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灣文化與當代新儒學的對話為主軸，並以其中所涉及的倫理課題為核心，從所謂「主體性的關切」－文化意義的關切、社會實踐的關切與生命目的的關切，意圖在保守與創新之間，發現台灣文化中的儒學資源，並同時由變動的倫理境遇。向文化與生活之間的偌大場域展開，試圖斟定官方儒學與民間儒學的二分法其實已不足以闡明當代新儒學在台灣社會中的實際境況。再者，作者更大舉肯定文化主體性在文化中國與鄉土台灣兩面交鋒之下所可能發展的人文向度，而這顯然符合儒學之為人學與仁學的基礎性意義。如此看來，吾人是不必悲觀，對儒學的未來以及其所不斷參與並有所鼓舞的生活創造與文化發展。
生態倫理或環境倫理已是末世紀本全球倫理中最受矚目的課題。生態倫理奠基於環保哲學，環保哲學當有一整全性的機體形上學。朱熹的「理一分殊」形上原理是值得哲學界重視的資源。本文由史脈追逆「理一分殊」說的理源、涵義之發展及其在朱熹易學的核心架構意義，特別是宇宙論論式。其次在於說明當今環境危機的現象與深層的原因－人為宇宙中心論及形成人所以自認為萬物主宰的西方思想源流，環保哲學的崛起、發展的現況。最後，將朱熹易學的理一分殊說置於環保哲學的架構和脈絡下所能回應的蘊義及可資借鏡和努力的未來方向。
本文認為「倫理情境」是理論學習與行為實踐間的重要介面，「類推思維」是建構及呈現「倫理情境」的重要方法之一。「倫理情境」包含靜態把握、動態把握、價值把握等三個面向，皆有賴「類推思維」的運作。「類推思維」在中國哲學中包含：形態類比、屬性類比、以類度類、以己度物、辟、侔、援、推等形態。倫理情境與類推思維的關係是：一、倫理情境是導向實踐的必要條件；而類推思維則是構成倫理情境的必要條件。（中國哲學的認知、思維、表達，正具有此特色）二、在形構倫理情境時，必須利用類推思維以把握靜態事物、動態發展、與價值原則。三、在某一倫理情境形構完成後，可藉類推思維推廣拓展到其他更大範圍。四、衝突的或兩難的倫理情境，有賴類推思維的運作以做出抉擇，導向實踐。
本文是針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探討，文中提出一套方法論分析架構以為詮釋與理解中國哲學理論作品的分析工具，藉由這套分析工具而得以疏理各學派理論重點的同異之辨，作者所提者即以「宇宙論、本體論、功夫論、境界論」的四方架構作為分析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架構，這四方架構即是四個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這一套架構必須有著體系性的融通，即其中任一基本哲學問題皆得以貫通至其它三個基本哲學問題上，並且四組問題形成一個義理分析的互動網絡，作者以此四方架構已進多次的中國傳統哲學作品的理論研究，本文之作乃將研究過程中涉及的方法論問題本身的若干要義再予解明，其使其得以成為一更具解釋效力的中國哲學方法論分析架構。文中說明本體論哲學與宇宙論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並將本體論哲學區分為研究價值關懷的實存性體之學，及研究道體自身的抽象性徵之學，而實存性體即作為功夫哲學的入手，抽象性徵即落實為實踐者的境界，至於宇宙論知識即負責說明功夫進程中的階次歷程，並強調在道教及佛教哲學中的世界觀中，因為有著它在世界的認知，因此有著不同的本體論的實存性體的觀念，因此宇宙論知識在中國哲學體系建構中是一不可遺漏的重要環節。
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道德理想主義、普遍和諧、自律原則和內在超越，儒家文化的價值觀是「三不朽」。 道德理想主義指以道德完美為人生最高價值、為人的本質、和政治的根據。普遍和諧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的身與心的合諧。自律是靠內心的意志力量來完成道德行為，超越指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時間和空間，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種超脫。儒家的價值次序是立德、立功、立言。道德為體，立功立言為用。
新儒學是對原始儒學精神的弘揚，這一弘揚主要是通過對宇宙本體的探究和對人理想境界的追求來進行的，故本文主要圖繞本體與境界及其關係來展開對新儒學精神的論述。在新儒學那裡，本體呈現的是一個本然的世界，因而它所說的本體與西方哲學中所說的具有實體意義的本體不盡相同。但是，它的本體仍具有宇宙的終極根據及人生價值源頭的意義。對於新儒家來說，本體總是和人的在世密切相聯的。所以，才有性即是誠、性即道也、性即理也、心即理也的本體論命題。基於此則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境界則是這一本體（本然世界）的人生在世的展開。境界就是對本體的自覺和了解。對本體的探索和對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統一的。為學與做人是合一的。本文在對新儒學本體理論的邏輯發展作出探索的基礎上，去展開對其人生境界的論述。
本文從熊十力哲學的相關褙景，論及熊十力哲學思維的資源與訓練，其間，涉及熊十力所謂「歸宗於易」與「歸宗於儒」的一系列課題，而且對熊十力思想與佛家的關係，作者同時做了正面的回應與釐清。至於熊十力與西學的切磋砥礪，道家思想資源在熊十力哲學中所起的重大效應，以及熊十力一心重建中國哲學，在其是企圖通過本體論的再造及人性原創力的開發，在性觀、真理論和人生各種經驗與實踐場域中所進行的超越性努力（其中包括自我、超越與終極之關懷）。面對比一學術業績，作者當然不會漠視，而有了儒、道互補互動，乃共臻於理心生實踐與神性昇華的結語。
宋朝儒者返回先秦儒者所開立的基本方向，上承孔孟成德之教，而更臻於精微，除了張顯原始儒家的道德規範之外，更開發出細密的工夫論，以使人於求聖之路上能夠有所遵循。宋代理學發展至二程，更加發揚顯盛，而二人所開出的工夫進路，開發出後學不同之發展方向，影響宋明理學之分系，值得重視。故本文探討二程之一的程伊川之心性論及工夫論，說明伊川所謂格物窮理之根據。由於格物窮理需落在本體「理」上，並且透過伊川思想體系中「理」的意義與定位，以及人性論的架構，推出格物致知以窮理的工夫歷程，以明伊川企求聖人之道，皆由格物窮理作為入手處。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是前言，第二是伊川之人性論，第三是伊川致知之論，第四是伊川格物窮理之論，第五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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