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易經》、《黃帝內經》及其他古籍記載，指出中國古曆共分兩類六種：天文曆包括陽曆、陰曆與陰陽和合曆；化生曆包括星曆（十天干）地曆（十二地支）與天干地支配合的干支運氣曆（六十花甲子）。伏義畫卦作甲曆，茵定華夏道統的基礎。黃帝定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融匯曆、易、醫於一爐。 作者指出：天文曆數體現日月星辰不同天體運行週期，化生氣數體現宇宙陰陽二氣消長節律主宰萬物化生過程，兩類曆法源自中國人遠古的三才一貫、天人合一思想，為華夏文明所特有。 作者斷言：人體是一個小宇宙，是大宇宙天文曆數的縮影；生命是一種宇宙現象，在宇宙化生氣數主宰下產生並演變。 作者以現代科學眼光審視傳統生命哲學並做出嶄新詮釋，結合現代生物科學，光大《內經》人體小宇宙思想，進一步論證宇宙因素如何控制生命機體化學平衡的雙向轉移，向學術界提出匯通傳統生命哲學與現代生命科學的新課題。
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造就了墨家的「辯」與荀子的「正名」的兩種邏輯體系。墨荀邏輯之同，是都以名、辭、說辯，即概念、判斷、推論為基本的思維形式，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與充足理由律為基本的思維規律，並提倡全面性的思維方法。墨荀邏輯之異，是前者全面闡述概念、判斷、推理論，獨到創發援、推、止等推論方式；後者卻詳於概念論，而略於判斷、推理論。墨家邏輯的教訓，是其簡練《經》體不利於廣泛傳播；荀子邏輯的教訓，是片面強調邏輯服務政治與政治統帥邏輯，不利於邏輯的獨立發展。
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將是二十一世紀邏輯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二十一世紀邏輯學的面貌。至少在二十一世紀早期，邏輯學將重點關注下列論題：（一）如何在邏輯中處理常識推理的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二）如何使機器人具有人的創造性智能，如從經驗證據中建立用於指導以後行動的可錯的歸納判斷？（三）如何進行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特別是基於已有的知識庫以及各認知主體相互之間的知識而進行的推理？（四）如何結合各種語境因素進行自然語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機器人能夠用人的自然語言與人進行成功的交際？．．．．等等。
自由意志在生命倫理的議題中，向來就是一個爭議的焦點。本文從自由意志在倫理學中的角色與定位出發，探討自由志在現代科技發展中的倫理意涵，並以安樂死與複製人為例，說明自由意志在這二項議題中的重要性。首先，在安樂死方面，本文發現病患本身的意志，常是作為區分各種安樂死的主要依據；其次，在複製人方面，本文亦發現複製人的自由意志存在與否，才是複製技術引起爭議的主要關鍵點。綜合安樂死與複製人二方面的討論，本文似可得出自由意志在生命倫理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與柏拉圖是東西方兩大思想家，而詩歌在柏拉圖與孔子看來都不僅僅只具有純文學的意義，而是培養具有優秀道德與智慧的治國人才的教育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成分。本文作者基於比較哲學、比較文化的思考下，將柏拉圖與孔子的詩歌理論放在他們的教育學、倫理學與哲學的背景下，做一番比較性的考察。
歷來有不少現代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企圖以西方哲學思想來澄清中國哲學思想中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有關道家語言觀的問題。道家對語言的看法是相對於「道」而言的，其主張「道不可言說」；因為語言是一種有限的表達工具，無法再現出「道」自身，因而能夠說出的都不是「道」。這種看法會造成一種自我矛盾的弔詭問題，從而否定道家經典文獻的存在價值。曾有人以早期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在《邏輯哲學論叢》中「可說／不可說」的區分，來解釋《莊子》一書中的語言觀。這種說明往往僅以「維根斯坦曾如是說」就匆匆賦予從「可說」到「不可說」間之轉折的合法性。但是，鑒於後期維根斯坦對前期觀點有所批判與修正，因此其早期語言觀的缺點必定也會是人們挪用其觀念來詮釋《莊子》時所碰到的問題。換言之，逕直拿其早期語言觀來證成我們對《莊子》的詮釋，反倒是更有問題的。促成此問題的原因正在於學者並沒有真正深入去探討語言的本性，而是持舊有素樸的語言觀點來套用。但是，我們可以維根斯坦為殷鑑，經由他晚期的理論來思考《莊子》的弔詭問題，並提出更具說服力的消解之道。本文主要分以三節來加以論證：（一）自我指涉與弔詭－從語言分析指出弔詭在邏輯結構上為自我指涉的，並陳述西方哲學界如何處理此問題；（二）維根斯弔坦與弔詭－－以後期維根斯坦的觀點指出，自我指涉並非是純然無意義的、不可取的；（三）惠施詭辭與弔詭－－指出弔詭在《莊子》一書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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