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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e's Conception of Tragedy: The Middle Tragedies

莎士比亞從他創作的早期就已經開始對悲劇的形式做實驗。從歷史劇《約翰王》可以看出，他的興趣不僅在於展現人的苦難，也要展現人所錯失的（這是套用以色列政治家Abba Eban的說法）。在他中期的悲劇裡－像《凱撒大將》、《哈姆雷》、《奧塞羅》－悲劇主角對於其他可能可以避開悲劇的選項，都只有驚鴻一瞥。在晚期的悲劇裡，從《李爾王》開始，主角更完整地意識到對於自己行爲所要負擔的責任，也更意識到因爲他自己的種種決定，所導致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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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風格的複製──以余叔岩、孟小冬師徒關係為例論京劇流派的人文意涵

「流派紛呈」是京劇繁榮的標誌，流派藝術突出的是表演的個人風格，是京劇藝術個性化的成果。然而弔詭的是，流派同時也限制了個性，在流派傳承系譜裡，所有的傳人都以開派宗師爲模擬對象，各傳人自身的特質只能容許極些微的體現，而且傳人對宗師的學習不僅在唱腔藝術，更在整個人生態度，「突出個性、」與「生命風格的複製」之間，形成流派藝術與京劇發展值得討論的一項議題。本論文擬以余叔岩、孟小冬師徒關係爲切入點，並以余的另一弟子李少春爲對比參照，突顯京劇傳承與創新兩種路向。但本文重點不在比較傳承或創新何者重要，重點在對於京劇界公認的「理想師徒」余孟關係，進行文化精神史的觀察。〈我是來看余叔岩的〉一節論余孟之傳承以及京劇觀眾看待這對師徒的態度，〈另一個人生舞台〉一節論余叔岩另一弟子李少春學余的態度及他對京劇的開創。在對兩位弟子不同的藝術及人生走向做對照後，接下來一節深入討論余派之形成及其文人氣韻（即是余叔岩的生命風格），才能更加體會余孟傳承的意義。〈生命風格的複製〉一節通過孟小冬藝術及生命歷程的仔細檢視，析論孟在情感與戰火波折過程中，終其一生對余派追摹嚮往，從藝術的模擬直深入筋髓，甚而至於生命風格的複製，由此對於京劇流派的人文意蘊提出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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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的共同體與再合成的自我：金枝演社與臺灣春風歌劇團的新胡撇仔戲

本文章係比較兩個劇團－金枝演社與臺灣春風歌劇團－的「新胡撇仔」作品。「新胡撇仔戲」不是純粹的複製外臺歌仔戲的胡撇仔風格，而是將胡撇仔及其各式各樣的元素歸於一種嶄新的論述領域。在本文中，藉由檢視兩個劇團對外臺戲的取捨，分析與比較「胡撇仔精神」對金枝演社和春風歌劇團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因此，我要探討金枝與春風的演員如何投入角色、如何融合現代劇場的寫實美學與傳統戲曲的寫意美學等。此外，我也將探討這兩個劇團如何去想像臺上的虛擬世界、劇團本身的共同體和臺灣社會彼此間的關係。 金枝演社與春風歌劇團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胡撇仔。金枝演社從小劇場運動出發，他們把胡撇仔當成一種在地的、通俗的、中下階級的文化；春風歌劇團則是從大學歌仔戲社團出發，從性別的觀點去看待胡撇仔。兩個劇團都透過胡撇仔戲來尋找一種現代主義的理想。金枝演社所展現的是一個簡單的、和諧的懷舊世界，而春風歌劇團展現的是一個又古代，又後現代的完成自我。雖然他們所取捨的胡撇仔元素不同，對兩個劇團而言，「胡撇仔的精神」代表的，就是一種離當代臺灣中產階級生活越來越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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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俄羅斯：論曹禺的《雷雨》與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大雷雨》在中國

本文針對曹禺的《雷雨》一劇，利用比較文學中影響理論的方法，論證曹禺在創作時曾經參考十九世紀俄羅斯名劇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大雷雨》一劇的可能性。這一部份裡更進一步地說明，在現有研究裡指涉可能影響《雷雨》的外國作品中，《大雷雨》在例證與內容的數量與質量兩方面上佔有絕對高的比例可以說是《雷雨》的原型作品。儘管如此，本文的重點不在影響研究，而是使用影響理論來判別中外文本的關係，聚焦的是創作過程。研究的焦點在於勘探作品（借鑑者與被借鑑者）的角色原型、形象和原型模式，論述劇作經中外文本交流匯通後產生的文藝現象與特徵。 基於上述這種借鑑者與被借鑑者的關係，本文具體地提出中俄兩劇雷同的手段設置、目的、意涵、形式、主旨與題材；並置兩文本以平行比較的研究方式接續影響理論的探討，但在這一部份裡著墨更多的則是成品。研究的重心首在批評作品（也就是成品）的質量問題，貼近文本比較分析。這一部份除了審視中俄兩國文藝評論，更重要的是，找出在兩文本與兩國文藝評論的相互借鑑下，能產生單一文本或一國文壇裡所看不到的詮釋、新義與現象。上述的研究方法論雖徵引比較文學中法國與美國兩學派的研究理論，但是關注更多的是，對於這些方法在應用上的批評與修正。本文藉由上述研究方法與資料的相互支撐佐證，從追究《雷雨》的原型開始，進而論述《大雷雨》在中國的翻譯現象與演出情形，並指證兩文本異同之處，與闡明兩作品的原創性、獨特性、共通性與藝術性。藉由兩文本與兩國文藝現象的對照，企圖提供別於過往研究的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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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演神聖：以玄奘取經行故事為中心

本文透過朝聖行的概念，比較閱讀《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的《入法界品》、《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及以長篇雜劇爲形式的《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筆者首先析論《入法界品》作爲佛經中求法行理想原型的特質；繼之比較、討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與《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所呈現玄奘取經行的理想性，與佛經中的原型之間的異同與轉變。本文關注的中心問題爲：玄奘取經作爲中國文學中一個重要主題，《詩話》和《雜劇》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想像此一旅程？朝聖行終點的出塵氛圍以及此行的神聖意義，如何透過語言文字呈現？尤其從表演藝術的角度來看，玄奘取經行的終點既爲西天佛國，其中佛境的完美，取經人內在的淨化提升，取經行完成時刻的圓滿秩序，在舞台上如何搬演表現？藉由回答這些問題，本文企圖開展閱讀《詩話》和《雜劇》的可能角度，立論：除了可供從「發展史」的角度解釋小說《西遊記》最後的成功，這兩部文本還可以被放在中國宗教旅行想像書寫的脈絡中，讓我們藉此檢視，歷史上玄奘取經一事，進入文學虛構之域，在不同歷史時空中分殊的呈現以及關懷重點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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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臨風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1869-1912)的中國戲曲研究考察

Japanese scholars-the earliest researchers of Chinese drama-began their studies in the Meiji period. After the Meiji Revolution (1868), Japan was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Western concepts, and in this way local culture such as drama became an important obj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Mori Kainan, Kōda Rohan, and Sasagawa Rinpū were the outstanding figures among these Japanese scholars of this period. Mori Kainan began to study Chinese drama and fiction as early as around 1887. He was also the first professor who taught Chinese ci and qu in the university, and he influenced later scholars such as Kubo Tenzui and Shionoya On. In the twentieth and early thirtieth years of the Meiji Period, poets such as Mori Kainan and writers such as Mori Ōgai and Kōda Rohan formed a research circle to read and stud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drama and novels. Around 1897, a group of young ”literary scholars” graduated from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trained in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asagawa Rinpū, a graduate of 1896, focused on Chinese drama, and his great achievements marked the fir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Chinese drama study. At the end of the Meiji Period, Kano Naoki and Shionoya On studied Chinese drama with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which also agreed with Wang Guowei'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flourishing of Chinese drama study in the Taishō and early Shōwa periods. In fac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drama in the Meiji Period had involved not only many types of drama, including zaju, chuanqi and nanxi, but also many key elements of drama, such as theater, stage, and music. The study of Chinese drama became very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Wang Guowei's masterpiece, The Histor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Drama,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studies of the Japanese academy. On the other hand, his works also stimulated the Japanese academ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ichness of Yuan qu Study in the Taishō and early Shōwa peri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