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關於隱喻的定義、分類和意義的研究很多,但是關於大隱喻的研究卻很少。根據Adele Berlin的看法,隱喻與平行體有密切關係。因為平行體中有大平行體包含著小平行體,所以隱喻亦應該有大隱喻包含著小隱喻。另一方面,Lakoff和Johnson亦成功地證明了我們日用的語言是帶有很多隱喻的,而這些隱喻一般是連結於大隱喻中。本文的目的是要顯示大隱喻是存在於詩篇裡的,並且要分析這種隱喻對詩體的藝術效果和對其主題的貢獻。本文將以詩篇九十一篇及詩篇四十二/三篇來作研究。
施洗約翰在約旦河邊的活動使得眾人猜想他到底是誰(路3:15)。甚至猶太權威人士也猜想他的真正身份。因此,根據約翰福音1:19–28,他們差了一個代表團去問他:「你是誰?」當代表團問他是否是以利亞,施洗約翰回答:「我不是」。這個答案相當令人驚訝,因為這似乎抵觸符類福音對他的描述。事實上,在馬可福音1:6,他被描述成穿著像以利亞的衣服,在馬太福音11:14,耶穌說施洗約翰是「要來的」以利亞。為何約翰福音避免將施洗約翰等同於以利亞?解經書已經為這個問題提出許多解答。本文希望提供符合約翰福音神學的進一步的解答。筆者認為,施洗約翰之所以拒絕以利亞的角色,因為耶穌在約翰福音中被描述為新的以利亞。經過對七十士譯本和約翰福音中的以利亞經文的詳細比較,我們發現它們在主題、情勢、情節、甚至在字眼上有許多類似之處。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就像以利亞,永活的、賜生命的雅巍的英雄,耶穌在約翰福音中被宣告為活的、賜生命的上帝的先知。
透過回顧文化研究與基督教神學各自的近期發展,並探討田立克 (1886-1965) 的神學及其與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及心理分析的關係。本文嘗試說明,田立克的神學可提供一神學的視角,以展示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對於神學的意義,此一視角,不僅有助文化研究與神學之間建立互益的互動,對當代中國的神學發展更尤具啟發性。
對漢學家以及對中國文化史有興趣的人而言,探索中國如何與外國世界打交道或互動,一直都是關注的焦點。本文認為調查研究的參數由兩個象徵所建構:長城和絲路。因此,問題的答案就是:不管中國和什麼樣的異文化打交道,都要建牆及鋪路。無論其與外來者的互動為何,皆被嚴厲監控在交叉的路與牆之間匯合的地方。在此視野下的許多文章裡,本文將聚焦於鐘鳴旦的批判與創發。鐘氏不只是一位對重建中西互動史有興趣的歷史學家,他所提出的批判觀點也使我們得以評估目前對這些互動詮釋的各種走向。基於對每個詮釋走向效用與成就的承認,他特別指出這些走向在方法論上的局限,也提出一個新的架構,希望藉此讓詮釋者能避免類似的錯誤發生。這也就是他所謂的「互動與合作架構」。本研究受鐘鳴旦所描述的互動與合作架構以及當代「文化基督徒」現象之間的密切關聯所吸引。「文化基督徒」現象是否可以作為鐘氏建構本土化過程理論的具體理解?「文化基督徒」是否應被視為當代華人教會與基督宗教的柱石?本文即是對上述諸類似問題所作的省思。
被擄巴比倫事件在各方面都為猶大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並顛覆了傳統的先知角色。到了波斯時期,一個新的歌唱者團體首次崛起,取代了被擄前先知的職任,並負責向人們宣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一團體由此取得了較高地位,儘管來源可疑,但他們被歷代志編者描寫為利未後代加以推崇。本文對研究聖經歷史及歷史寫作、尤其是社會結構與身份認同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看法,並提出了這一團體名稱的新譯法。
無神論證據主義者認為:(1) 信仰上帝是符合理性的,僅當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上帝是存在的;(2)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上帝是存在的;因此,(3)信仰上帝是不合理性的。當代有神論者回應無神論證據主義的策略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策略是有神論證據主義者所採用的,他們反對「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上帝存在」這種論調;第二個策略是信仰主義者所採用的,他們反對「信仰上帝是符合理性的,僅當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上帝是存在的」這種證據原則;第三種策略是改革宗知識論者所採用的,他們宣稱:理性地信仰上帝不要有足夠的證據,信仰上帝具有恰當的基礎。筆者認為,證據主義雖然預設了未經證實甚至不太合理的經典基礎主義,然而在對待宗教信念上,應該強調證據的作用。
中西文明對人類原始有不同傳統。漢代緯書對天地開闢年代的臆測,宋代劉恕《資治通鑑外紀》正視唐堯前歷史,邵雍《皇極經世》提出元會運世的解說,皆不同於《聖經》六天創世,以及諾亞後裔在大洪水後向亞洲發展。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引入創世與諾亞後裔東來為中國人祖先的看法。深受西學影響的熊明遇(1579-1649),在東林人士全面遭受魏璫政治迫害後,嚮往基督神學出世審判,在擴增《則草》中,將創世、伏羲和神農年代,以及中國人為諾亞後裔東來,視為格物窮理問題加以考據與辨析,是首位中國士人為中西年代學遭遇提供一個具體案例,並通過考據否定中國人是諾亞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