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Sino-Christian Studies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ble, Theology & Philosophy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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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基督徒生活和教義反省而言，「我們該如何禱告？」是個重要的問題。卡爾•巴特將祈求定義為基督徒禱告的「核心」；他將感謝、懺悔和敬拜詮釋為祈求的先決條件。然而，哀慟從這個角度看只能被視為不順服。巴特不從他的讚美觀來發展對上帝的讚美，而是將它等同於對鄰舍的愛。對鄰舍的愛乃是在人際關係中主動承認上帝的旨意；信徒藉由順服地承認而榮耀上帝。巴特在他的復和倫理中將人對上帝的祈求描述為基本的倫理行動：祈求不僅讓信徒在世界中預備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動，並且為信徒提供如何確實在世界中行動的架構，因為祈求的行動表達了對上帝干預的信賴，於是祈求者的行動交付給上帝的審判和行動。然而，巴特似乎否定真正的終末前的讚美和真正的終末的祈求是存在的。而且，他將禱告和對上帝旨意順服的觀念完全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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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供歷史學家湯普森在《反獸證詞》中對藝術家兼作家威廉•布雷克(1757-1827)的解讀。尤其，本文的旨趣在於湯普森透過他對布雷克的研究而得到他的神學見解，因此本文不是對布雷克本人的研究。湯普森研究布雷克的作品和藝術、布雷克和倫敦不信奉英國國教的極端異議份子的關聯性以及闡明這些團體及其神學立場的馬格萊頓派信徒的檔案。這項研究使得湯普森認同保羅因信稱義教義的極端可能性。保羅因信稱義的教義在這個團體成員中成為極端反律法主義的立場，並且產生神學和政治的後果。湯普森的洞見不僅在於重新發現這種極端的可能性，並且也產生這種立場：宗教和政治必然彼此交錯，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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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紀時，聖安瑟倫建構了上帝存在的證明。安瑟倫的論證在歷史中發揮深遠的影響。他似乎僅從對上帝本質的思考中便總結出上帝的存在。許多人認為安瑟倫的證明是哲學史上最大膽的嘗試。安瑟倫的論證模式大體上在中世紀時被拒絕（如阿奎那），在理性主義時代成為主流（比較笛卡爾、馬勒伯朗士、萊布尼茲），不料受到康德的批判，對他而言，這樣的論證成為任何一種上帝存在的證明的基礎。二十世紀時（比較諾曼•麥爾坎），這個論證已經被修正，並且有了創造性的發展。本文將檢視魯一士所使用的這個論證的特殊形式，他的論證曾受到威廉•詹姆斯的讚許。本文將聚焦於魯一士年輕時期的論證（約1892年），並且以魯一士觀念論的預設來重構。所呈現的論證與其說是證明上帝確定存在的一種嘗試，不如說是激起並引出相反意見的努力。進一步檢視安瑟倫的邏輯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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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入中國，首先面對的就是來自於傳統儒、釋、道文化的挑戰，以「中體西用」的理由來拒絕了基督教，並認為中國人就有自己的精神傳統，無須接受「西方」的宗教。面對這種挑戰，並為了洗脫「洋教」的色彩，中國基督徒致力於建立一套以溝通中國傳統和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神學」，於是一種以民族認同為思考的神學為之確立，並加入以建立現代新中國的行列中。然而，現代中國之所以為現代中國，其問題意識已經從傳統的儒、釋、道轉向現代性，「中國神學」已不足以承載新的問題意識，換言之，隨著問題意識從民族認同走向現代性，中國基督徒面對現代性對中國的挑戰，必然要思考一種新的神學之可能性，於是「漢語神學」形成一個典範轉移下的可能路向。本文主要推進了劉小楓所提出的「漢語神學」，對中國神學的思考和理論進行批判和反思，並指出以神學充當民族認同的局限，認為目前中國與世界一樣，面對的是現代性的問題多於民族認同的問題，而現代性問題不僅不再思考如何脫去「洋教」的問題，並將與西方或世界的神學家共同承擔起思考「人類」的問題而非「中國人」的問題。因此，在此神學典範的轉移下，中國基督徒的神學思考將突破儒、釋、道傳統的牽制，並以更為徹底的方式為中國知識分子思考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提供基督教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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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的思想及儀式自遠古便已產生了，但「天」的蘊含卻發生了很大改變，擇要而言，即：人格意志化的主宰之「天」至宋明時期已高度物質化和義理化。自晚明伊始，由於受到東傳之天主教的感染，「天」的蘊含又出現了意志主宰化的傾向。至清初，這個傾向益發得到擴散、蔓延，以致出現了一種與宋明理學不同的「敬天」思潮。本文以許三禮的敬天思想為個案，探討了許氏圍繞「告天」儀式而重新詮釋天人關係的方式及具體內涵。文章指出，許氏從意志主宰之「天」出發，一方面對整個儒家道統做出了重新評估，另一方面又在評估之中形成了一個條貫有序的思想系統。文章在梳理許氏思想脈絡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告天儀式的經典選擇及其原因、告天思想的接承與流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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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初探清初耶穌會士韓國英如何譯介歷經順治和康熙兩朝編纂出版的《御定孝經衍義》，並藉此觀察他對中國孝道，尤其「天子之孝」的翻譯、介紹與詮釋。文章聚焦在韓氏所發表並題名為〈皇帝的孝道〉的文本。本文從《關於中國之記錄》之共時性，與不同《孝經》譯本與流傳之歷時性此雙重脈絡觀察與分析〈皇帝的孝道〉一文，探究韓國英如何譯介康熙的〈御製孝經衍義序〉全文和《御定孝經衍義》一書中的核心：「天子之孝」和書中所強調孝道之核心：「愛」與「敬」兩者。本文也觀察了韓氏如何藉由不同翻譯手法，同時呈現了中國孝道在祭祀典禮的制度規範層面與超越性儀式之雙重層面，並使書中所論天子之孝的意義，延伸到祖先身後之饗與上帝之祭。韓氏所譯之清帝國孝道文獻，以至高皇帝孝治天下為主軸，將當時聲名狼藉的中國祭天、祭祖之禮儀與「天子之孝」結合，在法國皇室支持之下出版並廣為流傳。不同於早期柏應理《中國哲學家孔子》以「孔子」為核心的中國儒家形象建構，也不同於衛方濟《中國六經》之文人儒家，韓國英的《中國古今孝道》一書區分開「帝國文獻」與「文人文獻」兩者，其對孝道文獻的譯介也從文人轉向帝國儒學的詮釋。自羅馬教廷正式禁止利瑪竇一派耶穌會對中國祭祖儀式的寬鬆策略，中國之祭禮與孝道的關連性似乎藉由孝道文獻的翻譯，使爭辯的戰場從儀式的性質進入中國傳統最核心的問題。韓國英以「皇帝的孝道」譯介《御定孝經衍義》，其動機與此書的效應，非常耐人尋味。而從不同《孝經》譯本與流傳之歷時性脈絡觀察，所發現耶穌會士與清末新教傳教士之臍帶關係，同樣值得未來深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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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之發展已進入詮釋學轉向與典範時期。這使得東西方哲學之會通與轉化也進入新的可能性。本文企圖首先揭示西方傳統哲學之基本問題，尤其是從哲學之觀念性涵義、其系統性結構以及其基源性歷史三向度審思之，亦即其哲學觀念之詞源學及其所蘊含的基源意義問題，其哲學之系統內在性基本問題綜結，以其思想文化史起源中的形上學對於存有之抉擇所潛伏的基源問題。接著初探詮釋學哲思、特別是嶄新的體系性詮釋學三基設如何在存有學基設向度中回應乃至解消與超克西方傳統哲學之基本問題，亦即一方面從詮釋學一詞hermeneuein之詞源學所醞涵的、另一方詮釋學轉向之義理脈絡所隱涵的存有學三基設形成西方哲學典範之轉移，並且進而從此開放性地提示出就存有學基設向度而言西方當代詮釋學哲思所基源的基督宗教信仰與漢語哲學對話之潛能與基本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