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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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因為研究者於教學現場觀察到現行的學校教育中鮮少階級議題教學，而考量到現今社會變遷之需求、目前學校教育在階級議題教學上之困境，以及未來教育的願景與展望，本研究認為現今校園缺少階級議題的討論，將使得學生對於階級議題的認識不足，而難以面對與應付階級議題愈趨複雜的生活與社會。 因此，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試圖透過在高中階段的多元選修課程中進行一套為期一學期之階級議題教學方案，希望藉由反歧視教育作為教學策略並結合多元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階級意識與培養學生能夠肯認自身與不同之階級文化，並同時了解學生對於此階級議題教學的學習成效與回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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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近 10 年（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學生申訴制度為核心，探討大學學生申訴制度的意義、功能及其規範與實踐，並進一步分析其在法治教育上的意涵。除與臺灣大學系統為主的臺大、臺科大，以及成大等其他學校間，進行法源與相關規定比較外，也透過近 10 年案件統計與去識別化之個案資料分析，以及相關人員之抽樣訪談，檢視學生申訴制度之規範與實踐情形，分析其困難與挑戰，並進一步提出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相當重視學生申訴權益，在申訴相關規定上給予較多彈性自主空間，其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學生代表比例高達一半，為其制度運作上之重要特色。在近 10 年受理之 72 件學生申訴案中，約有五成比例申訴成立，於校內申訴途徑獲得救濟；而申訴不成立、另循校外程序提出訴願、行政訴訟者，則有 16.67%及 4.17%，惟最終均維持臺師大原決定。 此外，透過訪談可發現，臺師大從學生申訴之受理、評議過程乃至後續權益處理，大致均能以學生權益為中心，實踐相關規定，並能基於教育目的評估個案之處理，從制度實踐上落實人權法治，獲受訪者肯定，具法治教育上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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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戶外冒險教育課程參與者的自我覺察歷程、面向與內容，以及所帶來的後續影響。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以立意取樣邀請六名參與過開設於碩博班之「獨處與反思研究」課程的同學作為訪談對象，經文本分析與討論得到結論如下： 一、野外獨處課程自我覺察的歷程可以建構在Kolb經驗學習圈與Greenaway動態回顧循環的架構下；當中引發覺察的因素有：自由情境、時間完整、無事可做、自然景物的隱喻、大自然的包容、壓力情境、天氣狀態與其變化、靈性經驗、自我對話與書寫、指導員或同儕的引導與回饋，以及作業要求，共十一項。 二、野外獨處課程中的自我覺察可分為：獨處課程當下的自我覺察、連結著當下與自己平時狀態的覺察、對個人樣貌的覺察、死亡恐懼與對其他終極關懷的思考、視角與焦距的變化，共五個面向。各面向下自我覺察的內容，則包括：我的害怕與不自在（對夜晚、對單獨一個人、對野外環境、對團體分享的負向感知）、對於掌控的需要、容忍度擴張；閒不下來、說出來就好了、自己好像不是那麼真實；那個小孩怎麼了、我對自己有點陌生、我跟我的家人好像、我也不喜歡的我，以及我不是自己以為的那個我，共十一項。 三、野外獨處課程中自我覺察之後的影響為：讓參與者對野外獨處有新的想像，並更有意識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與需要、與朋友情感面的連結、肯定自己在工作上的表達、展現自己風格）、照顧自己、為自己做決定，課程經驗本身也成為記號去提醒參與者這段時間的覺察，甚至造成工作信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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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野外獨處課程中參與者的自我覺察經驗、脈絡，以及此經驗所帶來的意義與影響。研究方法採敘說探究，以立意取樣選取兩名參加台師大公領所「獨處與反思研究」之野外獨處課程的參與者，利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輔以參與者獨處紀錄與研究者觀察紀錄表，蒐集其四天三夜的野外獨處之自我覺察經驗、當下情境和相關生命故事，以及課程結束半年期間對個人的意義與影響。以「整體–內容」的方式進行文本分析，撰寫出研究參與者的野外獨處自我覺察經驗故事，並進行主題詮釋和整體詮釋，最後整合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過去研究做綜合討論。 經驗部分，得出的自我覺察內涵有與重要他人的關係、被排斥或疏離的某些真實自我、自我貶抑的信念、對自我價值的態度、與上帝的關係五項；自我覺察的發展進程則分成途徑與風格、層次、時間特徵三個層面做討論。脈絡部分，生命脈絡有相關生命經驗、個人接受性、事前的預期、過往的學習內容四項；情境脈絡有金句、隱喻、靈性經驗、大自然的包容性與「是」的存在情態、與世隔絕、隱密性、無聊、無助處境、自由書寫等九項。意義與影響的部分，共有對自己更忠實、客觀平衡的自我評價、更肯定自信地表達自己、採取行動改善問題現況、信仰上的成長五項，並進一步討論野外獨處經驗的潛在療癒性。最後提出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層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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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移動、認同及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討論自中國回來臺灣的返臺生在中等教育現場的受誤認經驗，並進一步分析背後的原因；當返臺生面對這樣的誤認時，他們的詮釋及回應又是如何；最後當返臺生自中等教育離開後，上述經驗會如何影響他的國族認同及後續的生涯選擇，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加以目前國內現有研究中較少有針對返臺生的研究，是本研究期待可帶來的貢獻。 為使讀者對本研究的方向有基本認識，本研究首先探究移動理論，強調移動者的遷移會受到移居國與母國間不同文化、生活狀態交織影響，又返臺生具有「回流遷移」的特色，在移動的動態歷程上呈現更多元樣貌；接著針對「認同研究」進行文獻回顧，並以國族認同理論的根基論、工具論及想像的共同體作為主要認同理論介紹，並強調「認同」建立在社會建構、情境轉變的過程中；接著返臺生的「返」其實背後有著「去」的背景，因此從其根源「臺商」出發，進一步針對臺商子女現有的文獻；最後是針對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與目標、教師扮演的角色進行爬梳，並整理目前多元文化教育對群體身份受誤認的研究，作為後續返臺生校園生活經驗的參考。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已經離開中等教育階段的返臺生，面對過往校園生活經驗時是否有受到誤認、如何詮釋與回應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影響國族認同及其後續生涯選擇。 經訪談後發現，返臺生移動經驗因臺灣社會脈絡面對中國時，有著「兩岸靠近又對立、臺灣社會政治立場分歧」的特殊性，因此返臺生雖具臺灣人身份，但在校園中易被同儕視為「外來的」、「不文明的」、「具中國立場的」敵對他者；除同儕外，教師忽略校園中有這樣處境不利學生時，亦會加強返臺生在中等教育中被他者化的可能；返臺生受誤認當下回應的策略雖然多元，但其回應的目的多為避免衝突與自我保護；論上述經驗對返臺生後續的影響，會發現誤認經驗會造成返臺生返臺後國族認同混淆，但臺灣中等教育的啟發則有助返臺生強化或重構國族認同，使返臺生後續職涯選擇多嚮往國外發展，呈現移動經驗會帶動返臺生的再移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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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冒險治療中親子方案對於造成依附關係改變的因素及其影響，共招募5組親子共同參加親子團體冒險活動方案，以全程參與活動方案之親子為研究對象，由研究者、引導員進行觀察和紀錄，並於參與方案活動後兩週內各別進行深度訪談以蒐集資料，歸納分析親子在參與冒險治療方案後，對其依附關係產生之影響，以及造成其影響的主要因素。 冒險治療方案的研究結果顯示：： 一 參與者在活動中能感受到親子溝通的重要性，並且能夠透過理解與尊重、表達與傾聽，增進親子之間溝通關係。 二 參與者在活動中能透過主觀的覺知感受親子之間的信任關係，透過有效的溝通建立信任，經由增能與賦權增強彼此信任關係 三 在依附關係的理論中，依附類型具相當的穩定度，且與個體和母親的溝通品質有相當大的關聯，照顧者若能給予適當的敏感度與回應性，可以提供個人正向的經驗，透過良好的溝通或建立信任關係，活化安全型的內在運作模式，進而促使個人依附類型傾向安全型依附。 最後希望本研究所得之結論，能對於未來相關研究提供進一步的建議，並為日後建構有關冒險治療親子方案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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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安置機構少女在冒險治療活動當中，其人際信任關係之轉變、人際信任經驗、經驗如何轉移到機構的日常生活當中。 研究參與者為某安置機構之8位少女以及5位機構工作人員，一同參與兩個全天的戶外繩索場活動，外加活動前一晚的前導說明，共二天半的冒險治療活動。研究者採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並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編碼、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 一、冒險治療產生具體的風險情境，促使少女在其中檢視彼此的信任，並立即給予回應。活動結束後有半數的少女人際信任關係有改變。 二、少女在冒險治療活動當中的人際信任經驗，分為三個互相連結與影響的面向，形成正向的信任循環，其中包括：從被信任者獲得的信任元素共七項、信任者個人產生的信任元素共六項以及彼此互動中產生的信任元素共五項。 三、在冒險治療中獲得的人際信任經驗，透過引導員的提問、結構化的隱喻，促進參與者的自發性隱喻轉移，其項目包括：相信別人是可以幫忙的、啟動互相信任的循環、創造共同經驗提升歸屬感、提升親密感產生信任、轉換角色帶來充權、參與規範的制訂與執行。 研究者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對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從事冒險治療者以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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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冒險教育活動對弱勢家庭學生挫折容忍力之影響 ，以參與某社福團體自行車環島活動的25位學生為研究對象 ，活動實施為期十七天的自行車環島之旅， 並以「學童挫折容忍力量表」（包含業、人際）進行前後測 「學童挫折容忍力量表」（包含業、人際）進行前後測調查， 探討冒險教育活動對弱勢家庭學生的挫折容忍力是否有影響，並結合觀察筆記、學生所寫之反思單與質性訪談，討論影響學員挫折容忍力的關鍵因素 為何。 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冒險教育活動過後其挫折容忍力的表現，分數表現皆有所提升，不同性別間則沒有差異 。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於冒險教育活動後，其在挫折容忍力量表的得分皆有所提升，國小、中及高中生在冒險教育活動後，挫折容忍力沒有因不同學習階段而有不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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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自解嚴以來，政治逐漸邁向民主化，社會運動發生的頻率及規模不斷擴大，訴求越來越多元，主要參與者的年齡層也越來越低。而依據學習理論，教育程度是除了家庭背景之外，影響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原因。高中學生作為準公民的代表，若能藉由公民教育提升其政治效能感及公民參與，則有助於維持我國民主制度的運作與穩定。因此，本研究藉由定群追蹤的研究方法，試圖探討提升學生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及公民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的原因，是否與現行的高中公民教育有關。 研究顯示，學生修習完高中公民教育後，會降低其內在學校效能感、內在政治效能感及外在政治效能感；但會提升其公民參與的意願以及行動。且對公民教育課程滿意度越高的學生，其政治效能感及公民參與程度也越高。同時，高中公民教育對學生政治效能感及公民參與的影響，並沒有學校因素差異。由此可知，高中公民教育能提升學生的公民參與，並且可以避免學校之間的差異持續擴大。 關鍵字：定群追蹤研究、高中公民教育、政治效能感、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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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為現任國中公民教師，有感於近年來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頻繁，研究者欲探知學生自發性的行動，是否與學生認為這是“好公民”應有的行為有關？而學校的公民教育，是否會影響學生的認知態度？又學校因素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本研究以兩所社經地位不同的國中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公民規範認知」與「權利意識」為研究要點，以相同的題目進行一學期共兩次的定群追蹤調查。 研究發現如下：一、公民教育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公民規範認知與權利意識。二、課程感知越高的學生，公民規範認知與權利意識的進步幅度越小。三、公民教育的效果，沒有學校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公民教育作為後天的學習管道，可以避免學校之間的差異繼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