應用與地區傳統完全相異的風水配置法則，遷至珠山村現址，提昇了農業及住宅的用地面積。其後，在華僑運動興起的年代，「僑」或稱「洋客」由於同時具備跨海移動以及在村內定居權力的族人，成為新的移民類型。並以贍家性僑匯以及私宅商品化市場的資金流動，支持原鄉的經濟及空間營造活動。此時的珠山村已經不僅是一個具有集體移動並且記憶先祖之地能力的聚落，而是薛氏跨海宗族社會的核心節點。 由於移民傳統、僑滙經濟、僑鄉建築及跨海家庭，都並非專屬珠山村的特殊歷史現象，而是僑鄉的共同歷史特徵。由金門珠山僑鄉的微觀歷史分析，華僑時期的人口與資本雙向流動應該被重新認識為一組不同於傳統鄉村及城市的跨海宗族社會組織現象。而僑鄉營造中的建築象徵則為其呈現本地傳統與跨界企業家精神共同作用的文化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