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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Sino-Christian Studies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ble, Theology & Philosophy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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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論文之中探討了許多不同的聖經版本對詩篇二十三篇的翻譯,包括了英文、印尼文、韓文與中文,也順帶提及了一些歐洲語言。雖然這首詩可能是最廣為人知的聖經篇章,卻也可能是翻譯得最糟的一篇。在這首詩的十五項不同的要點之中,本文陳述了理據去駁斥那些傳統上極為人所熟知的詩句翻譯,如:「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與「雖行過死蔭的幽谷」。而最後,本文嘗試提供對這首詩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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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對孫中山思想中的政治神學所做的一些觀察。孫中山透過他唯一提及的宗教人物耶穌,將某些特定的華人觀點和法督教觀點加以混合,以此來發展他的政治神學。這種不同原則的結合強烈地表現在他所關注的議題上:企圖聯合基督徒對外邦人的愛(也就是普遍性的愛),以及特別的中國人的「和平」與「締造和平」的原則。就此而言,孫中山所扮演的是先知性的角色,尤其當他嘗試想在中國的脈絡下構思民主的時候。本文主張,除非其政治神學為人所承認,否則不能恰當地了解孫中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所立下的典範,因為孫中山很可能想透過這種模式來表現他的中國政治家身份,不論是對內或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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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略述當前全球社會及它為聖經研究-企圖提供資源使人們在「失控的世界」中得以尋求方向-所帶來的挑戰。在考量那些身處在大中華區域之語境內的聖經研究所得之詮釋性含意,聖經研究的特徵被刻劃為一種觀點,即提出對新的批判性公共知識份子的模式需求,而此模式針對我們的研究所課程,使得來自於風險中之全球社會的挑戰得以被一批公共的聖經專業新血所面對,進而與之交戰。烏爾里希•貝克的反思性現代化理論所得出之含意,帶領我們回到聖經研究的公共適切性理念,即是透過將自身適應於危及人性的危險之中。對反於自我隱居,成為冥想其學院知識的私人專業菁英社群,公共適切性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此外,正因為消極的宿命論直接與反思性現代化的理論相矛盾,風險社會因而便否認了其合理性原則。面對貝克所展現的挑戰,在其全面對創造神學承擔並理解的意義之下,必須透過馴服這個「失控的世界」而將聖經研究的努力貢獻於人類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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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不是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神學」,因為隨著問題意識的改變,漢語神學旨在批判或克服中國神學的偏差和錯置。漢語神學以現代性作為其反思和回應的問題,中國神學則以振興民族或民族主義的論述為其主軸,結果,神學充當了民族論述的工具,而非承擔起人的生存危機的信仰。中國神學積極展開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以倫理為其思考的論題,然而,漢語神學則是以「個體生存」為其釋義學,以根本的信仰問題為其論題,強調差異起著作用。漢語神學不再以「認同中國文化」或認同民族為其思考的對象,相反的,它以更為激進的生存意義來強化對作為差異的上帝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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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一系列原始文獻的基礎上,考察了龍華民此文形成的歷史背景以及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從文化交流中難以避免的語言困境入手,作者接著分析了龍華民作為利瑪竇的繼承人對其前任採用的策略的反思與批判。作者提出的基本觀點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適應派」雖然迎合了相當一批中土學人的心理需求,找到了一種能夠使中國學者在心理上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方式,從而也為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難以低估的歷史作用,但無論是從教義還是學理的角度看,通過把儒教學說簡化為「古代經典」,適應派有意忽略甚至割裂了儒教學說在中國的歷史演變。以龍華民為代表的「非適應派」從基督宗教的立場出發,雖然整體否定了儒家學理與天主教義的可通融性,但卻比較現實地把宋明理學看作是儒家傳統的發展,從而不僅把儒家學說解釋為獨立的(儘管屬於「異教的」)文化,而且關注到了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土文化之問的存在的根本性差異。儘管如此,作者認為龍華民的質問與懷疑並不是針對利瑪竇個人的。二人之問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與進路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