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中文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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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A.D.），仿漢宣帝石渠閣議，集合群臣召開白虎觀會議共正經義。會後，由班固匯整編寫君臣討論內容，今傳世者為《白虎通義》。由於《後漢書》記載白虎觀會議「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而傳世的《白虎通義》寫作模式與石渠閣議紀錄或有異同，加之以會後集結的書名紛歧，自清末以來頗受爭議。漢代講論經學風氣盛行，官方、民間皆有之，白虎觀會議為講論《五經》異同而召開，因而本文擬從漢代講論經學的背景，探討《白虎通義》的書名與表現形式。首先，白虎觀會議屬於東漢官方講論經學，採取群臣議奏而天子裁決的集議模式。是以本文根據《後漢書》的史料，從官方集議的角度討論與白虎觀會議有關的著作名稱義涵，檢覈清儒之說。接著，東漢學者個人講論經義之說著於竹帛，部分著作流傳至今，可與官方的《白虎通義》相參，以彰後者的表現形式。這部分別為二層剖析：其一，比對同時代且辨別經義的《五經異義》，探討《白虎通義》的論述形式。其二，對照同名為「通義」的《風俗通義》，觀察二者的共同表現，及官方、個人著作可能存在的差異。本文的討論或可為東漢經學發展、經學詮釋的體式演變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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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置於晚明江南知識生產轉化異域想像的文化語境中，檢視其作者羅懋登如何揀擇素材、排列重組、想像創造，製作出一個揉雜想像與紀實，文本中的「世界」，並立論作者的世界建構、趣味營造乃至無力整編的瑕疵與寫作徵候，合而構成一個異常豐富的文本空間，可供考察晚明世界想像背後的認識樣態和感知模式。文分三部分。第一節「世界的架構」檢視小說中所援引實證地理知識之來源、性質，作者取用並改造地理志書內容的策略，並分析其做法在晚明當時的文化意義。第二節「世界的肌理」分「胡僧與回回」以及「地圖與犀牛」兩節。前者檢視作者如何藉由文本拼貼，化史實入神魔，既刻畫下西洋團隊的異國色彩，同時平衡敘事內部的中國與海外元素，在作異好奇和化異趨同兩種操作原則間往復迴旋。後者透過環繞「地圖」與「犀牛」的兩段敘事，分析當舊說遇上新知，典籍載錄對上實地經驗，多重層次的知識觀點造成何種認識困境，作者又如何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節「世界的盡頭」考察作者如何透過變換西洋團隊與各國的互動方式，提出想像華夷、邦國關係的不同可能，並討論小說中下西洋之行以酆都鬼國為終站的設計，透露何種安頓秩序的敘事機制與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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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朝以來，秦淮地景即包含豐富的政治、文化象徵，文士往往在詩歌主題中表達對於「故國」的追念。清初遺民群體選擇秦淮作為個人對故明情感的寄託，圖寫興亡，展現對故明的政治身份認同與歸屬。王士禛身為認同新朝的年輕官員，和遺民群體同樣選擇秦淮作為題詠主題，在反清復明的時代氛圍中大膽創作〈秦淮雜詩〉，並淡化遺民秦淮中的「故明之思」，是在其〈秋柳〉詩掀起和作高潮後，試圖使自我融入江南遺民文化圈的成功詩文行動。本文從詩歌建構地景的角度，觀看遺民與王士禛如何通過對秦淮地景象徵的歷史記憶塑形、挪移與改造，以進行自政治、文化身份認同的宣示，並嘗試解釋其背後的心態、作法與詩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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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分析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戲劇對於西方「佳構劇」概念的引介與接受，以及佳構劇作品在現代中國的傳播、翻譯與改編，尤其著重法國劇作家司克里布及其作品如何進入中國現代戲劇視野，成為啟發中國現代戲劇發展的要素之一。本文首先釐清「佳構劇」的定義，進而藉由二十世紀前半期出版的中外文學著述，回顧並檢視時人對於法國佳構劇與司克里布的認知和理解。為實際了解佳構劇本在現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本文以司克里布原著《雅德莉安．樂可娥》為例，討論該劇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兩個中文譯本：一是包天笑、徐卓呆根據長田秋濤日譯本轉譯為中文的《怨》（1912年出版）；一是李健吾直接譯自法語，但加入中國戲曲元素而改編的《雲彩霞》（1947年出版）。通過這兩個翻譯與改編版本，可以看出佳構劇在現代中國曲折的傳播與接受過程，同時也說明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跨文化戲劇實踐是如何將西方佳構劇的編劇手法與中國戲劇傳統結合，摒棄五四以來將中國傳統戲劇與西方現代戲劇一分為二的主流思潮，進而為中國現代戲劇發展提供一條可行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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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張古漢語出現句末的「云」並非過去學者所認定的語氣詞，而是終結語篇段落的言談標記。言談標記「云」從言說動詞虛化而來，其語法化路徑可描寫為：引語動詞＞引語標記＞言談標記。在此過程中，「云」從原本帶有［＋說］和［＋指示］兩個語義徵性，終至丟失了言說動作義，僅以相當於「這樣」的指示義標誌一個段落的結束。成熟的言談標記之例見於漢代，絕大多數出現於《史記》和《漢書》，可以說「云」的使用是史傳語體的特性。究其原因，大概是謂詞性代詞「云」的意義契合於史傳的記述性質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