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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千忠錄》裡的身體、聲情與忠臣記憶

本文呈顯《千忠錄》乃是檢視晚明至清初「靖難」話題在文學、文化場域如何開展變化的重要作品。以劇本為主軸，輔以明代中、晚期相關「靖難」史傳評記、小說戲曲，本文透過比較對照，考察此劇如何取用、剪裁晚明建文流亡事的種種相關記述；並進一步檢視，經再造、重構之後的劇作動人之處何在，戲劇媒介如何形塑、強化特定歷史記憶。本文立論，儘管《千忠錄》的故事梗概取自晚明流行的建文帝流亡記述，但在處理死亡暴力、戰亂情境、和情感基調上，大異於晚明敘事。此劇以幾組不同類型忠臣人物貫串情節，而後世上演不斷的單折劇目，正皆環繞這些忠臣人物的行動、情緒高潮，可見透過《千忠錄》建置的「靖難」記憶，同時也是忠臣記憶。在此，歷史記憶與透過戲曲媒介所展現的人物處境與心境，密切相關。透過舞臺畫面與唱詞意象，「靖難」不只是一歷史事件，「忠德」亦非抽象道德理論，而是潛藏人性衝突與情緒張力，將歷史片刻與道德啟迪共化為融合視覺、聽覺、身體感受的戲劇情境。再進一步考察此劇所面對的觀劇群眾與劇本內容之關係，本文提出，《千忠錄》演「忠」，並不僅止於複製士人階層的忠觀，而是透過凡俗觀點的評論甚或介入，向下轉化、擴展對於忠德以及君臣關係的理解與想像。此劇所演述的建文流亡故事不僅關乎歷史、文學敘事之間的轉換改寫，亦是可供檢視戰後清初，江南群眾對於明代歷史記憶之感受與喜好傾向的可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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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場中飄盪的凝視與慾望－拉岡解析《安蒂岡妮》及其中的劇場批評模式

本文主要是從劇場批評的角度來詮釋拉岡對《安蒂岡妮》的討論。對於本文而言，拉岡雖然在討論《安蒂岡妮》之時，為了其理論的需求，說明精神分析架構下的倫理學可能，但本文卻認為拉岡的討論其實可以轉化為一套劇場批評模式。這樣的一套批評模式可從下列兩個角度說明：戲劇世界的符號結構及劇場物質性的視覺審美經驗。首先，對於戲劇符號結構的說明，拉岡的詮釋不同於傳統黑格爾式的詮釋，說明了安蒂岡妮其實展現出一種希臘悲劇英雄倫理的向度，我們可以將悲劇英雄的死亡視為新的城邦倫理誕生的時刻；此外基於拉岡的視覺理論，拉岡對《安蒂岡妮》討論，其實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對劇場視覺經驗的分析架構，拉岡認為奠基在安蒂岡妮美麗影像上的視覺經驗，將觀眾帶向了某種生存狀態的極限經驗，因此透過這樣的視覺經驗架構與拉岡慾望理論的嫁接，我們可以找到新的角度來詮釋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滌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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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劇場與渣滓美學：《姐夠甜．那吸》的臺式酷異戰術

本文自性別認同、島族政治及裸身抗爭三種面向，分析台南人劇團二○一五年春天戲水《姐夠甜．那吸》一劇的戲劇手法與修辭策略，從劇本結構、角色建構與場面調度著手，聚焦本劇所發展出的「臺式酷異」。藉由結合當代酷異理論、性別議題、後殖民論述及身體美學討論，本文延展「臺式酷異」，提出「渣滓美學」的概念，試圖梳理一套在地酷異主體的抵抗戰術。主體得就各種諧擬、挪用、拼湊、回收等方式抵禦在地父權異性戀體制，並挑戰來自歐美的酷異系譜，最終指向一種高度雜混風格。第一章節援用趙彥寧、克莉絲蒂娃、佛洛伊德、拉岡及賽爾曼論述，分析劇中的性別戲耍；第二章節結合德希達的「延異」理論、史碧娃克的「弱勢論述」以及霍米．巴巴的「雜混」、「擬仿」概念以剖析本劇的情境設定與在地元素；第三章節比較伯格與薩頓的消費凝視論述與佛斯特及馬汀的身體抗爭理論兩種派別，探究劇末裸身表演的酷異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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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 of Heroes and the Ajax of Sophocles

十九世紀末，英國學者傑布（Richard Jebb）對於索發克里斯（Sophocles）的悲劇《埃阿斯》（Ajax）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想要了解該劇本，首先必須知道劇中主角埃阿斯（Ajax）與當時雅典人所崇拜的「神聖英雄埃阿斯」（Ajax the sacred hero）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對於這樣的說法提出批評。他們宣稱《埃阿斯》劇本當中毫無證據支持傑布的觀點。本論文重新探討傑布的看法，並主張他當初所言甚是。本論文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神聖英雄」的意涵；第二部分則是討論《埃阿斯》當中支持此一觀點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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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Deformity in Richard III and The Changeling

在前現代時期的英國，人們不僅只是用形體和生物學的詞彙來構想肢體的殘障；相反地，殘障被視為是「上天的懲罰」，是神譴的警告，也是政治災禍的預警。在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1592）中對於駝背暴君理查三世的描寫和米德頓及羅利合著的《替身》（1622）中對長得像蟾蜍一樣的僕人迪佛洛斯的刻畫，均能夠反映當時的英國人對殘障的典型歧視。莎士比亞筆下內心邪惡、嚴重肢體殘障的理查三世，不僅為亨利都鐸對理查三世的竄位正名，也成為都鐸王朝建國神話的政治宣傳。米德頓及羅利戲劇中殘障的僕人迪佛洛斯，正如他的名字所影射的，僭越了傳統的社會階級，強暴了他主人的女兒；他大膽的性侵和階級僭越展現了十七世紀中葉僕役階級的巨大社會顛覆潛力。這些劇作家企圖用殘障角色的建構和消費來達到娛樂觀眾的效果，但是劇中殘障角色的建構和上演卻使得當時英國社會對殘障和社會弱勢的歧視更加深化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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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cting Repulsive Bodies in Djuna Barnes’s The Dove

一九二十年所謂的「爵士年代」美國婦女終於贏得投票權，成為政治上獲得解放的「新女性」，但幽微的心靈，甚至禁錮的身體解放課題，仍有待文學作品展演。邦斯這位標竿性的美國現代主義／女性主義作家藉由短劇《白鴿》以隱諱的象徵手法探討公領域解放後，女性私領域尚未解放的身體，如何成為權力與慾望抗衡的新戰場。藉由在紐約大都會蟄居的一對未婚姊妹，汲營蒐集知識／武器，卻荒廢探索慾望／身體，收養了神秘年輕號稱「白鴿」的外來女客，視其為救贖她們「惡女」怪誕身體的契機，來企圖探討女性身體自發的能動性，能否打破知與行，權力與慾望的二元對立僵局。我將以反現代主義優深層於表面之偏好為切入點，用邦斯「背佛洛伊德」的反深層心理分析觀，來探究本來無底層的情慾無底洞，點出中產階級對於背德之恐懼嫌惡，與其共生之反面吸引關注，此僵局端賴缺乏行動的語言分析並無法獲致救贖，對身體的自我禁錮及嫌惡，終究導致暴力宣洩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