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書中可以得知，孟子對人性論的主張是「性善」。保是，時人幾乎均解之為「人性本善」。此當是受宋明理學影響之故；因為集理學大成的朱熹，在《孟子集註》中明白指出「人性本善」。然而，朱熹之見，實當視為對孟子人性論哲學的一種詮釋，不應視為對孟子人性論解釋的確論。 朱熹哲學自成體系，學界已有相當意識，所以，以之解釋孟子哲學，不免會產生歧異。本文分析了朱熹對《孟子》注解的關鍵詞，如性、情、才、心，對比《孟子》文意，以顯朱熹的解釋在《孟子》文中會產生歧異，甚至無法解通之境，同時指出孟子「性善」的可能真義。以之證明孟子﹝性善」與朱熹「人性本善」兩者思維是完全不同。 本文的結論：孟子對人性的主張是「性善」，而不是朱熹解釋的「人性本善」。順此可以得知，時人立基於宋明理學上解釋《孟子》的人性論，其誤解當更是深入，因此所得出的結論充滿了無法預料的危險性。 為使問題焦距清晰，本文範域集中體現在《孟子》本文及朱熹的《孟子集註》二書之上，辨議「性善」與「人性本善」在哲學上具有不同的意義。
魏晉玄學家的語言成就素來受到學界重視，尤其是對於玄學家玄妙清遠的語言特質所抱持的肯定。對於此一思想史上既定的看法，作者試圖從玄學家提出的重要哲學命題進行反省，或可找到魏晉玄學所以具有玄妙特質之因的一項力證。 本文選取郭象作為研究對象，因其辯名析理之精妙僅亞於王弼，為元康時期玄學的代表人物，且所作《莊子注》體系龐大而完整。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郭象學說體系中「待而非待」、「為而非為」二項重要哲學命題詳加分析，希望能在其重要命題的推論過程中，找到涵藏其中的論證模式。依據本文研究顯示：此二項命題的語句形式皆具有「a．a」的結構，此種表述方式類似「a．-a」的語句結構，易使人將之視為悖謬於一般性邏輯律則，從而戴上詭論的面紗。然而郭象卻將之做為「無待」、「無為」等重大命題的基本模式，甚至還運用在其他的哲學主張上，顯然這個語言現象並不是一項巧合，而是郭象別具深義的安排。究竟郭象的用心何在？則是本文最終所欲反省的問題。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玄學風行、佛道倡興條件下，儒學仍然保持著社會思想的宗主地位，玄學未能取代儒學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釋道的倡興只是打破了儒學的壟斷，而沒有動搖儒學的宗主地位；此一時期儒學的經解和研習雖有起伏但仍能綿延不斷且做出了貢獻。該時期儒學對保持中國文化的連續性和統一性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太平經》的作者以勸善成惡為宗，建構了一套獨特而龐雜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為天陳法」的道德教化論；順應天地、貴生樂生、移孝為忠、至誠無欺、尚柔求寡等倫理道德要求；「天報有功，不與無德」的道德賞罰論；陰陽中和，三氣通一的道德理想。這些理論不僅對後世的道教倫理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於今人具有重要的啟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生論一反兩漢儒家「修、齊、治、平」人生理論的獨尊地位，開闢了一個眾說紛紜、繁榮活躍的思想局面。此時的人生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基本的流派：第一是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和王弼「因性、無為」的思想；第二是阮籍「達生任性」和嵇康「清虛靜泰」的思想；第三是郭象「安分自得」和《列子》書「為欲盡一生之歡」的思想；第四是慧遠「法性不變」和竺道生「眾生有性」的思想。總之，這個時期由於社會激烈動蕩，舊的價值體系土崩瓦解，思想領域裡總的傾向是多元的，因而人生論十分豐富。但由於此時玄學和佛學兩股重要思潮均具有幻想脫離現實的理論傾向，因此各家學說未能科學回答人生理想和價值問題。
為了持續優化網站功能與使用者體驗，本網站將Cookies分析技術用於網站營運、分析和個人化服務之目的。
若您繼續瀏覽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本網站使用Cook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