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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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主題為公共與私密領域劃分中介的住宅門口空間，並以位於台北市城郊，自清朝開始發展的茶路臥龍街為研究田野，藉此探討： 一、門口空間的社會生產面向。本文從建築技術法規沿革中找出與公私領域邊界變化的無形關係。在住宅高層化後，住家的領域邊界有了明顯轉變，在住宅類型變遷下，衍生出與住宅容積、量體、技術物相關的法規，種種因素皆控制著目前可見的領域邊界。另一方面，以門口空間之拼裝實體物件發展過程中的門扇、門牌為例，探討材質選擇的變化所反映的空間觀。 二、門口空間的領域深度分析。以N. J. Habraken的領域深度理論畫記方式為分析工具，將不同住宅類型的門口空間，置於同一分析基礎上，探討臥龍街上各住宅類型之領域空間劃分及組合方式。探討重點包含：領域分層上的強與弱界定差別、領域邊界的變動可能性，以及，居住人數與領域層級的相關性，這些都通過空間營造方式而產生。同時，居住者的生活節奏也會對領域造成影響。 三、臥龍街上領域並存的拼裝分析。納入街道環境與人，以拼裝都市論為視角，探討並列於臥龍街上的領域關係。從既有環境條件改變與更改路名政策下，視臥龍街上的門禁社區為構成新拼裝體的關鍵元素之一，藉以看出領域並置下發生的不連續、異質組合、汰換、調整等事件，以由小見大的方式，展示都市生活如何與各種不同元素交織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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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點在於藉由研究M-Team發展與內涵，探討產業群聚的制度建構脈絡與過程。本研究指認出產業群聚會利用其區域特性，轉化為制度化的組織合作與知識學習，進而彌補群聚既存之劣勢。就宏觀層次而言，制度化合作與知識學習使得產業群聚技術外溢機會增加，有助於區域產生常態性知識學習與擴散模式，進而克服群聚「閉鎖效應」；中觀層級分析，廠商藉由制度性安排獲得與其他廠商進一步合作與交流機會，進而吸收更多內隱式且非正式之技術知識，有助於突破技術應用瓶頸。微觀層面而言，制度化合作與學習形塑競爭壓力與同儕競爭心理，誘發廠商內部產生學習趨動力，以克服技術升級障礙。 同時，本文分析M-Team之網絡型構過程與成因，其中促使M-Team成員得以合作之動能，主要源自於成員經濟理性決策與區域認同。M-Team的跨體系治理相較於單一體系，具有知識學習與擴散、生產與價值鏈整合、社會資本積累等三大面向優勢。其中影響治理機制得以順利推行，主要來自於M-Team所處之產業與技術環境、地理鄰近性、社會資本、成員能動性等四種因素相互交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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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關於區域經濟的研究大多專注於產業如何成長、發展，然而在全球化下，世界經濟連動性越來越高，某國的經濟危機可能會影響世界另一端的產業榮枯，可見外部衝擊將變得頻繁且難以預測。因此本研究將換個角度，以回復力(Resilience)概念切入，討論區域經濟體面對衝擊的韌性。一般討論回復力以防災角度為多，然而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越來越多學者開始以回復力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但目前仍然需要更多經驗研究來作為理論基礎。本研究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為田野，期望提供一個以後進國家、中小型企業為本體的傳統產業群聚案例，採用長期追蹤的歷史與演化觀點，來討論區域經濟回復力的變化與群聚內不同能動者應對外部衝擊的方式。 本研究根據工具機產值成長率進行歸納，自1980年代至今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共遭遇到五次導致負成長的外部衝擊，分別為1987年-1993年的美國VRA、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2000年初的網路泡沫化與九一一恐怖攻擊、2008年金融海嘯。根據其性質可分成主要市場受挫、國際金融危機與無法預測之天災。根據文獻回顧與實地田野訪談，本研究提供了兩個研究架構來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群聚的回復力。 研究結果發現，根據外部衝擊性質不同，工具機產業群聚藉由不同能動者介入進行回應。面對主要市場受挫，群聚以企業家為主導，根據情況有效運用另一個能動者的協助，成功開拓並分散、轉移主要市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透過學習與跨廠商聯盟，進行產業的再結構，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面對無法預測之天災，則透過產業網絡的共同行動與高度彈性的生產方式，彌補部分協力廠受損的危機。其中企業家精神、產業結構、公部門協助與社會資本，分別按不同類型的外部衝擊進行互動產生區域經濟回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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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山非正式聚落位處臺北盆地邊緣，其與山共生的環境，造就了聚落豐富的生命力，並以有機的方式在都市裡和諧生活著，然而在都市土地再發展的壓力與都市計畫的命題下，蟾蜍山非正式聚落保存運動相應展開。本研究從空間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透過疏理蟾蜍山聚落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關係，彰顯聚落生成背後的公共性價值，同時，研究者關注保存運動開啟的聚落邊界辯證，尤其聚落與都市的關係以及聚落內部社會關係的轉變。 蟾蜍山聚落具有豐富歷史疊層，自清領時期古道、流經聚落前方的瑠公圳以及日治時期的農業現代化發展，聚落從公館舊聚落演變成為日式宿舍地景，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又因其特殊山勢而選擇將空軍作戰指揮部設置於此，從此開啟蟾蜍山作為軍事地景的身分；為了安置戰後移民，列管眷村煥民新村成立，自力營建家戶亦圍繞著眷村而出現，這些基礎勞動無非是支撐起臺灣的戰後發展的關鍵；在都市快速發展的年代，城鄉移民落腳於位處都市邊緣的蟾蜍山聚落，使這裡成為具有住宅提供意義的所在。蟾蜍山居民的生命奮鬥史猶如公共歷史的切片，以逆眾之姿屹立於蟾蜍山腳下。 在制度化資源的支持下，這個隱匿於都市的非正式聚落猶如擁有自己的空間自治系統，家屋依附山勢漸進式地生長，居民則透過相互協商的過程，生產出聚落內部的公/私空間，而不同的社會活動亦出現於聚落各個角落中，具有包容性的空間使用彰顯了更大的公共性。此外，參與式營造空間的過程以及不同的群簇關係，造就了聚落內部多重的認同邊界，然而土地產權的差異彰顯了聚落內部的張力。在這個維持著傳統生活型態的地方，保存運動重新開啟了非正式聚落的公共性辯論，促使地方邊界與既有社會關係產生轉變。從藝術介入式的行動、政治協商到文化資產申請一途，諸多過程開啟了聚落的主體辯論，包含作為居住主體的居民、未來使用主體的臺科大學生、對外協商主體的保存團隊以及與臺科大校方的張力。 種植等社區營造型、跨越聚落尺度的活動參與，讓不同生活群簇的居民得以在廣場流動與交流，不但居民的認同邊界逐漸有所交融，亦加深了廣場空間的轉化使用，再度公共化聚落的公共空間。從領域與邊界關係來看，聚落保存運動開啟了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過程，當聚落的社會關係出現不同的孔隙，邊界開始鬆動，諸多的行動皆讓地方與外在不斷地處於動態變遷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社會關係以及當代的地方理解，同時也意味著，新的公共性正在被創造。換言之，正是當前聚落具有孔隙的狀態，面對聚落的未來，才更得以有更公共性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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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非正式住區受土地經管機關以訴訟方式迫遷，顯示司法作為一種處理非正式住區的機制，越加被倚重，此趨勢展現出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變化？本研究從公有土地占用處理之制度場域的轉變，以及受迫遷者的反迫遷行動此兩個面向切入，考察非正式住區拆遷的司法化轉向，其特點、形成動力及效果，並同時探究居民在迫遷處境中，如何遭遇、想像並認識國家，理解並詮釋自身處境及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 透過對官方檔案、法律文本及社會史料的考察，本研究分析公有土地占用處理制度場域，區分出1982年以前仰賴「納入合法管理」的占用處理、1982-1989年積極處理占用的開端、1990-2001年「非法化排除」的擴張與合法管理場域的緻密化，以及2002年迄今擴大「非法化排除」四個階段。「納入合法管理」與「非法化排除」的雙元占用處理模式在不同階段的變化，受到國家財政狀況、民主化及文明化工程、部門關係調整及基礎行政能力所影響，並在財政與法治論述的擴散中推進。 90年代後，在新自由主義體制逐漸成形同時，國家於實際運作上遭遇財政困境，原有的發展主義心態導引出「土地開發引導的發展」、「產權」與「司法」，三者共構的主導框架。因而，逐漸強調司法介入的「非法化排除」方式，強化「合法�非法」的分野與私產權邏輯，也使國家角色發生質變，國家與特定人民的關係轉變為擬似「私人」與「私人」的關係。 居民遭遇迫遷時所採取的策略及其對自身處境的思考，是考察「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另一個重要切面。本研究以扎根理論為基礎，分析居民與志願組織在反迫遷行動中，透過「法治」、「財產」、「權利」等概念，表述其自身狀態與定位的挪移，也展現他們對政府、人民與政府關係的重新定位。透過權利的認識與再認識、解構與再建構來重新定位，正是對抗政府於擴大非法化排除場域時同步單一化其自身角色，使國家與人民進入私法關係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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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金門自戰地轉型的進程中，金門發動戰地襲產化的觀光治理機制為何，以及戰地襲產化觀光帶給金門什麼樣的前景與困境。 金門長達四十三年的軍事管制時期，意外使得戰爭地景得以保存與襲產化（heritage），在解除軍管後，這些戰地遺跡成為觀光遊憩資源，也是今日金門發動戰地觀光的結構動力。我嘗試挪用「煉金術」一詞來譬喻金門以發展戰地觀光的策略，去修補撤軍後的經濟危機，在這個過程之中涉及了不同治理體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更具體地說，我探討金門三個地方層級的不同治理機制：「三金」（金門縣政府、國防部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在其各自本位上，如何治理金門襲產觀光化的具體措施，彼此間有何合作和衝突關係，同時，去歷史的觀光化過程中，這些體制自身如何不自覺地扭曲、變形。 另一方面，我也關切金門人自身如何面對這個強調特定戰爭記憶，並予以襲產化和觀光化的家鄉。也就是說，在地居民面對這些戰爭地景意義的轉變，涉及了地方記憶與認同的協商和重塑，如何具體映照出金門置身兩岸關係中的曲折處境。因此，我在參照傅柯「異質地方」概念後，試圖以「雙面鏡」的空間隱喻，說明金門如何可能在戰地襲產化觀光治理與地景重塑的脈絡中，體察到一種傅柯式的鏡像反身重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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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夜市由地下躍上檯面成為台灣重要的商業型態之一，也成為現代人日常休閒娛樂一大去處。遊戲類攤販做為夜市的組成者之一，也做為一種似乎已邁向式微的商業類型，圍繞在商人與消費者之間「人」這個元素的重要性不斷重複被強調。為了對遊戲類攤販在流動夜市中的面貌有較全盤性的呈現，本研究分別從遊戲攤販的歷史、空間性質、攤商及消費者四個方向進行研究，以經濟社會學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社會鑲嵌(Embeddedness)理論，作為進一步分析攤商經營決策背後的基準。研究結果發現網絡的互信機制不只做為交易連接之基準，亦扮演了壓抑與制裁的角色。尤其遊戲類攤販特有之市場易飽和的特性使得攤商圈人數狹小，致使攤商們無論主動或被動進入業界都難以迴避網絡的關鍵影響。在經營的過程中一方面攤商能有意識運用自身的社會資本，另一方面也在潛意識中受到來自政治、文化、認知與結構方面造成的鑲嵌作用帶動。這兩股影響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之間有所加乘或者因拉扯而削減。攤商對消費者的態度及經營時採用的策略，則視攤商的鑲嵌狀態不同而展現出極大差異，直接影響到營業狀況以及消費者對夜市遊戲攤販甚至整體流動夜市的情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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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資本集團打造的舊建築創意再利用，研究當前歷史空間與品牌消費影響空間認同的課題，以及所觸發的舊市區再生現象。日日出集團與臺中中區的宮原眼科創造的「宮原現象」，除了翻轉衰頹地區表現驚人的商業活力，也顯現歷史空間成為促進消費欲望所打造的城市地景，有如「奇觀社會」的視覺再現以及資本積累，展現著「宮原奇觀」。然而，以宮原眼科的形式展現、保留歷史的代表性，以及對於中區的空間再生的啟發，也展現宮原眼科的公共價值，形成都市觸媒與歷史空間商品化的辯證。 因此，藉由中區的歷史研究、宮原眼科的空間分析，以及媒體與網路社群的再現，探討「空間異相」與「都市意象」如何影響宮原眼科形成奇觀的過程，以及「奇觀化」的過程中歷史空間與周遭歷史氛圍的互動影響。 由歷史發展可見，中繼站的特質為臺中提供城市包容與創新的實驗精神， 能創造引領臺灣的消費文化。中區位於中部交通運輸的核心，匯集早期中部發展的集體記憶，也為奇觀化的歷史空間提供容易到達的區位條件。隨著城市擴張使新市區與舊市區二元發展，中區早期發展的歷史層次，一方面為地區留下私有產權複雜、更新推動僵滯的困境，另一方面也為城市保有時代的集體記憶，創造宮原奇觀與周遭的歷史意象。再者，宮原眼科反映著臺中重視情境氛圍與帶動創新的消費與歷史淵源，藉由舊建築創意再利用，不僅為日日出集團樹立地區的品牌形象；視覺與空間的表現更催化了消費慾望，空間異相中的消費產生新的集體記憶，催生宮原奇觀。另外，集體經驗與空間異相的表現促使宮原奇觀被凝視，並藉由社群網路與外地消費者形塑社群與媒體的先驗經驗，反覆強化奇觀的形成，影響歷史空間再利用並催化地區再生。 最後，藉由宮原眼科與地區商家互動的矛盾，顯現宮原眼科既作為地區再生的觸媒，也消費著地區的時代氛圍，更藉由連結歷史記憶與品牌文化掠奪城市空間。奇觀化的歷史空間觸發地區「再造情境」的能動者聚集，為中區再生引來保留城市脈絡的都市更新契機，也為中區引來大規模資本開發，產生空間替代與縉紳化的危機，使奇觀化的歷史空間成為既獨特又複雜，需反覆辯證的觸媒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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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金門除了擁有豐富的傳統聚落歷史文化風貌，冷戰期間亦具有民主世界最接近共產主義政權前哨之一的地位，目前仍保有數量種類可觀的戰事遺跡。因此金門被文化部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指定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由於過去台灣鮮少研究探討戰地文化資產的經濟學內涵，本研究以金門空間文化資產為案例，探討空間文化資產複合特性、產權型態及資源效率。 空間文化資產是一個包含眾多要素、由眾多屬性構成的集合體，具有原創性、系統性、不可分性、不可回復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特徵，並具有外部性，由於文化資產近似於環境財，為典型的公共財。本文以第二章簡介公共財、公共性及公共領域的特質。第三章則探討空間文化資產的財產權內容、結構及其特殊性，並由產權特性與型態屬性的變動與公共財的轉化，以證明產權未能釐清的公共財或共用資源並不必然將發生「共用地悲劇」。而本文認為透過非正式制度的設計與良好運作，可解決公共財具有共用資源的問題。 為了釐清空間文化資產產權關係，第四章以Buchanan T-C模型討論財產權探討競租以及政府的行為決策問題。在分析包括社會大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資產經營企業等相關者之間的動態賽局過程之後，研究發現委託人必須設計有效的鼓勵機制，如中央政府應增加空間文化資產管理的專項轉移支付。地方政府提昇執行政策的處罰力度和管理效率，則對於控制管理機構之資產管理具有重要作用。由各參賽主體的信任合作，將顯示放棄短期利益並選擇長遠整體的利益最大化的程度。 第五章以金門空間文化資產為實際討論案例，進一步探討空間文化資產不同標的如何被社會認為具有不同的公共性格，而社會異質性如何影響公共領域的形成，並干擾公共資源保存與維護。由於空間文化資產產權的複合性，尤其是形塑金門空間文化資產涵構重要元素之軍事地景，其財產權除了土地所有權可能歸屬私有之外，軍事設施的景觀、文化權利歸屬，以及產權特性變動及整體價值仍尚待探討釐清。本文認為可藉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Ostrom的多中心治理理論，來試圖處理共有資源公共財以及異質性資源的課題，以避免產權太過細碎分化，產生「反共用地悲劇」的狀況。至於未來研究，則建議仍需投入對於公共領域形成的研究，以及財產權變動的分析，歷史空間文化資產治理組織的設計以及解釋力更佳的互動策略賽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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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是台灣首創永久屋政策的開始，在效率重建的目標下，不同地方與族群的永久屋都擁有相同的建築形式，影響原住民族的建築文化傳承，為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莫拉克災後重建區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現計畫」作為補救措施，此計畫由家戶採自由意願申請與設計，強調「部落人做部落事」，藉部落換工集體施作的過程凝聚部落意識。台東縣大竹永久屋於入住後參與該計畫，住戶委由三位部落匠師設計，族人透過說故事與參與施作等方式加入計畫，但完工後的成果仍未能改變形式相同的空間，部落內部也出現分歧的意見與衝突。 本研究以大竹永久屋參與此計畫的經驗，以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永久屋居住者、部落匠師、專案人員、原民會等方式，分析公部門計畫與部落參與之間的關係，探究強調參與的計畫設計與施作原則何以有「參與了沒感覺」的結果。 本研究發現大竹永久屋存在兩個平行且互無交流的營造系統。一是在原民會提出的建築文化語彙重現計畫下所表現的空間營造系統；另一是居住者透過自立搭建與突破建築框架的生活動線維繫日常生活，滿足永久屋空間的不足，而這些用以支撐生活運作的空間形式即是原民會所言之建築文化語彙。 再者，從大竹永久屋參與計畫的過程中發現，計畫提及的兩個原則——說故事與部落換工因源於原住民知識傳承方式及傳統互助模式而能引起參與的共鳴，但長於日常生活、生於環境智慧的原住民知識與文化在行政機器的運作之下卻又流於形式的參與。原住民知識是部落參與的重點，也可發展為參與的方法，但仍需挑戰主流文化與現代國家的定義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