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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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0年代以來臺灣國（初）中所實施的歷史教育，由於當時受到國家基本國策的規範， 常以「中國」或「漢族」的史觀來編寫歷史教科書的教材，並且將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放 在中國史或漢人開發臺灣歷史的邊陲。即使80年代的臺灣已邁入民主化、本土化的社會， 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教材中所編入的原住民族歷史知識，選用的論述方式往往忽略了原住 民族的觀點和立場，容易造成一般學子對於原住民族產生誤解與刻板印象。 本研究探討國(初)中歷史教科書（1952-2007）中有關原住民族教材的內涵，主要針對教科書中原住民族教材進行整理與分析，試圖瞭解歷史教科書中原住民族教材「質」與「量」的呈現。首先，探討「原住民族」相關歷史知識的資料論述與圖表分佈，探討重點為教材涵量與撰寫觀點等。再則，探討原住民族相關的歷史文獻，除可參考原住民族的相關研究外，同時瞭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與社會，以此做為分析或批判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規準。國（初）中的歷史教科書中原住民族教材的演變過程，由「國編版時期」至「認識臺灣(歷史篇)」，這是原住民族教材「從無到有」的關鍵期，形成現在之「社會學習領域（臺灣史）」之課程綱要因脫胎於此，因此，歷史教科書中原住民族教材的相關知識乃能以一定分量呈現於各歷史分期中。 從研究結果顯示，有關歷史教科書中原住民族教材的歷史知識與圖表分佈資料「量」的部分來看是單薄的，如歷史知識在「國編版時期」占0.3%、「認識臺灣(歷史篇)」占9.44%、「 社會學習領域（臺灣史）」占12.31%，且偏重於傳統文化的描述，撰寫方式習慣以蜻蜓點水式呈現，概略分落於各分期中，難有脈絡可尋。在圖表方面，「國編版時期」無任何資料、「認識臺灣(歷史篇)」占14.19%、「 社會學習領域（臺灣史）」占13%，呈現方式偏重於傳統文物、慶典等，給予人僅限於傳統與原始的印象。從「質」的方面觀察，編寫觀點是以「漢族」開發臺灣的史觀，呈現較多是原住民族被教化、綏服的歷程，鮮少見到原住民族在臺灣史上奮鬥的事蹟與貢獻。 臺灣的教育政策，受到基本國策的規範，雖然教材的編寫有一定的標準，但企盼在教材內涵中能有原住民族保家衛族的英勇事蹟，圖片資料的呈現除了文化慶典外，能夠更進一步呈現社會生活變遷的真實脈絡。在教學現場上的教師能秉持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實施教學活動，除能夠讓一般學子對臺灣原住民族有正確的認識外，同時，原住民族的學子也能從歷史教科書中尋得定位自己的價值與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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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社會所呈現出的劇烈變遷，實於明代中葉便已存在許多隱然未顯的徵兆，透過對於明代中葉等重大議題的討論，不僅有助於我們進入當時代的脈絡，面對後續發展出的變化與轉折，也能形成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本篇論文旨在通過一位明代中葉的人物——萬表的研究，經由他生平作為、關注議題及思想經緯等層面的探討，為我們開啟一個當代人物的視野與角度，進而引導我們深入明代中葉政治經濟社會等局勢。 萬表作為一個明代中期的人物，無疑是非常具有獨特性的。就其參與時代環境的情況而言，其特殊的世襲武官身分，促使他有機會實際擔任漕政運作和討剿倭寇之職務，進而在當時國家所面臨的這兩項重大議題上，表達出的個人觀點與立場；而其自身文武兼濟的特質，又導致他參與了明代中期陽明學說的興起盛行，開啟他體悟心學意旨的契機，進而發展出一套屬於自身的學術思想。是以透過對萬表一生之經歷，以及其立場觀點的研究，相當程度亦反映出明代中葉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等各方面的情況，對於後人掌握當時代的脈動與趨勢，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價值。而就其個人在家族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則是發揮了一個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藉由其個人對於學術的汲取與努力，上承陽明學說，下開經世之學，將家族中以武立家的傳統，擴大至以文揚名的肇端，拓展了家族發展的面向，為後代子孫帶來深遠影響，從而引領了清初萬氏八龍的出現，對浙東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極大貢獻，也更加奠定了萬氏家族在寧波地區的地位與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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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在當代公民教育中，直接擔負公民愛國心之培養與傳遞民族文化的責任。歷史教育不但可以「曉事、知人、論世」，也是一個國家人文教育的基礎。由於歷史教育具有形塑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功能，故在世界各國的教育課程設計中，歷史教育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和角色。影響歷史教育的因素甚多，但要真正落實教育政策，發揮歷史教育的功能，須仰賴歷史教科書來完成。歷史教科書對歷史知識的傳達、歷史意識的形成，以及自我認同的建立，具有最直接的影響力。教科書為一種教育工具，決定教學的大部分範疇。由此可知，歷史教科書關係著學生歷史知識的建構與能力的培養，受教者透過教科書，不但會累積共同的歷史記憶，亦逐漸被塑造成具有共同意識與認同的人民。 戰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隨著政權轉移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接收的中華民國亟欲重新塑造有別於殖民地時期的國家認同、民族意識及國民性格。因此，歷史教育的內涵產生重大轉變。從戰後歷次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的修訂中，可以看出國家統治機器企圖藉由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來指導歷史教育走向。其作法為先確立教科書的框架範疇，進一步利用教科書達成其設定的目標和理想。 本論文的焦點在於探討戰後初期（1945～1968）臺灣初中歷史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教材之演變情況，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教材之間的關連，以及歷史教科書所欲傳達之理念內涵。主要係以1940、1948、1952及1962年等歷次初中歷史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教材大綱，及教科書為探討對象。其中，教科書版本分別為1949、1951年的審定版，以及1953、1963年的統編本。 經由本論文的剖析，發現戰後初期的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確實主導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方向和內容。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刊行，雖然前後曾出現不同版本，觀其內容，多依據歷次修訂之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其中，雖曾出現有教材大綱綱目卻無教科書章節，或是教科書有章節但教材大綱無綱目的情況，但都僅是少數，不影響整體教科書與課程標準目標的對應。至於各階段的歷史課程標準，不但具有特定的目標和任務，更反映大時代環境的變遷。 自戰後到1968年止，課程標準前後歷經四次變更，從具有「抗戰建國精神」轉變成到「反共抗俄意識」的目標內涵。為配合時代演變，不僅課程標準所屬的教材大綱進行增刪，教科書內容亦跟隨調整。然不論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如何修訂，四個不同階段的初中歷史教科書內容都是以「政治」議題所佔份量最多，主題也最為明確。至於其他議題如文化、社會經濟等較為軟性的題材，常以教科書編輯者的個人主觀作為選取標準，多為蜻蜓點水般輕輕帶過，未見較為深入的描述；同時相關子題亦不明確，常呈現分析不足的現象。 事實上，初中歷史教科書所有的議題，除經濟觀較少和政治發生關連外，其餘議題不管是外交、制度、民族觀，還是文化、社會觀，多係圍繞政治議題而來。此種現象，與傳統初中歷史教材明顯重視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傳達有關。基本上，初中歷史教材所欲傳達的歷史意識，不管任何一個階段均特別強調「國家正當性的建構」任務。此一歷史意識，支配我國歷史教育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總而言之，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藉由課程標準的修訂、教材大綱的規範，將政府嘗試透過教育方式傳達給國人的訊息，在教科書中明確地彰顯無疑。初中歷史教科書不僅傳授歷史知識而已，更經由因果分析、人物評價，灌輸國人「正確」的史觀和歷史意識，使國人產生對國家、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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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人民大致依循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節奏，渡過每個「年冬」。在每一天、每一年的工作循環裡，「日落」成為每日作息的分界；「節日」成為常年作息的緩衝。在中國的傳統節日裡，「年節」是所有節慶的重頭戲，而「元宵」則是慶典中最後一個高潮，元宵代表的不僅是個句點，也是個起點。在這一天歡慶的氛圍中，作╱息、常╱非常、內╱外、男╱女、理智╱情欲的界線，在此刻都被有意的忽略與模糊，人們也從挑戰社會規範的「逾矩」行為中，回歸到初民社會的原始，釋放了「規矩」下所積累的壓力與情緒。 正月十五的儀式早期多屬於原始的占卜巫儀，或祝禱式的民間信仰。至於燈節慶典的出現，則要晚到唐朝，從元宵節慶儀式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原始信仰的殘存，瞭解古代社會觀念在現今社會的變與不變。在元宵節慶舞台上，還有一項頗值得聚焦的面向，也就是女性在節慶中的特殊表現，在中國傳統禮教的束縛下，女性抒發情欲的管道可說是少之又少，元宵、七巧、中秋這幾個節日所進行的女性特有活動，是有其存在意義與必要性，透過巴赫金狂歡節、人類學「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與巫術信仰等相關理論來闡析女性特有的節慶文化，可以瞭解這些節慶儀式其背後所欲解決的問題，抑或呈現怎樣的思考層次。 在面對女性特殊的節俗文化，擁有知識掌控權與發言權的當代男性發言人，會有怎樣的批判？尤其是站在體制大傘下的君主與地方官員，又是如何看待與處理婦女的「失序」行徑？本文擬從性別（gender）的角度去觀照這些發言人在發表此類論述的背後，蘊藏著怎樣的思維與權力運作，描繪著什麼樣的理想藍圖？同時也觀察明清女性在此時又有怎樣的反應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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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配合課程改革的需要，教師的角色成為課程改革的推動者與研究者。因此，為了深入瞭解課程理論、增進教材教法的專業知識，俾使教學活動達成九年一貫課程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本研究擬藉由目標模式及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並以台北縣立文山國中七年級各三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進行兩種課程模式的教學實驗，實驗後並進行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同時對學生實施問卷訪談，以評估兩種教學模式的得失利弊。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在教學過程中，採行歷程模式的教學活動，由於師生參與互動的機會較多，學生的學習成就明顯優於目標模式。但由於過程複雜且費神耗時，在現行國中教學環境中，教師只能偶一為之，難以長期實施。本研究也因此針對師資培育學校、現職歷史教師及未來擬從事相關課程設計研究的學者，分別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以期國中歷史課程的教學品質能獲得有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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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是探討清代時的鹿港，而研究的地理範圍以鹿港鎮為主，包括昔日的鹿港（大）街及周遭的鄉村地區。由於清代鹿港經濟的開發發展，促成鹿港文化的興盛，尤其是清朝中後期，鹿港的中舉人物增加，在台灣地區除台南地區之外，算是個中翹楚，也因為士紳階級的逐漸重要，形成社會領導階級由豪強之士轉為士紳階級，由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 本文第二章探討清初鹿港地區的情形，由地理環境來探究鹿港為何可以發展成為清代早期的三大港口之一，有哪些優越的地理環境，並由水文環境的切入來說明鹿港因河運的興起，也因河道溪沙的淤積而漸趨沒落的，現在已成為廢港，再者探討鹿港地區最早的原住民──平埔族，透過文獻了解平埔族馬芝遴社的地理範圍，可知清朝時期鹿港地區漢人開發的範圍， 並且透過現存的馬芝遴社的契約古文書，來認識漢人與平埔族的土地關係。第三章探討鹿港的開發，一地的開發的良寙對文教發展有絕對性的關係，鹿港可以成為文風鼎盛的文化小鎮，其開發鼎盛是一個重要的環境背景，由土地拓墾與商業發展二部份來探討，第四章探討清代鹿港地區的文教發展，從教育設施和社會教育著手，教育設施如書院、民學、社學等介紹，而其中文開書院影響力最大，故敘述的最多，篇幅也最多。而研究社會教育從廟宇的社教功能下手來介紹，讓人知道對目不識丁的普羅大眾，廟宇的教化作用的重要性。第五章探討清代鹿港士紳的形成，由科甲功名成果，如進士、舉人、生員等人數的多寡來顯示鹿港文風的鼎盛，另一方面藉由士紳參與地方事務情形，來反映清代鹿港士紳的重要性和鹿港的社會結構由早期的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第六章舉例清代鹿港有名的文人及成就，由教育、藝術、文學三方面來探討，也藉舉例若干的文人成就，使人瞭解鹿港人才濟濟，也讓人瞭解此些重要人物對清代以及日治甚至於對於現在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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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東南中學由江蘇省人士與本地地方政要等出資集力在臺建校，但因經費困窘、師資短缺及升學率不佳等校務劣勢，1966年地方教育主管商討該校是否改制代用時紛表反對，終以九年國教政策的需要，經政府協調，決定東南中學改制後招收學區內國小應屆女童。 九年國教實施前，政府為解決公立中學數量不足及遏止惡性補習之風，推動一連串教育政策，鼓勵私立中學設立，提高國校畢業生升學率。1967年省政府配合九年國教訂定「私立初級中學代用國民中學辦理要點」，授權地方政府指定辦學績優私中改制代用，奠定代用國中制度基礎。此制確立之初，雲林縣的代用國中約占全省一半，部分私校改制後因辦學不佳而退場，全省僅剩4所，東南代用國中為其一。該校改制後，學生來源基於學區劃分逐趨穩定，師資素質據「中等學校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等漸提升。課程教學依部頒課程標準而行，但師資欠缺造成配課問題，授課品質受限。畢業生升學輔導頗具成效，就業輔導曾因廠方制度不佳使校友待遇受損，故學校宣導進廠就業態度轉趨消極。 1974年「私立學校法」頒行後，東南代用國中依循該法推動校務制度化，透過行政支援教學推動各項課外活動，促進教學正常化。1977年教育部籌劃進行「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改善九年國教缺失。東南代用國中因應「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著手改善校務設備，不過代用國中制度規定增班時政府未能提供建築設備費，經校方艱辛募資下逐步執行計畫且完備校內所需，故該校之校務經營，雖部分受限於代用國中制度，但透過諸多變革，形塑其傳統校風，為地方國民教育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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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透過對史料證據的觀察與應用，培養學生理解歷史事實的時序觀念、因果關係並訓練學生分析、批判等思維能力，並藉此檢視新的教材教法能否提升高中學生對歷史科的學習興趣。 本文從各國的歷史教育改革著手，了解史料證據成為作為高中歷史課程核心能力之重要性，並且以「九五暫綱」規定的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釋、史料證據四大核心能力為依據，訂定單元教學目標。在教學方法的部份，以多媒體教學法，結合圖片、文字史料、音樂等各種不同材料，引導學生進入歷史情境，從困頓中的台灣逐漸進入富裕的台灣，透過多元史料讓學生「神入」當時的歷史情境，了解冒險進取、吃苦耐勞的台灣人精神；透過小組討論法對單元教學內容進行統整回顧，並且經由對農業議題的探討，了解經濟成長過程中被忽略的弱勢團體的權益，期望能藉此達到社會關懷的目的，培養學生人文關懷的情操。在教學評量的部分，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另設計口述歷史調查與小組討論兩種作業，透過紙筆測驗、觀察法、晤談法及問卷調查等方式，從認知與情意兩方面進行綜合評量，期望能改變傳統紙筆測驗過於強調知識學習的弊病。最後，針對研究過程中不足的部份，提供改善或解決之道，作為相關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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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透過高一台灣史教材中的藝術史課程教學活動，期使學生對於生長的土地多一份熟悉與感動，進而了解藝術文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同時也培養學生觀察、分析與欣賞的能力。因此本研究著重於從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中觀察學生對藝術史課程的反應，培養審美與欣賞的情懷，藉以落實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目標。 就歷史教育的性質而言，本研究著重於將教育理論應用於教學活動的設計當中，配合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所訂定的教學目標，探討如何在藝術史教學過程中達到提升相關知識，同時兼顧情意薰陶的目標。在研究過程中，除了應用教育理論進行課程設計，並以現行教科書為討論的教材之外，也引用了許多藝術史的相關資料作為教學活動的補充。在教學方法的應用上，透過多媒體教學法與問題導向學習法兩種教學策略，進行藝術史教學。最後並進行認知與情意的教學評量，以評估藝術史教材教法的實施效果，進而提出具體有效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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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理和創作時間跨越日本統治與戰後台灣社會，作品所呈現的「民族」、「鄉土」意識，不僅暴露殖民行為的罪惡，也為他贏得鄉土文學之父的美稱。其中所展現之「中國經驗」亦時常成為各界研究「文化認同」、「民族意識」的辯證話題，唯其文學的「後殖民」性格，至今反未受到廣泛研究探討。 然而目前經由「現代化」的巧妙包裝下，西方的文化霸權極可能透過某些中介的力量，在獨立後的殖民地產生出新的知識和權力關係，於是後殖民理論受到當前學術界普遍的重視。當勢力強大的一方，以強勢文化團體為中心觀點，藉著政治運作壟斷媒體，迫使位居劣勢的族群「消音」，如何發展以「抵中心」為出發點的後殖民論述，亦成為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嚴肅課題。 本論文將「後殖民論述」 (postcolonial discourse)定義為在當代文化(包括廣義的文學)、歷史和政治領域中做「文化抵抗」形式的寫作與批評。 嘗試以此觀點探討鍾理和的文學作品如何塑造「後殖民」的歷史環境，發掘他如何透過「我者」、「他者」對照的論述角度，重建被壓迫者的身份尊嚴。藉由小說的客家詞彙特色，凸顯台灣殖民經驗所塑造的多元化語言模式。並引導讀者理解到自我主體意識提升時，也一併達成「台灣文化即是跨文化」的共識，認同後殖民台灣的「多元文化」與「混融文化」精神。 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台灣作家，在後殖民論述中最值得觀察的應是其殖民地性格，本文希望提供觀察鍾理和作品除了社會意識、鄉土寫實外的第三種層次—反殖民或反壓迫的抵抗精神。前瞻性亦包含希望透過對「後殖民議題」的了解，提醒讀者警覺文化霸權的支配。畢竟不釐清帝國與殖民的課題，就無法進一步理解台灣與當代世界之間「既是邊陲，又是核心」之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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