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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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條件式推理的抑制效果在兩階段條件化(conditionalization)歷程(Liu, 2003)中的機制｡所謂抑制效果是「附加」(additional)條件句抑制有效論證（modus ponens與modus tollens，以下分別簡稱MP與MT）的推理，而「另種」(alternative)條件句，則抑制推理謬誤（affirmation of the consequent與denial of the antecedent，以下分別簡稱AC與DA）的發生。心理模型論認為「另種」／「附加」條件句可使推理者察覺出反例(counterexamples)，而拒絕MP與MT或避免AC與DA的謬誤。另一方面，心理邏輯論則認為「附加」條件句會使推理者懷疑原來的條件句，並將這懷疑傳遞到結論，使推理者拒絕接受MP與MT確定的結論。而本文採取Liu的兩階段條件化觀點闡釋抑制效果，Liu認為第一階段條件化中，結論在直言式前提上被條件化。而第二階段的條件化，是將上述結果在條件句前提上進行條件化。本研究透過兩個實驗，認為抑制效果的機制是「另種」／「附加」條件句在第一階段條件化中使察覺到的必要性／充分性受損，且加上「另種」／「附加」條件句後，將不會進行第二階段的條件化。因此，AC與DA謬誤與MP與MT推理的抑制，應是反映出第一階段條件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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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運用大型語料為基礎，進行比對及描繪詞彙間的語意關係，是心理語言學中新興的研究取向。本文採用潛在語意分析技術，建立一個能表徵中文詞彙間語意關聯性的語意空間。此一語意空間的特色是可以將隱藏在詞彙背後的語意關連性呈現出來，而且也能以向量的方式，進行詞彙與句子、詞彙與文件之間語意關聯性的比對。實驗結果顯示，以潛在語意分析技術所建置的中文語意空間，能反應中文讀者內在心理詞彙表徵間之語意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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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藉由外因導引與內因導引作用所引發的面為基注意力現象，並利用線索提示作業深入比較其所涉及的運作時程與相關機制。實驗材料為利用隨機點所製作之橫跨不同深度且相互交錯的兩斜面，實驗一初步證實面為基注意力的運作。實驗二A以直接線索引發外因導引，實驗二B則以間接線索引發內因導引。兩實驗結果皆顯示，無效線索情況比有效線索情況需較長的反應時間，亦即產生有效效果，支持面為基注意力確實存在。實驗三則進一步操弄提示線索的特性（即：有效、無效及中性線索）與SOA（即：120、300、500及1,000毫秒）。實驗三A結果顯示，在外因導引作用下，當SOA較短時，個體乃透過對提示面的促進來進行選擇；而在長SOA情況下，個體反藉由抑制非提示面以進行選擇。實驗三B結果顯示，內因導引作用下，視覺系統普遍抑制非提示面以進行選擇。綜合上述，外因導引或內因導引所引發的面為基注意力運作，在時程變化及其所涉及的促進或抑制機制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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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化比較的觀點，兩種自我建構分別經由不同的中介因子獲得幸福感，獨立自我透過提升自尊而達幸福感，相依自我則藉由相融和諧產生幸福感。本研究論證，當相依自我與重要他人有相融和諧關係時，也可提升自我價值（自尊），進而產生幸福感；但相依自我因過度自我批評而對自尊有負面效果，進而損及主觀幸福感。綜合這些論述，本研究提出「自我建構與幸福感之多重路徑模式」，且以實徵資料進行檢驗。本研究以台灣民眾為對象，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共回收有效問卷401份。測量的變項包括：獨立自我、相依自我、整體自尊、相融和諧、主觀幸福感（包括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在相依自我與獨立自我的分數均有偏高趨勢，且相依自我強度高於獨立自我強度。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顯示：「多重路徑模式」為一適配模式，且路徑係數皆符合預期。相依自我與獨立自我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並非全然分流，「整體自尊」是兩者的「匯合」之處；不同自我建構在達到幸福感的過程中，呈現出既分且合的多重路徑之面貌。最後，討論本研究之限制，研究結果之啟發及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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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臨床診斷為效標，修訂更年期「柯氏憂鬱量表」版本，並探討其使用在篩選更年期婦女憂鬱症之信效度與不同切截點之適用性。自台南市東、西、北三區的40-60歲婦女，經分區抽取共5個里進行第一階段取樣共360位，排除手術停經者44位，資料完整填答者為316位。第二階段則邀請316位婦女進行臨床診斷晤談，完成者共199位更年期婦女。本研究先以柯氏憂鬱量表進行憂鬱情緒狀態評估，再對各參與者以半結構化晤談表進行診斷晤談，以確立臨床憂鬱診斷。原完整版量表經項目分析後，修訂成十四題版本，其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與效標效度，且可用於更年期婦女憂鬱症高危險群之篩選，能區辨達臨床診斷標準之憂鬱症者與非憂鬱症者。應用於憂鬱症篩選時，以10分為最理想切截點，敏感性為84.6%，特異性達84.9%，而正確性則達85.4%，顯示簡式修正版具良好信效度。本研究另建立了不同切截點之敏感性與特異性等數值，以供不同篩選目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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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合情緒安全感假說及認知背景架構之概念，藉由驗證情緒認知因素模式與情緒安全感、自責感、威脅感整合模式，探討父母衝突如何透過兒童的情緒及認知反應為中介而影響兒童的適應問題，以作為臨床心理學家介入兒童問題之參考。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以411位小學五年級兒童及其家長、老師為對象。結果顯示，兩個模式皆具有不錯的模式適合度，其中，情緒認知因素模式能完全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強調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情緒與認知反應各有其重要性，應加以細分，且能直接預測兒童的適應問題 。而情緒安全感、威脅感、自責感之整合概念則部分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外化問題，此整合概念並不能完全預測兒童的適應問題。據此，兒童臨床工作者應同時考量兒童的情緒與認知反應，並細分情緒與認知的不同因素，較能充分了解兒童的反應如何影響其適應問題，進而透過直接改變兒童的情緒認知反應而改善其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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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階段即已出現的精熟動機是成就動機之先驅。過去精熟動機測量多未考量精熟動機行為指標的動態改變或是其組織性、也未探索個體對社會資源的運用與精熟動機的關係。本研究依Seifer與Vaughn(1995)主張的精熟動機的演化功能論及行為組織構念，發展「嬰幼兒精熟動機Q分類」(the Q set of Mastery Motivation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QMMIT)以補足上述缺失，並檢驗其信、效度。研究一由十位專業人士及四位心理系學生以QMMIT對精熟動機及另四種社會情緒構念進行專家理想型分類。在控制社會期許後，顯示精熟動機之行為組織構念與正向情緒、安全依戀及社交能力等構念有所差別。研究二則以QMMIT觀察53位9個月大之嬰兒參與相隔兩週之兩次母親在場之問題解決實驗情境中的行為，並請母親填寫嬰兒精熟向度問卷(DMQ)、且以穆林發展量表取得嬰兒認知能力指標。結果顯示，QMMIT具有跨時與跨作業的再測信度；其14個分量表中有12個之內部一致性超過.60。QMMIT並與傳統精熟動機行為指標的測量向度(DMQ)有正相關顯示其幅合效度。QMMIT之社會資源使用等分量表則與DMQ之人際精熟測量無關，其精熟組織分數亦與穆林嬰兒發展商數無關，顯示其區辨效度。以上結果顯示，QMMIT具有可接受的心理計量特性、與其他社會情緒及認知能力的構念有所區隔，不但可反應傳統精熟動機的測量向度，也可凸顯衍伸自演化功能論及行為組織觀點之精熟動機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