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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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相關研究發現臺灣現行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成為展示、消費的櫥窗，而將生產放置於園區外，並指出當中經營型態是導致此現象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選擇政府公辦公營文創基地為探討對象，以1916文創工坊為個案，藉以探討文創基地在政府公辦公營制度以及前店後場空間型態介入，對創作者創意產生及實踐過程的影響性，並用以回應本研究三項發問：1.公辦公營文創園區經營模式有何特色，為何選擇以公辦公營模式經營？2.1916文創工坊以前店後場的空間型態對於文創產業影響性為何？3.政府介入文創基地的制度以及規範有哪些？這對進駐創作者產生哪些影響？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透過田野實地調查並與進駐創作者、政府經營管理單位、輔導媒合單位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透過政府制度以及規劃空間型態所建構的文創基地，形成三層次的生產消費空間模糊化。大層次：定位上的模糊化，使文創基地在城市中被認識的機會更廣，非只吸引單一客群，而是有更多能力被不同性質的客群所注意到；中層次：透過空間配置形成的模糊化，園區在無形中打破生產跟消費邊界，而讓進入園區的使用者在不經意中改變或增加使用上的目的，也增加創作者額外被看到及認識的機會；小層次：生產消費邊界模糊空間，文創基地前店後場空間型態，在基地中很難明確區分何處是生產何處又是消費空間，因而創作者也能在模糊化中交織出更多創意能量、被市場認識的契機以及推廣自身工藝技術理念。 此外，研究也發現，公辦公營制度為創作者帶來後盾，如低租金成本及空間型態優勢、區位優勢、輔導媒合機制、資源交換實習生計畫，但同時也帶來矛盾現象，如園區客群型態所帶來的人潮不等於業者生存下去的收益、經營管理制度問題、園區非以營收考量的經營理念對創作者加分與否，制度所帶來的後盾與矛盾對創作者在創意產生及實踐的市場平台上都具有特殊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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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舞台車為主題的節慶與文化行動為題，指出舞台車如何藉由空間 錯置的拼場與開場，在跨媒介的活動中形塑出消費場所，藉 此凸顯舞台車在電子花車產業中獨特的樣貌。作者以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 為主要研究方法，首先指出電子花車產業如何在國家文化政策及文化國族氛圍中跌落又興起，進入美學化的跨域實踐。接著作者以角頭音樂「金光舞台車 閃閃嘉年華」與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台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為 例，通過空間配置、節目設 計的空間生產機制，說明舞台車如何形塑生活空間為「奇觀場面」與「文化場面」。最後，本文將視野轉回舞台車車主與製造廠的日常實作，呈現維繫舞台車生產出消費場所的基礎，是以家族、技術與社會關係糾纏而生的「生活地方」。奇觀場面與文化場面 既延續了生活地方的部分特質，卻又在空間錯置的跨域移動中產製出新的面貌。本文主張，庶民文化的電子花車產業，歷經污名化、本土化的國族認同風潮，並在技術的發展下進入美學化、奇觀化與精緻化的挪用框架，除了展現舞台車藉空間錯置的熱鬧渲染力，達到懷舊淨化與國族文化符號的效果 ，卻也使得美學化等挪用內容漸漸脫離了舞台車產業的日常，並可能隱含再次污名化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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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社會對土地規劃問題的熾熱討論和爭辯中，農業土地既是邊緣議題又是主題之一，「開放農地發展」被納入到解決土地及房屋供應的論述中，而農業、食物生產以及在農地上埋首勞動的人們，則被淹没在一片喧嘩聲中。 香港的農業是「都市農業」，這突出了香港農業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和張力，也同時預示了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結盟與排斥的雙重可能性。近年有關香港農業的經驗層次的討論有所增加，然而大部份研究都偏向農業或農業土地的某個面向，缺乏兼顧土地規劃和農業實踐的研究，探討農業與香港城市發展的張力。本研究希望以更宏觀的角度，將農業置於近年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中，討論農業對香港的未來發展的啟發。本研究參考王志弘（2015）的地方的多重張力的架構，探討三個案例（馬屎埔村、蕉徑村和荔枝窩村）面對的張力，並提出「農業地方」生產的概念，整合「地方生產」、「農業生產」與「身份政治認同」，突出農業生產與在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間的身份政治的關連。 本研究梳理香港城市治理的特性，以及在地農夫和投身農業保育運動的行動者如何與政府、資本與地方力量組成的發展聯盟角力，重新論述農業、農業土地與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連接。本文藉由「地方」的概念，指出以空間的均質化角度去討論農地，會忽視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農業活動在土地上創造的累積；而從地方的獨特性的角度，則能讓我們看到農業活動在土地上創造的網絡和連接，以及這些連接如何促進各端的人和非人的福祉。故此，本文提出以「農業地方」的概念來討論香港的農地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透過以質性研究方法，本研究以香港新界三個農業地方為例，探討當前的香港農業復興運動中，跨界的行動如何連接全球和地方網絡，促成農業地方的生產，而「農業地方」又如何支持行動者的身份認同和實作基礎。 本研究透過民族誌的書寫，呈現香港新界的農業地方的生產過程。「馬寶寶社區農場」正努力抵抗都市擴張、房地產開發；蕉徑的行動者面對政府主導的「農業地方」生產，企圖重新界定農業，以植根土地的論述提出「農業地方」的不同想像；荔枝窩村強調客家文化的復耕復村努力，得到政府、教育和慈善體制大量資源的支持，成為發展導向的香港社會中的獨特案例。這裡有由下而上，也有由上而下的農業地方生產。在網絡社會關係中，形成了不一樣的地方，而身份政治和身份認同就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踐。這樣的角度，使我們得以更細緻地看到土地與人／非人行動者的關係，得以想像新界的各種可能。本文同意王志弘（2015），地方不必然是保守或解放的，這視乎行動者的動機和策略。 本研究指出在當代的「農業地方」生產過程中邊界工作的重要性，邊界生成了領域、地方，然而，無論邊界、領域或者地方都是未完成的，是一直在進行中。地方生產便是一個跨越邊界、跨越領域，透過身體、情感、想像不斷重新定義地方的過程。在農業地方中，農夫的生產方式與身份認同受制於地方，也同時定義和生產了地方。地方生產並不是城市特有，一直被視為較少變化的香港鄉郊正在發生的「農業地方」生產，使我們重視思考城鄉之間的關係，想像在全球都市化趨勢下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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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美里位於台北市行政區邊界，河流下游匯集之處，由於延滯的開發計劃及長期受到「禁止建築」管制，低矮住宅及鐵皮工廠混雜在農地與灌溉渠道間，使洲美地景與鄰近的都市環境存在落差，其停滯與非正式化甚至受到違法與衰敗的污名。洲美未竟的現代化都市工程，順理成章地被地方政府視為開闢科技園區的位置。為實現都市計畫藍圖，長期聚居於此的沿河聚落面臨拆遷，並移居至政府規劃的住宅大樓。 本研究在聚落劇烈變化之際，見證洲美聚落的急遽轉變和消失。我將其處境比擬為身處都市化的儀式過程中，且漫長延滯的過程是閾限（Liminality）狀態。回溯聚落數十年的歷史成因，我以「閾限聚落」描述洲美的原始社群，一種外於都市社會範型、模糊與不確定的集體生活狀態。然而在閾限結束之際，聚落社會將歷經裂解與重組為合乎於社會想像的都市社區。 當日常生活場域自原聚落轉移至都市社區時，部分居民需爭取其維持生計和續居本地的權利。居所的劇烈變化下，他們以日常實踐適應、調整與重塑個人生活與社會網絡，甚至面對文化延續的挑戰。我區分出閾限聚落中原有的人際交陪運作、新舊搬遷時的解體混亂，及最後進入重視產權劃界的都市社區，三個階段描述強迫轉型中緊張的社會關係，指出其中有衝突、協商和無奈，同時可能對都市中習以為常的居住規範產生翻轉。進一步到，集體住居的不可逆進程，也牽涉對地方社會與文化變換的影響。 本研究的總結整個都市化儀式歷程，始於土地關係改變，進而在現代規劃以及房產的市場化和商品化的過程中，發生居住者的替代且改變了地方的社會與空間關係，迫使農業聚落成為一個城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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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澳門移工的都市生活參與和公共空間實踐。近年澳門政府試圖藉由賭權開放與遺產旅遊發展挽救低迷經濟，受惠於「自由行」政策實施與申遺成功，博彩旅遊業為澳門帶來前所未見的經濟奇蹟，旅客數字與移工人數同樣攀升至新高峰，同時劇烈地影響了澳門的都市地景變遷。舊城公共空間襲產化後吸引大量人潮，不堪觀光污染的社區居民紛紛遷出，取而代之的是填補廉價勞動力空缺的移工。本研究以議事亭前地與大三巴牌坊為例，指出舊城公共空間隨著時間變奏與使用者更替，空間疊層的交替並置持續改寫空間的意義，並藉由參與式觀察探究移工在夜間的空間實踐與情感展演，分析舊城公共空間的族裔化過程如何「修補」因高度商業化而日漸消弭的公共性，並再造了舊城居民搬離後的都市地景。 澳門當局制度縫隙讓移工擁有了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條件，又因其居住狀況不甚理想，促使移工更積極於暗夜使用公共空間作為私人空間的延伸並進行各種情感再生產的行為，透過身體參與的持續積累出獨特公共生活。研究發現，此由移工所實踐的空間形態與公共生活並非延續過往家鄉生活習慣，也非模仿跨國流動經驗中的假日活動，而是根植於在澳生活而產生的空間文化。日間高度商業化的世遺景點在族裔化的過程中短暫回復公共之用，新的公共生活有別於客居社會的常態與規範，部分的交往行為可能逾越了道德與倫理的界線，卻修補了舊城失去的公共性。從世遺之城到移工之城的日夜翻轉過程中，移工的公共空間實踐如反身鏡域，移工人在異鄉的有限能動性揭露了本地居民失落的公共生活，同時呈現移工人在異鄉仍有可能再造家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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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創業熱潮興起，近年來對「創業生態系統」的研究引發人們關注。然而，由於創業研究先天涉及多重尺度與變數的複雜性，使得創業生態系統研究亦面臨相同的挑戰，容易流於靜態分析、規範性框架、矽谷為尊之套套邏輯等問題，致使缺乏理論發展脈絡與實用價值。因此，本研究企圖以台北創業生態的發展為例，透過歷史文獻梳理、數十場深入訪談，以及創業活動現場的參與觀察紀錄，採取動態性的觀點，期以理解創業生態的演化發展機制、互動及影響。 研究發現主要有三：首先，千禧年後由於投資優惠抵減政策的取消，本地早期投資新創的活動急遽滑落，而政府資金適時地補充支持了創業環境的發展。然而，政府面對產業推動不確定性與風險，以及法規防弊限制下，使得長期接受政府委託中介的創育機構，逐漸反而成為在第一線幫助新創，兼而滿足政府或投資者需求的關鍵行動者。再者，為了減輕新創培育計畫的風險，約自2010年以後，台北地區的創育機構紛紛改變了既有營運型態，從長期以研發為核心的育成模式，轉變成以募資培訓、行銷媒合的加速器模式。這種方式催化了育成輔導的消耗週期，在地新創企業如同各方競逐的商品般，引發本地新創質量供給上的挑戰，迫使這些創育機構彼此串接，以爭取更多新創企業的合作機會。第三，晚近隨著更多創育機構逐漸累積跨國人脈，競獎策展與投資經驗下，本地創業生態逐漸浮現再中介化的現象，差異化定位促成了專業分工網絡的形成。而2014年春天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政府為造福年輕人大量推出創業相關政策，越發誘使出更多行動者出現，帶來新科技的炒作及產業部門的擴散，亦集體地引動諸多公共倡議與社會行動。 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接軌於演化經濟學門傳統與制度理論為分析框架，歸納出創業生態演化之動力，源自位於市場邊陲之創業創新行動，呈現高度風險與不確定性；在地新創企業於創業生態中快速流動導致商品化，造成供給稀缺；以及中介者藉由資訊不對稱維繫交易成本優勢，持續驅動生態演化等因素，以此綜合推演出創業生態演化機制與動態模型，作為主要學理上的貢獻。作者認為，這些中介者之培育機制如同生態演化的基因，發揮了關鍵作用，影響其承載的創育機構等中介行動者，在彼此學習競合過程中，集體地維繫創業氛圍，滿足制度性的需求。 簡言之，回顧本地創業生態的發展歷程，可以得知公部門與中介機構協力，策略性地持續強化公共設施及支援服務網絡等社會性資本，以暫時調和在地早期投資動能不足的缺口。晚近則伴隨生態行動者的多元化，鑲嵌於國家治理體系，逐步孵育出本地創業生態獨有的公共意識與認同，扮演探索創新解方的跨界平台，並憑藉制度擴散與轉軌的契機，延續創業生態發展。最後，本研究認為，當國家選題模式逐漸褪色，特別在數位經濟時代中，創新創業之影響與風險卻日漸增強的情況下，有別於矽谷這些以強資本驅動的發展模式，仍舊遙不可及的情況下，本地創業生態20年來的發展經驗，應值得作為其他後進國家或城市，在推動創業政策上的實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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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速鐵路於2007年開始通車，除了改變民眾的生活形態和城鄉差距，成為西部重要的交通工具，更串連了西部走廊，形成了一日生活圈。理論上來說，重大運輸建設所產生的可及性改變，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型態，進而造成土地使用改變與房價的波動，然而過去許多研究的實證結果卻顯示台灣高鐵站的設置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不大。 過去針對高鐵與房價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中，大部分樣本時間集中在高鐵通車前後，較長時間之高鐵相關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在空間尺度上，有區域型的研究，亦有地方型的研究，但缺乏不同空間尺度的比較，因此可以發現目前有關高鐵與房價之間關係的研究結果是斷裂並且有待釐清。 過往的軌道運輸研究發現，具有通勤功能的鐵路車站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較顯著，因此本研究以通勤旅次比例最高的新竹站以及比例最低的台南站為例，進行實證研究。透過訪談及廻歸分析的方式，在不同空間尺度範圍下，探討房價與高鐵站距離之間的關係，比較其間的差異，並探討造成差異的原因。 實證結果發現新竹區域住宅與高速鐵路車站之距離負向影響其交易價格，並且其影響空間侷限在中、大尺度；高速鐵路車站距離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在具有通勤功能之車站較明顯。上述發現在學術上可以釐清通勤功能對於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了解於不同尺度下高鐵站對住宅價格的影響，並且發展高鐵站對房價影響關係之理論。在實務上可以提供不動產投資建議以及高鐵站區周邊開發決策，並提供國外未來建設高鐵站之分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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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在2015年推出跳蛙公車以增進都市連結，型態是減少公車停靠站以增加行駛速度。後新北市政府建基於跳蛙公車的基礎在2018年2月推出客製化公車的政策，民眾得以利用網路與電子設備表達範圍涵蓋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與桃園市的公車路線需求。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聲明凡20人表達意願即開通路線。跳蛙公車迄今（2019/5）總共成立46條路線，其中客製化公車總共只成立6條路線，並已撤銷4條。 本文分析客製化公車機制為何達不到民眾自創公車路線的目標？筆者以深度訪談一窺公車治理機制背後的操作邏輯，以參與觀察探究市民移動實作的意義。本文以移動系統與技術政治論的概念提出分析架構，指出公車路線治理機制由四項場域構成，分別是：(1)公車系統；(2)公車路線道路權；(3)移動實作；(4)公車路線。 本文指出既有公車路線治理機制由國家、公車業者、民意代表構成，三者間的角力關係使公車路線的新增、調整、撤銷與公車系統的配置處於僵化狀態。 客製化公車路線治理機制的轉變，首先是市民進入公車路線治理機制，其次是網路平台被國家提出作為處理公車路線權政治問題的工具。然而，這兩項轉變卻未產製出更多的客製化公車路線。本研究發現市民對公車路線權利的忽視，使客製化公車機制未能發揮預期效果。 最後，本文透過跳蛙公車移動系統的提出，勾勒出都市尺度的公車路線治理機制與個體尺度移動實作交錯重疊的錯綜關係，提供一個觀看路上行駛的公車之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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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出現又快速消失在路邊或廟埕的販車，是居住在鄉村偏遠地區經常見到的特殊景象，他們源自路上的叫賣小販，在當今以駕駛小貨車方式穿梭各個村落，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種種，亦促成短暫的社會生活。本研究在鄉村研究脈絡下，先說明屬於鄉村地區的臺南東山一帶村庄，當前遇到的日常消費困境，接著以市場化和移動性的角度切入，並結合同行（go-along）民族誌與時間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試圖了解巡迴販車這個不斷移動的銷售方式。 我將之後的內容分為販售構成、移動實踐兩個部分來討論。第一部分說明了是因為人的行動，加上販售載具、叫賣設備、停留空間等三種技術物的中介，販車才能夠形成並順利運作。第二部分以節奏分析為主要架構，一方面在平面地圖上顯示巡迴路徑的分佈，另一方面加入時間向度的移動節奏浮現了販車間不同的移動狀況，也看見國家政策對行業帶來的影響。最後從這兩部分，我認為巡迴販車可說是形成一種特殊的動態的市場型態，回應了偏遠地區消費空間匱乏的問題，讓不易移動的村民能夠繼續於鄉村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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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回顧鐵路立體化政策（地下化）的緣起，探討鐵路改建政策之利弊得失，並以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一案作為案例研究標的。透過都市政權理論（Urban Regime Theory）作為分析方法與主要的理論對話對象，主要聚焦在地方都市政權中行動者的描繪。 傳統鐵路縱貫各城市之舊市區之核心區域，於1989年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第一期工程完竣後，諸多城市的鐵路立體化計畫相繼推出，並成為政策之口號。唯其高昂的工程經費，多遇及計畫之延宕與更改，且傾向以周邊的土地再開發手段作為工程自償率的回饋機制，實務上造成了諸多爭議。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法及次級資料的分析，佐證鐵路立體化對於市區交通改善、平衡區域發展的侷限性，與之帶給交通事業機構臺鐵局的負面衝擊。其中，臺南市鐵路地下化的工程設計變更、擴大徵收範圍的爭議，便是最佳的研究案例。透過戰後臺南市的歷史發展分析，本研究主張臺南都市問題的成因，在於都市計畫面對開發壓力的挫敗與放任都市持續擴張造成之舊市區的衰退、以私人運具優先的交通環境所造成。鐵路地下化並非解決臺南市城市問題的最佳政策，卻在都市政權的強勢運作之下，排除了政策討論的機會。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將結合都市政權理論與派系政治的觀點，描繪臺南市的都市政權如何被形塑，原應互斥的各方利益團體與派系，如何在本案中形成統理的聯盟。本研究在田野資料研究中，補充都市政權理論對應於臺灣的特質與現象：以政黨內的特定派系作為主導，對內貫穿黨中央與地方派系，運用產、官、學、媒的統理技術，鞏固了都市的政權。特定派系得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得以上脅中央，並逐步掌握國家的行政機器。仰賴著龐大的都市政權體系作為支持，臺南市鐵路地下化一案在爭議中通過、並開始執行相關工程與沿線土地開發。然而，這個現象卻對國家的財政負擔、社會的正義，帶來了不可抹滅的負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