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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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於2016年提出「公辦都更8+2旗艦計畫」，宣示開啟「公辦都更」元年，欲藉此解決過去民辦都更引起之爭議問題。在該計畫推動下，選定居民參與更新意願最高的斯文里三期整宅為優先推動單元，由市政府擔任實施者，於2018年中動工拆除，成為各界矚目的公辦都更首例。 由於現行法規只明訂所有權人之權益，然而實際長期居住在整宅的居民，大多為低收入、獨老、身心障礙等多重弱勢身份之非所有權人，但其在最初即被排除在外，在過程中不具協商資格亦不會獲得任何補償，只能被迫搬遷。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收集、參與式觀察以及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探討斯文里三期公辦都更過程中，所有權人與非所有權人的權益差異，以及市政府如何回應弱勢家戶的居住權益。 研究成果發現，臺北市政府為兌現政策承諾，以及在短期內建立高曝光性之政績，於斯文里三期一案投入大筆經費與各項資源，透過社區駐點的直接溝通與中繼安置協助措施，整體而言解決過往意願整合不易、信任關係難以建立、中繼安置需求等課題，提高了弱勢地區居民參與更新之意願。然而市府與居民的溝通聚焦在財產價值經權利變換後之損益，未能產生跳脫產權之外的都市更新想像；此外，市府雖委外辦理中繼陪伴團隊來協助弱勢家戶搬遷，但其主要目標在於確保都更順利進展，並未積極回應弱勢家戶的居住權益問題。故本研究認為公辦都更應提升民眾對都市更新的多元想像，並限制所有權人的轉賣以避免投機行為，且須制度化中繼安置計畫，及保障原有居民具優先遷回承租公共住宅之資格，以具體保障其長遠的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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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的競爭，市場的需求從過去的大量商品化轉變為大量客製化，同時先進國家面臨少子化的影響，勞動力供給下降，使世界各國積極尋求產業轉型，並促成近年廣受熱議的工業4.0浪潮。本研究以臺灣工具機產業的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應用為例，探討我國目前在這波轉型浪潮下工業4.0的發展概況，並用以回應本研究的三項發問：（1）智慧機上盒在我國工具機產業的工業4.0轉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2）智慧機上盒如何應用在臺灣的工具機產業，背後的機制如何建立？（3）從智慧機上盒的研發到導入機械設備的應用，可以如何重新看待後進國家的技術學習方式，以及後續帶給產業群聚演化的影響？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實際參與我國工具機產業的國際性會展與各式研討會，並與該領域的產官學研各界的資深從業人員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智慧機上盒因其高性價比與多元功能的擴充性，而能在轉型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並透過工具機領導廠商與政府主導的兩條路徑，滿足地方的智慧化生產需求。而臺灣作為後進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因為資通訊技術的加入，使技術學習的取徑得以跳脫既有框架，不再受制於先進國家的技術箝制。國家在研發技術中扮演的角色，也從過去由上而下的直接介入，轉變為平台式的輔助；此外工具機領導廠商更發揮其能動性，建立自有的技術學習平台。在工具機產業群聚的演化上，也因此並非總是如群聚生命週期理論階段式地線性演化，反倒呈現擴大鑲嵌的狀態。 總結而言，本文藉由我國工業4.0的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點，闡述新技術的加入與外在的環境變動宛如一扇「機會之窗」，使得工具機產業無論是在技術學習的取徑或是本身的群聚演化進程，都存有意料之外的發展可能，必須以群聚內部與群聚間的能動者，或是產業間的互動等更多重尺度的視角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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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臺灣重要的水源，佔臺灣年供水量的三成以上。這種分佈廣泛又埋藏於地底而不可見的環境資源究竟應該如何治理？本論文以「治理大尺度的環境如何可能？」為核心發問，探索戰後臺灣透過監測來治理地下水的歷史軌跡。本文主張由國家所中介的知識基礎建設是治理地下水的關鍵。本論文分為兩部，第一部把監測放在戰後地下水資源開發的歷史中，並指出監測系統對於有效治理地下水的必要性。我首先說明戰後中華民國政府規劃了一套由法令、政策和科技實作互相搭配的水權分配體制以開發並治理地下水。但是這套系統卻因為部署策略的錯誤和系統管理上的失敗而從來沒有徹底按照規劃者的理想運作過。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於1980年代末開始籌劃建置新一代的地下水觀測系統，這也是我論文第二部主要討論的對象。本文指出新一代的觀測系統得以成功建置的重要條件在於專家在認知上改變他們對地底世界的預設，以及在實作上能平衡科學標準化的要求與應變田野工作的突發狀況。本論文的貢獻有三。首先，本文試圖重新認識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環境治理能力，並挑戰了過去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僅僅是對自然資源進行剝削的主張。透過考察知識基礎建設的規劃過程，我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具有動用科學知識來治理環境的意願，但是缺乏實現此理想的能力。其次，本論文認為監測是國家治理重要但鮮少人探究的實作之一，而國家打造與管理其知識基礎建設的能力反映了其有效治理的能力。第三，在拼裝論的啟發下，本論文主張基礎建設既非標準化的框架亦非隨時可變的拼裝體，而是一種「有限標準化下的異質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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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研究是近年學術研究熱門，但移民的原鄉，卻相對受到研究忽略。而且，中國的僑鄉研究，多是針對1949年之前形成的「老僑鄉」的歷史研究，很少涉及改革開放後所形成的僑鄉，以及僑鄉之空間發展議題。本研究探究改革開放以來的福州僑鄉空間發展，並選擇近十年來正面臨劇烈地景變化的閩江口琅岐島作為研究對象。本文題目中「世界的島」，包含至少雙重意涵：首先是對在地人而言，琅岐是富有草根跨國連結的僑鄉；再之是官方規劃中，琅岐以世界級主題樂園主導的「國際生態旅遊島」定位。 本研究首先分析閩江口僑鄉的形成，從三個部分展開分析：僑鄉歷史脈絡、僑鄉形成後產生的新社會組織以及僑匯主導的空間生產。這一階段，因閩江口常年作為台海前線，國家力量尚未深刻介入空間生產，閩江口人依靠自身努力建立跨國移動網絡，主導農業島變僑鄉的過程。再來，本研究通過都市計畫資料和田野調查，分析福州市和琅岐島的空間變遷與尺度重構。在福州市及琅岐島的跨國空間形成中，在地和國家力量始終緊密交織。隨著政府間權力關係改變：從改革開放初，到分稅制改革，再到海峽西岸經濟區和國家級福州新區的設立；福州的都市空間經歷國家化，到地方化，再到國家化與地方化並存的三個階段。而琅岐空間發展也因此與市區發展不斷互動，目前主要通過各級政府主導的不同層次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福州市及福州新區產生再尺度化的互動。 最後，本文回到對在地的關切，通過數個案例分析「僑」的特性如何影響到地方企業化下的中國都市治理。在規劃新階段中，僑資雖被制度性排除在空間生產外，但僑鄉還是施展出「被統治的技藝」，通過非正式性手段，使得僑鄉空間變遷與中國持續高發展下的隨處可見的國家資本主導的空間營造產生差異。目前，僑鄉暫時與開發計畫達成平衡，但「國際生態旅遊島」也仍持續作為國家化空間發展論述主軸。隨著都市計畫執行，「僑鄉」和「琅岐島」在空間尺度上逐漸分離，琅岐從在地和國家拉扯中，向國家想像下的「世界的島」邁出更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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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 「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 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 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 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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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與廣播充斥著都市更新的廣告與宣傳，以及中小型的都市更新開發單元，造就全球極特殊的都市更新經驗與地景。此一特殊體制的誕生，源於臺灣現代性與土地開發體制相互作用的發展歷程。全球化、國家霸權與資本積累理論不足以解釋此一經驗，本研究以治理術與系譜方法論，探討都市更新體制的誕生。研究發現日本殖民性公私合夥的土地開發體制、中國現代性城市議程的缺席、中央與地方侍從框架、官僚務實與妥協文化、都市土地改革失敗與分殊的空間專業，拼裝(assemblage)出土地開發體制與發展治理術。 「體制」(regime)理論將重心放在政治與代理人(agent)交互關係與影響。是「關係網絡」視角的政治經濟方法論，「關係」即「政治」，關係需藉由權力運作。而權力的特色是有作用者也有被作用者，同時也會有抵抗，「體制」的誕生，是協作的結果。過程中沒有社會主體的同意，是不能運作，也就是說「體制」是集體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產物。 臺灣特殊的歷史情勢、地緣政治與現代性歷程，相互脈絡化成社會的權力主體，也規訓與控制著市民，孕育出特有種的發展型治理術(developmental governmentality)，不但鞏固城市資產階級，也將中產階級，以都市更新為名，編入治理的權力網中，成為「都市更新體制」的一員。此一特有種的治理術，由於都市更新關係人的特性、中小規模的開發機構以及受規訓的中產階級，造成所共同拚裝的都市更新體制其生產出的都市更新空間，空間規模與資本效果小、更新所生產的空間進步性也不高，無法回應未來都市的需要。都市更新並不是解決都市問題。 特有種的發展治理術使得權力主體以生命政治-文化治理、防災、安全治理…持續地變形。以都市更新之名，不斷地與不同世代與中產階級，治理著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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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訂定以來，臺灣的再生能源開始蓬勃發展，成為重要的發展政策之一，相關能源產業也隨之興起。其中，地面型太陽光電的濫觴可追溯至屏東縣政府於八八風災之後，在林邊、佳冬地區的「養水種電計畫」；隨技術發展，近幾年更如雨後春筍在許多的農田、綠地中太陽能光電板漸漸架起，形成獨特的「科技農田」。推動初期時，就已面臨如躉購費率、農地使用規範等問題，近年的發展更是飽受環保團體、農民與居民等的反彈，太陽光電的進駐似乎不論是在什麼時空背景之下，都時常引起不同衝突與紛爭。 對此，本研究以在屏東林邊地區於2010年推動之「養水種電計畫」，與2018年推動之「四鄉鎮800 MW光電計畫」，藉由政策計畫文獻分析、半結構式訪談、地景分析等方式，探討太陽光電相關計畫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所形成的尺度關係網絡，並試圖以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力系統之輸配電系統等電相關技術角度，探討科技物在計畫再尺度化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與影響。 兩計畫是在不同的決策脈絡下所形成：一為災害治理下的養水種電計畫，一為地方能源治理下的四鄉鎮800 MW計畫。因此，計畫中的核心作用者與操作尺度也有所不同：前者以屏東縣政府為核心，操作尺度處於縣市與社區層級之間，後者則以系統業者為主要執行者，操作尺度則位於縣市與國家層級間，導致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尺度關係網絡。再者，兩計畫中太陽能光電板設置規劃，在併聯電網之電壓等級的差異下，對太陽能電廠的地景造成極大的影響：養水種電計畫以配電系統作為併聯線路，而四鄉鎮800 MW計畫則為輸供電系統，在技術操作下前者形成低容量、小面積且分散的「循線找地」的地景型態，後者則以高容量、大面積且集中的方式開發、形成「以地建線」之地景型態。 林邊地區的太陽光電計畫在不同的核心處理議題下，形成了不同的「治理形態」，與電網併聯技術限制與需求上引發了不同的「技術操作」，兩者在林邊的土地上共作出截然不同的運作地景。其社會空間過程反映出科技物太陽光電作為治理手段之一在不同的使用脈絡下，會藉著技術操作影響既有的社會空間關係網絡、形塑出不同的尺度關係，甚至引發計畫的再尺度化。因此，本研究認為太陽能電廠的電廠地景型態可視為，社會空間關係變動過程中尺度的可視化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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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是近年台灣城鄉規劃熱門概念。鄉村地方在左派批判的觀點中，是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情境下資本流動的受害者；但隨著網絡科技、文化經濟、協力治理的興起，又獲取其自由主義式的可能性。通過「治理政治」與「發展政權」的視角，得以一窺創生時代國家政策、社會、市場與地方團體的複雜關係。 本研究爬梳晚近20年台灣政策系譜與地方實踐典範轉型，指出2010年代台灣民間興起廣義地方創生運動，在文創與社會創新的另類發展可能中，採用「地方事務事業化」的地方經營模式與行動組織，重新編整了地方的發展資源，展現跳脫地方資源分配結構與僵化協力體制的能動性。在政策研究方面，2016年起國發會的地方創生政策，強化公共管理的企業主義思維，企圖引導基層政府與地方治理聯盟靈活回應新發展需求。但也展現了發展型國家在新自由主義轉型的張力，國發會訴諸政治整合與網絡化治理的背後，忽略了創新制度建制與實務困境，導致政策目標混淆、缺乏程序依歸而未獲得廣泛社會參與，也遭遇部會政治和地方侍從主義的後座力。 而社造到創生的政策典範轉型張力，以及個別事業體走向以地方共識為基礎的願景規劃時，乃通過一種交互的發展性論述機制得以協調。國家將城鄉不均與高齡少子化的政府治理危機，訴諸振興地方產業以創造人口回流。而民間行動者通過社群主義的想像共同體營造與新創聯盟，將個人的返鄉行動鑲嵌地方轉型與再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從私利實踐公益的可能路徑。通過這種將個別發展性演繹為社會公共性的「共利性」調節，帶有創新創業色彩的地方創生行動者躋身發展政權一員。 桃園大溪的案例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地方社會的轉變歷程。1996年社造脈絡下的老街保存運動，讓大溪取得了桃園社造與文化觀光龍頭地位。往後小鎮特有的宗族與小商業者社會脈絡，透過社區協力政策被編整進地方發展政權中，但逐漸衍生山頭紛立與觀光模式淺碟化等發展困境。2015年左右出現新興的文創與返鄉青年力量，通過「河西認同」聚落想像，尋求老城區之餘的多元發展面向與公共生活實踐。2019年大嵙崁文教基金會啟動「大嵙崁地方創生」倡議，匯聚部分尋求地方轉型的社會力。希望以參與式過程凝聚地方共識與願景方案，並透過共利性將個別事業體提案賦予公共性意涵，進而向國發會提案，但在實務上面對未獲政府授權與地方競合大於整合的困境。而倡議行動也顯影了地方治理角色在創生浪潮的轉化對位，如大嵙崁文教基金會的非營利組織開拓財源、區公所去自治化的治理失能、文化機構木博館與地方的互為主體性競逐等。創生行動者透過引入了市場力量與商業談判技巧，在地方樹立先行的創生模式典範，展開了跨層級公部門的政治溝通搏奕，重塑地方創生的意涵與治理權力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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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水返腳）是一個由市街發展起來的河港聚落，位於基隆河中游而潮汐到此為止，在經歷近代歷史與城鎮－市郊－都市近三十年的發展結構轉變下，拼貼了許多不同城市性格和地方感。隨著都市化與交通建設的興盛，汐止的都市地景日漸模糊，也被加諸許多標籤：邊緣城市、臥房城市、通勤城市與災難城市。然而汐止並未因此有更加明晰的自明性，隨著臺北市中心城市引力與新北市都會郊區化的雙重效應，產生大量通勤的生活模式，年輕世代的汐止人與落腳門禁社區的移居者對生活環境產生疏離，在地認同逐漸稀釋，城市的身世、河港城鎮獨特的歷史記憶亦被淡忘。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要方法，從組織和參與「返腳咖」地方社群開始，作為汐止居民的我和社群夥伴，在富有歷史記憶與生活意義的汐止老街著手實驗若干社區行動，試圖重新建構對地方的認識，探究地方在快速發展和上而下的規劃中有何轉向的契機。我們試圖去重新定義邊緣城市裡公共生活的價值，活絡老街社區。返腳咖在進城離城的「往返」狀態中，重返生活、尋找汐止認同著床的可能，透過日常實踐找到地方感，地方營造成為一種反身性的修補過程，而地方社群的參與和動員，也是返腳行動中不可或缺的支持網絡。 研究中可看見，透過編輯地方，行動者和居民一起重構了地方知識，而策展地方則讓行動者有機會討論空間的公共性與使用想像。無論是編輯和策展地方，透過有意識地選擇與再現敘事，可以讓地方居民看見自己的主體性，甚至形塑地方認同。此行動研究也展示，規劃專業者透過田野過程和地方居民建立關係、互為主體地對話，可以幫助其掌握專業知識和地方知識之間的關係，並辨識可能的參與主體，進而發展更貼地的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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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出於對近代主義的反省，地域主義（Regionalism）試圖恢復有人性的環境並創造讓人感到有溫度的建築。此時恰是「現代主義中國建築」在台灣萌芽的時期，也正是國民政府來台極力鞏固政權的開端。隨著政治影響力的增加與自由創作空間的緊縮，「明清宮殿復興樣式」建築逐漸成為支配台灣建築界的權力。本應紮根台灣土地的「真實的」地域性建築，異化成了極富東方神韻的「虛假的」地域性建築。在1970年代末，以漢寶德為首的第二代建築師開始關注台灣傳統建築的研究與保存，但多為以語彙為主導的「表象式」地域主義建築。1990年代，在解嚴的社會背景之下社區營造逐步興起，台灣建築關懷的對象逐漸擴展到民間及更多元的族群。在宜蘭地區湧現出的眾多關懷在地環境的建築師團隊中，田中央建築團隊是典型代表。相較於戒嚴時期湧現的激昂卻空洞的地域性表現，田中央的在地實踐更能連結真實的地方生活與環境。 然而，田中央團隊的建築實踐常被譽為宜蘭地域性建築之典範，甚至被廣泛誤解為代表著宜蘭的地域性風格。「地域性」在頻繁甚至氾濫的使用過程中，早已模糊化形成一種感覺的表述，而無法具體指涉某種特定操作方法下生產出的建築樣式，或是某派意識鮮明的建築主張。因此，本研究首先對西方建築史脈絡進行爬梳，釐清地域主義及其批判的真實意涵；其次，探討在台灣地區特殊政治力影響下發展而成的「地域性」建築；進而在此基礎上，回顧不同研究者對田中央事務所生產的「地域性」建築，以及對宜蘭風格的論述與誤讀之可能性；最後，對田中央事務所的四個建築案例（壯圍沙丘、櫻花陵園、羅東文化工場、中山小巨蛋）及建築所在的地點（Place）進行深度剖析。本研究從空間與時間向度分析田中央建築團隊對於「空間體驗」的態度，以及空間與環境設計的操作手法，以詮釋其「地點性」表達的空間實踐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