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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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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CEO表現和監理問題,一直都是財務經濟上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關於給予CEO公司股份作為獎勵,使得CEO增加經營績效,為最近幾年主要的研究課題。由早期對歐美國家上市公司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CEO持股率和公司的經營表現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而在評斷公司績效的指標上,研發支出與公司績效方面也是有著正向的關係。但CEO的持股率和公司的經營表現是正向或負向相關性,則有著分歧的意見。且也較少對台灣上市公司CEO的持股率對研發支出的影響有所探討。 本研究分析台灣股票上市公司CEO持股率和公司研發支出間的關係,發現台灣全部上市公司的CEO持股率與公司績效是呈現正向的關係,而不是呈現非線性的關係。對於不同產業而言,電子產業的CEO持股率與研發支出強度呈現非線性的關係,但非電子產業的CEO持股率與研發支出強度呈現無任何顯著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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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使用2009年至2014年,台灣40家綜合證券商與中國大陸80家證券公司資料來進行效率與生產力分析。第一階段使用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台灣與中國各別的技術效率分析,第二階段使用生產面Malmquist生產力變動指數與其分解出各項效率變動進行台灣與中國各別國家的生產力分析,最後使用共同邊界法,利用兩國的群組邊界以及共同邊界,進行效率與生產力的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綜合證券商的效率值普遍低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台灣非上市櫃綜合證券商效率值顯著大於上市櫃綜合證券商;非金控綜合證券商的規模效率顯著大於金控綜合證券商。中國證券公司效率值容易受到股市影響。中國非上市證券公司之規模效率顯著大於上市證券公司;位於京滬深地區的證券公司效率值顯著大於非京滬深地區。麥氏生產力指數的部分,台灣全期間有6.3%的衰退;中國全期間有2.7%的衰退。共同邊界麥氏生產力指數顯示,台灣與中國全期間的效率變動率雖然呈現收斂的情形,但因為群組的技術變動速度落後了共同邊界下的技術變動速度,因此全期間的catch-up值都沒有呈現收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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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主要探討機器人的存在對於資本存量、家計單位的消費量、國內生產毛額等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文章內使用代表性家計單位與廠商模型去研究機器人與高、低技術勞動力之間的工作取代關係。廠商組合四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並可粗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由低技術勞動力與機器人所組成,另一種是高技術勞動力,最後則是其他機器設備。這三個部分需互相合作,缺一不可;而家計單位由高、低技術勞動所組成,共同持有資本,並做出其消費與工作時數之最適決策,並以此了解經濟體系中,國民所得、各勞動工資、工時、資本存量、最終財、家計單位的消費傾向。 主要結論如下:機器人的生產力提高,將會不僅替代掉低技術勞動,也替代掉高技術勞動的工作,而生產過程愈不仰賴機器人與高、低技術勞動(轉而仰賴其他機器設備)的經濟體系將有著較高的最終財產出、家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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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5-2014年中國地區16個上市上櫃的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蒐集資料作為160筆追蹤資料,研究公營銀行的績財務效與風險。依中國銀行體系特性,將所有權結構分為四大公營銀行、其他公營銀行和民營銀行,探討不同所有權結構對其的影響。 研究結果主要發現如下,中國四大公營銀行及其他公營銀行與成本效率指標呈現負相關,與獲利指標呈現負相關,顯示公營銀行比起民營銀,成本效率較佳但獲利能力較差。中國四大銀行及其他公營銀行與逾放比率呈正相關,與備抵呆帳覆蓋率呈負相關,表示公營銀行的放款品質較不佳,承擔較高的授信風險。中國四大公營銀行與與資本適足率呈正相關,表示四大公營銀行的承擔的資產風險較低,資本結構較穩健。資本適足率與成本效率指標呈現顯著負相關,與營業收入比率和利差比率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銀行資本適足率的管制越嚴格,成本效率越佳,獲利能力卻越差。GDP成長率方面與逾放比率呈負相關,而公營銀行民營化後的財務績效和風險表現皆較民營化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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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因OPEC 卡特爾組織未達成石油供給協議,因此石油價格大幅下跌, 而且台灣央行也降息來刺激通膨的背景,本文使用台灣資料並建構新興凱因斯菲利 普曲線模型來探究油價與利率對於國內通貨膨脹的傳遞效果,放入油價結構性改變 的虛擬變數後,油價係數有明顯的轉變,並利用滾動窗口來觀察不同消費部門受到 利率與油價的傳遞效果強弱。實證結果顯示,油價與利率對於各部門的長期傳遞效 果不顯著,而油價短期傳遞效果是沒有持續性的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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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紅色供應鏈,希望將整個供應鏈的生產過程都在中國境內完成,以滿足國內的龐大需求,對台灣而言,影響最大的就是電子產業,而在電子產業的部分,由於台灣的封測產業在全球的市佔率極大,所以針對這部分來做研究。    研究發現對於台灣本身具有的供應鏈而言,中國廠商需先投入一筆隨時間增加的固定成本才可獲得關鍵技術,付出的成本即代表一種進入障礙,且在購買行為產生後,中國廠商可以額外獲得一部份,台灣廠商無法獲得的利益,此部分也就是Romer(1994)中寫到的杜比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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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與環境污染之關係一直為人們所關注的議題,而EKC相關研究即探討環境污染是否會隨著經濟成長而呈現先遞增爾後遞減之趨勢。惟過去的研究皆著重於國家尺度之研究,將國內各區域分別進行比較分析者尚為少數,臺灣EKC相關研究方面亦僅針對全國進行探討。然而許多對人體健康有直接傷害之地區性空氣污染物會受到各區域產業發展、氣候條件等地理因素影響,將其以國家尺度進行研究,僅能呈現全國平均後的結果,因此本文為深入了解各區域的差異,將臺灣依據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分為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分別進行EKC假說之驗證,並納入小客車數、第二級產業人口與用地面積以及降雨天數作為其他解釋變數。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各區域與臺灣整體之EKC結果有所差異,更證實各區域空氣污染亦受到不同因素所影響。北部、中部及東部區域實質人均所得對於SO2之影響皆不顯著,南部區域SO2與實質人均所得則呈現倒U型趨勢。以PM10之迴歸結果來看,則是北部區域PM10與實質人均所得呈現U型關係;中部區域PM10隨實質人均所得上升而遞減;南部區域PM10與實質人均所得呈現倒U型關係,符合EKC假說;東部區域實質人均所得則對PM10之影響不顯著。除實質人均所得外,亦探討其他解釋變數對於SO2與PM10之影響,估計結果顯示小客車數與第二級產業人口為顯著影響北部、中部與南部區域SO2之因素,亦為顯著影響南部區域PM10之因素,但其他解釋變數對於北部、中部區域之PM10以及東部區域之SO2則無顯著影響。東部區域PM10則顯著受到降雨天數影響。由此可知各區域若要達到空污減量之成效,需因地制宜,分別針對各區域之產業、經濟與地理特性等因素進行相關政策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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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國、台灣、日本、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等以上八國的銀行來作為研究對象,使用非參數估計的資料分析包絡分析法及麥氏生產力指數法來探討這八個國家彼此的效率差異,本文透過效率分析來探討八國銀行業間的效率差異,透過Meta-DEA將技術缺口比率(Technical Gap Ratio;TGR)作為比較各國銀行效率水準的依據,提出相關看法讓我國銀行提升競爭力。 我們綜合區域效率發現,在各區域的技術效率中,我們發現到東南亞的技術效率逐漸追上東北亞的銀行,而南亞始終是三個區域裡技術效率最低的區域;而區域的規模效率上來看,三個區域的規模都大同小異,在2011年開始出現差距,最後呈現東南亞的規模效率最高,南亞次之,最低的是東北亞,在這段期間東北亞銀行的規模效率出現這麼大的變動是因為什麼原因所造成,值得探討。 我們可以發現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的當下對大多數的亞洲國家銀行的效率都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都是在未來幾年後才開始反應,也沒有國家因為此風暴而遭受到重大的打擊;在2012年這年,有許多國家分別有重大的波動,只有少部分的國家平穩度過,這在未來或許是個值得研究的議題,探討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並不像歐美國家一樣,許多歐美國家現在都還被金融風暴給影響,並沒有恢復到遇到金融風暴前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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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 2008年次貸風暴的危機,希臘、西班牙青年失業率超過50%,失業所導致的種種問題,不論在民生、政治等等,都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比較兩種模型(ARMA模型與Markov-Switch模型)預測失業率之評選,本研究使用2000年1月至2015年11月,OECD成員國之月失業率做為樣本,首先透過三種單根檢定檢驗失業率是否具有遲滯性。其次,實證結果發現馬可夫轉換模型在預測能力上並沒有一致性優於ARM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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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0 月1 日,人民幣將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籃中貨幣之一,這個事實使各界再 度關注人民幣,因為加入SDR 有主要兩個條件,第一是足夠大的貿易份額,第二是貨幣使 用的自由度。第一個條件顯然已經達成,但第二個條件仍令各界有所懷疑,因此本文將會 進一步從歷史背景出發並以實證分析來深入探討這個部分。 依據本論文的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用Mundell-Fleming 模型或者是用向量自我迴歸分析,都能夠得出中國的金融帳相較於台灣與美國仍較不具敏感度。本文進一步將時間進行劃分,分別是1998 年到2010 年的與2011 年到2014 年,可以發現人民幣在2010年被特別提款籃拒於門外之後開始有較積極開放的趨勢。尤其可以從中國人民銀行的政策看出端倪,這些政策皆使得外匯市場更加開放、人民幣的流動性增加。 研究亦發現,世界貨幣多元化的趨勢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的金融帳都有正面的影響。顯示若經濟體系能夠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將風險分散到其他各國,那麼於本國是有益處的。此外,對於美國不斷對人民幣施以升值壓力,人民幣又將如何回應的議題也令人關注;依據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的政策與動靜,中國在目前來說不會在短期內大幅升值並放棄調控人民幣匯率的權力;但從逐漸對資本自由移動的幅度擴大、匯率目標區的放寬、加入特別提款權及促使人民幣國際化的企圖心,這些都給予中國資本帳開放與資金自由化有樂觀的態度,當然中國往後會不會真正的選擇放棄固定匯率制度並接受資本自由移動,仍需要更長遠的時間才能有較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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