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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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探討台灣戰後重要二代建築師漢寶德先生，因他除了在學界上的貢獻外，業界更有不少代表性的建築作品產出，特別我們觀察到在1970至1980年代之間有著大量的建築作品產出且建築風格轉變。而作為漢先生建築作品的重要推手，同時也是建築生成的另一關鍵因素：業主－救國團，在同樣的時間點上也有著政治政策上的變化，藉由建築師與業主兩者合作的過程相互比對，可以發掘支配建築形式的真正力量，且持續影響了建築師漢先生日後建築設計中的思維與論述。 由黨國直接管理的救國團，1970年代的重要任務便是對青年學子思想與行為的控制，為了避免年青知識份子對於高壓政權的反抗心理，其形象的拿捏便非常重要。而現代主義不帶任何形式的樣貌就成了國家機器深入民間的最佳包裝，當時熱愛現代主義的漢寶德便因為與業主救國團有著相同的理念，順利的在台灣實踐一批現代主義精神的建築。 1975年業主救國團首次改變了漢先生的建築設計，意外地成為一個契機，使漢先生看見了學院之外的建築理念也就是其日後所提倡的情境主義。到了1980年代，國民政府有了一次的大換血，甫任總統的蔣經國開始執行「本土化」政策以強化國權的正當性。同時，漢先生也因為先前建築的經驗，開始了以情境為手法的建築設計，這種對情境的想像恰與國民政府本土化政策的意象有著相當程度的重合，因此在環境與業主的影響下，漢先生推翻了自己先前的建築論述，在1980年代再次透過救國團的合作展現了多樣的地域樣式建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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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戰後大臺北地區各個曾舉行全國性、國際性重點賽事的「籃球聖地」，探討其空間生產歷程如何受都市發展目標及運動治理場域影響，結合「以（籃球）運動為名」的場館計畫來調節政治經濟議題，並透過具體空間形式展現種種意識形態。研究者整理相關報導、出版品及圖面資料，搭配親身觀察、訪談，對照各案例開發意圖與使用經驗，試圖揭露形塑既有論述的社會權力關係，批判性地重建對「聖地」的理解。 本文依案例所處區位與都市發展歷程的關聯為主，將各座「聖地」之空間生產分為時間上互有交疊的四時期。「暫時聖地」時期，表現因軍事需求而公共建設停滯的1950年代，各座場地為募款及統治正當性而建的政治意圖。「育樂聖地」時期的場館，則順應1960年代引進華僑投資民生及經濟建設的脈絡開發東側新市區。「消費休閒聖地」時期，顯現1970年代中期起為爭取國際運動賽場曝光機會而考量更多樣訓練目標的建築計畫，更結合公園的開闢均衡都會人口分布。1990年代後「國際都會聖地」時期的相關行動者為回應國際都市競爭需求，將場館計畫與爭辦大型賽會的目標連結，設計上也更強調地標象徵及商業營運導向。 整體而言，「現代化」與「想受國際認可」的意識形態仍貫徹各案的空間形式及相應論述、氛圍，對應戰後至今的政治經濟動態而呈現不同面貌。本研究也異於既有文本偏重這些地方經使用累積的情感和記憶，強調以歷史性及政治化的空間生產概念反思戰後至今籃球運動發展歷程中各社會力量在空間上介入與操作的軌跡，並以此重建「聖地」論述，為臺灣籃球提供物質性的理解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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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戰後台灣勞動經驗的記憶政治，是如何透過勞動紀念呈現，並促成了哪些社會行動。作者透過彙整官方檔案、書籍報刊與網路資訊等，佐以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爬梳整理台灣戰後勞動紀念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轉折，呈現戰後勞動紀念的不同紀念形式與再現形態，並指出目前在台灣的勞動紀念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發展趨勢：產業遺址的遊憩化與勞動經驗，尤其是工殤經驗作為爭取勞動權益的重要證明與證據。 因此，本研究以「猴硐煤礦博物園區」與「RCA污染訴訟案」為例討論：首先，以猴硐煤礦博物園區說明產業遺址遊憩化下勞動經驗的展示與再現，如勞工、產業技術工具、勞動環境等，往往會被視為是產業遺址的「裝飾」或是就此「隱身」於產業技術發展史之中。然而，猴硐礦工開始自主籌辦文史館，以不同於官方展示觀點，企圖深化勞動經驗的政治意涵以展示礦工的主體性。接著，以RCA案為例，討論RCA受害員工在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中，透過不斷增加的外部介入力量，是她（他）們得以爭取到權益或是賠償的重要操作及推力，並成為網絡中形構紀念化過程的重要節點。 於是，勞動經驗不僅能作為產業遺址遊憩化下的展示對象，也能作為勞工爭取自身權益的「證據」。不同形式的勞動紀念處理了勞動（與工殤）議題的不同面向，且具備促進社會改革的潛力，讓「看不見」的勞動經驗重新被社會大眾所看得見，促使社會大眾必須正視勞工及其勞動經驗之存在。最後，透過不同形式的勞動紀念，我們正在重新詮釋與建構不同的勞動生活與勞動經驗（包括工殤）之「現場」與「現場感」，這其中更是涉及了政治性與自主性，成為「見證」勞動經驗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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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自1970 年代以來，胡蘿蔔生產面積在彰化、雲林、台南的變化為例，探討政治經濟學取向的農業地理學問題：農業為何會發生地理差異？本文採用「全球價值鏈」的概念，檢視胡蘿蔔產業鏈中的加值環節，佐以全球、區域與地方三個不同的尺度，分析國際法規、市場力量與對供應鏈的治理方式，如何影響台灣胡蘿蔔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發展。 本文最後以「契作制度」作為農業地理發展差異的主要解釋變因。因為契作制度在不同地區有不一樣的發展樣貌，造成不同區域在胡蘿蔔的品質差異，而採取新的、較能控制品質的契作制度，能讓契作商在國內／外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進而導致胡蘿蔔生產區域的轉移。不過，新契作制度的生成有賴其歷史軌跡與政策影響，本文則以胡蘿蔔契作商與胡蘿蔔種苗商的合作過程為例，說明新的制度誕生並非理所當然。 在理論層次上，台灣胡蘿蔔的價值鏈分析，可以補充國內農業地理研究多聚焦於土地利用、空間區位、農民行為及地方農特產產銷的經驗案例；而在西方的契作制度文獻中，多以非洲南部、東南亞地區為研究對象，強調跨國企業對組織農民的貢獻，本研究則以台灣的經驗案例，凸顯在地廠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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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住宅政策借鏡國外經驗，將混合居住模式引進台灣，期望消除過去大眾對於社會住宅就是貧民窟的既定印象，減少周圍居民對社會住宅的排斥。2011年《住宅法》通過，明定社會住宅需保留一定比例的住宅配額給弱勢族群，開啟臺灣社會住宅混合居住的新時代。臺北市在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就社區營造層面提出青年創新回饋計畫、安康社區另有居住關懷服務，期望帶動社區關係發展。本研究試著從「混合居住」的面向，藉由次級資料收集、參與式觀察、訪談的方式，探討臺北市社會住宅政策與國外經驗的差異，以及相關計畫在安康平價住宅社區實施後，當地居民、新入住居民以及周圍鄰里於轉變過程中的觀感差異。 國外的混合居住理論研究中，多認為讓較高經濟水準的居民進入社區，有助於解決因貧窮居民集中居住而產生的社會問題，提升整體社區的環境品質與形象的可能性。然而，不同身分與收入程度的居民間，在入住後於生活上卻也不免產生摩擦與歧視。但臺北市對於混合居住社區的發展背景、執行方式，與國外經驗有些許差異。因此就混合居住於臺灣實施可能產生的結果仍有待觀察。以安康平價住宅社區轉型興隆社會住宅為例，除了多元住戶間可能產生的居住問題，相較於過去平價住宅的居住條件，興隆社會住宅在空間環境、管理、租金、租期制度上均有所不同。同時，居住量體變大、空間環境改變、政府相關計畫實施，以及鄰居對居住品質想像的轉變，也對原安康住戶與多元居民在混合居住過程中的經驗產生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安康社區轉型後，原安康住戶大多認為新的空間環境與管理制度提升了生活品質，但與平價住宅不同的空間環境，卻使得過去的生活習慣與文化在新的社區中難以被接受。租金方面，部分原安康住戶認為雖然居住成本增加，但因居住品質有明顯提升，且有分級租金制度優惠，因此尚屬可接受的範圍。然而，租期限制卻使許多家戶感到困擾，一方面擔心租期結束將無家可歸，另一方面搬家的成本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居住關懷服務對原安康居民適應新社區的生活帶來許多正面效果，讓他們得在居住條件轉換過程中，有個可以諮詢、獲得協助的管道，降低他們的不安與壓力。另外，甄選住戶執行的青年創新回饋計畫，在參與者反饋與本研究觀察下，發現這類在社會住宅內部公共空間發生的活動，有助於在混合社區中尋找社區營造新的可能性。不限制參與者身分的活動型態，也成為扭轉過去周圍鄰里對安康社區負面形象的契機，促成社會住宅內、外部的混合。社會住宅的混合居住型態為未來臺灣住宅政策的新趨勢，期望透過興隆社會住宅之案例，為未來的社會住宅政策制度提供參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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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臺北都市養蜂的自然工作與 社群凝聚， 嘗試在目前生態城市與都市養蜂作為促進自然的主流論述之外 ，描繪複雜多樣的人與自然（蜜蜂）關係。 研究以社區大學養蜂班、 養蜂推廣活動及由養蜂人組成的網路社群為主要田野，透過 參與觀察、訪談及檔分析，呈現人與蜜蜂在社群網絡中的互動型態。首先介紹臺灣養蜂產業的發展脈絡與歷史轉折，說明都市養蜂的出現契機。而後 探討在目前的養蜂文獻或工具書中，蜜蜂如何被人類對象化、知識化和操作化，以及都市養蜂自然工作中的操作模式、空間配置與物質基礎，反映人類意欲對蜜蜂施加的寵愛與控制。然而，蜜蜂的能動性和社會環境的不穩定使人類無法完全控制自然，這之中 突顯出人、蜜蜂與自然的矛盾與張力。 作為野生動物的蜜蜂，在不同人群的意義賦予下，成為既是畜產動物又是寵物的曖昧存在。基於蜂種習性、自然實作與推廣路線的差 異，養蜂也成為凝聚社群的中介物。不過，養蜂社群並非均質的網絡是不斷劃界且時而競爭或合作的論述場域。同時，養蜂也成為人們心中的投射物，回應了人類欲親近自然的渴望，並折射出不同性別與世代對養蜂認知及態度的差異。 最後，本文以「伸縮自如的愛」探討在都市養蜂中 人與自然 （蜜蜂）關係的僵固性與可能性，歸納自然工作的四種類型， 指出人與蜜蜂的相互勞動或許能促成更友善的跨物種協作關係，有助於人與非人動物邁向悅納異己的共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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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藉助嘻哈文化的全球化傳入中國，結合中國固有的塗鴉意識，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徵的中國塗鴉形制。在中國，塗鴉被去污名化，大多數時候官方成爲塗鴉活動的組織者，塗鴉精神已逐步消失。中國塗鴉是缺乏組織與系統化的公共藝術行為。研究基於治理工具化、合法化、地方感（性）與空間公共性等視角出發，發展出「塗鴉治理術」的分析概念。因此本研究以廈門大學隧道空間為對象、媒介和場域，釐清知識生產、權力施展和行為規訓的運作。 塗鴉的低成本、藝術性、視覺衝擊力等特質，在中國成為活化空間、城市治理、事件記錄的工具，也被作為地方創生的一種手段。廈大芙蓉隧道塗鴉匯集了各種塗鴉的樣式，且塗鴉客的動機也不同。官方在不同階段對隧道塗鴉有著不同的想象，從功能性意義轉變為行銷學校的一種方式。亦即芙蓉隧道聚集了中國大部分塗鴉相關議題。隧道塗鴉充当了美化空間的工具，既是塗鴉者生命經驗的再現，同時也是大眾與官方共同參與地方創生的結果。塗鴉是作為街頭藝術的一種形式，被官方徵用與收編，成為為國家治理，鞏固政權的工具。 在中國，官方控制了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具有公共屬性的大學校園，其圍牆切割了其與社會的關聯，呈現出相對封閉的空間，也隱喻著管理者對校園空間權力的主張和邊界安全的焦慮感。廈大校園的空間管制，並不是開放與限制的二元對立關係，兩者是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不斷互動、思辨與協商，從而探尋出理性的「邊界」。「邊界」不一定是空間維度的物質性邊界，可能是時間維度的邊界，或者是規模邊界。所以廈大校園空間的衝突不僅表現在物理空間的衝突，還體現在不同階段遊客對空間環境的「破壞」或不文明的行為。大多數師生、媒體、社會大眾認為這種行為是破壞學校的公共資源。然而，從塗鴉定義的視角理解該行為則是一種對話的機制。 隧道塗鴉牆被官方徵用作為政績宣傳欄，表象上是塗鴉牆被破壞和隧道空間内的衝突誘發的因素，實際上是官方重塑隧道空間的權屬，並藉由隧道塗鴉的影響力強化宣傳的屬性。官方行為引發大衆的抵制，反對其意識形態的注入和野蠻式行為，最終公共輿論和公眾參與阻止該事件的發生。事件也引發了大眾對隧道塗鴉的屬性、保存、修復措施、權屬等問題的討論。研究發現塗鴉被「破壞」嚴重的現象，出現了「秩序黨」、「挺修派」、「自由派」等三種因應破壞現象的行動主體。爭論的焦點是隧道塗鴉牆是否應該保持自由塗鴉的權力。在中國，個體權利不被主張狀況下，官方建構一種意識形態的社會秩序和集體利益優先的意識，事實上大眾參與才是隧道塗鴉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同時期的隧道塗鴉規則決定了行動者地方生產，同時也促使了隧道地方身份的轉變。研究發現政府和校方是隧道塗鴉的實際推手，一方面是吸引更多的觀光客，成為行銷廈門和廈大的工具；另一方面大肆批評訪客對塗鴉的破壞，發佈了限制遊客的嚴苛規章制度。研究發現隧道塗鴉地方或地方感的生產過程，受到社會結構和個體行動者的共同影響，難以剝離開。隧道塗鴉地方感的形塑經歷了校方引導、學生自發、訪客互動、校方管制措施等幾個階段力量的運作。從人文主義視角而言，個人情感是受到了新世代情感記憶、塗鴉或媒體再現、消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從社會建構視角而言，政府的城市定位和校方管制措施的影響，而校方在不同階段也呈現出對塗鴉的不同態度。 另外，研究發現隧道塗鴉建構的地方與地方感概念是由身體操演的地方與地方感再現、根植性與身體移動性、全球與地方等三種張力的組裝。此外，廈大元素的文創產品作為地方感的延續，此時的地方感不再受到時空的限制，建構了行動者與隧道塗鴉的連結。實際上文創產品是反映在行動者中新世代群體與塗鴉再現校園生活記憶的關聯，是新世代共同記憶的生產與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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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彰化縣台西村的高齡者作為研究對象，藉其身體老化經驗，考察身體與自我／社群認同的關聯，及身體實踐過程中所形構而成的人土關係。身體不僅是這群高齡者的勞動之源，更是他們組構日常的基礎。老化因此牽涉到了他們的自我評價及道德期許、整體生活模式的重組與安排，往往需經複雜的調適過程。 本文採納敘事分析與田野觀察法，首先爬梳高齡者個體經驗老化的重要面向——身體、勞動與環境污染，分析他們以「沒路用」進行評價的原因與生成機制，並藉由高齡者的家庭與住居關係及移動經驗爬梳，理解高齡者在社群網絡中的調適策略。本文以為，老化經驗突出了農村高齡者的身體化認同（embodied identity）。根基於長年的身體慣習與知識技術養成，台西村的高齡者們逐漸發展出以身體覺察／認識世界、與環境互動、並且以之建立人我社群關係的方式。移動性、照護系統及工程技術所導引的環境變遷，則是影響本地人地關係運作的重要機制，使高齡者因差異條件而分化出各式各樣的應對策略。另一方面，勞動生活的減退，導致生活中社交與情感面的重要性增加。人地關係於焉開展出多元意義，突顯出地方作為社交場所及地方認同的內涵，原先主為謀求生存資源的場址，漸漸轉變為生活棲居之所在。而當代高齡者與子代、外籍看護、運動外來者等人的互動關係，則突出了地方上「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曖昧性質，並衍伸為多元的人地關係詮釋。 台西村居民長久處於多重的社會劣勢，其邊緣屬性應獲重視。然而，本研究強調，高齡者之生命經驗並非「抗老」、「退縮」等刻板印象的展現，亦非「一生懸命」、「故土難離」的浪漫鄉村敘事，而是積極有之、消極有之，在有限的資源與身體條件下，不斷調整、與身周環境謀求協合的「向死而生」。「以身立地」的高齡者，因「身」開展了世界，建造了地方；亦在老化的過程裡，因「身」之調適，而變動了與「地」的關係。在人地關係不斷辯證的動態中，「老化」因此是複雜的社會性與環境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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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梅山山區分佈著一群木造合院住宅，屋舍前方有深遠的前廊向禾埕，為數不少的案例在正廳前附加軒亭，亦有部分使用了類似市街建築的亭仔腳，共同組成了不同以往所見的合院建築類型。這些興建於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的合院，交錯使用不同的屋架結構撐起半室外空間，使得網格狀的結構充分展現在廊道動線之上。這種體驗與一般認識到整體配置工整的傳統合院、或華麗的洋風合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又仍在傳統中軸對稱的範疇之內。梅山山區的居民稱這樣的半戶外空間為「涼亭仔」。 本研究發現，梅山山區漢人傳統民宅的正廳架扇，有較為穩定一致的結構形式，依循穿鬪式架筒厝的結構配置形式，展現樸素簡潔的構造形式；部分案例嘗試發展為具有正式感的漢人大厝，然而留下了發展的軌跡。於此同時正身前方的軒亭，有著較為多樣化的結構型式，代表匠師面對空間需求，嘗試發展各種結構設計，不同案例展現小心翼翼或明快自信的不同風格。梅山山區還遺留木造柱仔腳厝的形式，展現出結構的原始特質。合院群組內，正身、左右護龍經常採用不同的結構形式，削弱了嚴謹的對稱感，且建築之間的聯繫較為鬆散。然而半開放的軒亭、亭仔腳空間、深遠的出屐，以及附加雨棚，聯繫了結構差異化的不同建築物。這個過程並非經由整體的計畫，而是在時序發展過程中逐步修正，最後適應了梅山山區的環境氣候及人文發展，合院空間取得新的生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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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的社區營造過程在發展脈絡上不同於台灣之中央政府，自成立初期開始就與空間議題緊密相關，並因此衍生出多種機制，如任命社區規畫師、培養青年規畫師以及創設社區營造中心等。雖然台北市的經驗被認為是台灣社區發展的先驅案例，但由於在各行政區層面上欠缺有力的中介組織及平台，協調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雙向需求，因此發展依然有所侷限。而原先設立各行政區區公所（現改為行政中心）之目的，為試圖在由上而下的大尺度都市計畫落實到區域層級時，亦能對於由下而上的鄰里居民反饋做出協調，進而構想各行政區之計畫願景，收納由下而上的意見，落實參與式規劃，然而實際上各區區公所主要著重在民政相關庶務之處理，而非空間規劃以及社區營造。因此，即便在各行政區劃分下指定鄰里單元做為發展的基層組織，但欠缺各行政區層級的對話窗口情況下，社區營造發展機制與基層社區存有斷層，無法將草根民意由下而上的反映至上級主管機關。即便在後來發展以全市為服務範圍的社區營造中心，嘗試作為基層社區與政府部門的中介平台，但由於其跨區之發展策略以及僅為委任案的身分位階難以在政策層級上有所建樹，而原先社區層級的計畫構想也隨之停擺。相較之下，東京品川宿地區まちづくり協議會本身是眾多地緣組織的集合團體，負責協調由下而上的意見彙整，更進一步地制定社區發展計畫，甚至對於空間營造、景觀相關領域亦有涉略。雖然非所屬於政府部門，但卻因此在發展活動時擁有更大的彈性及靈活度，令協議會在議題發展上多方涉獵。而其中一股動能匯聚到景觀層面上，透過「景觀法」的援用，品川宿協議會與品川區役所將原先地緣居民所生產的計畫書化為景觀願景計畫，是為一由下而上的計畫推行管道，協議會也成為公部門與民間的中介平台。且由於是由民間個人發起而創制，草根性質較強，在發展上也不純然仰賴公部門的補助，因此具備較高自主性，一定程度上與台北市所發展的相關委任計畫案形成強烈對比，也反映了社造中心在發展上的不足。本研究藉由透過兩地兩案例的文獻爬梳以及相關人物訪談，分析了台北市的相關社區營造計畫中具平台性質的計畫及嘗試，以及品川宿協議會的相關發展歷程以及關鍵轉折。作為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到在台北的案例當中，雖然欠缺中介組織的實體授權及整體的機制保障發展，卻仍在社造中心、社區規畫師或是Open Green等各計畫的縫隙中發展出彈性且充滿動能的操作模式，然而缺乏相關條例的保障以及穩健的資源提供，令台北市的社區營造發展在計畫層級的發展上難以突破。相對的，品川宿協議會僅透過彈性的要綱認定而具備獨立、自主性，更藉由相關條例的援用，發展相關計畫，確實地落實了由下而上的發展方向。藉由對於兩地兩機制的案例研究以及相互參考照，本研究分析了台北市以及東京品川宿在發展社區營造以及相關計畫時，所考量的因素以及相應的操作方法，期能在未來相關機制的創制時，作為參考、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