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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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信仰成熟度對於人格特質，心理社會發展，以及利社會行為之影響。除了一般個人信仰的宗教分類之外，顧及信仰有各種層面，除了區分信仰之不同，研究者以「對人之愛」為水平向量，「對神之愛」為垂直向量，形成四個分象限，第一象限為整合信仰者(integrated faith)，第二象限為虔誠神論者(verticals)，第三象限為未發展的信仰者(undeveloped Faith)，第四象限為無神論者(horizontals)。研究假設認為以這四種信仰成熟類型去分類比個人信仰的宗教去分類，較容易區分其人格特質、心理社會發展、和利社會行為上之差異；並且假設信仰成熟類型之不同在人格特質和社會行為上會有顯著的差異。 研究對象以台灣15所大專院校之544位學生為研究樣本，與之施測信仰成熟度量表(faith maturity scale)、NEO人格測驗－修訂版(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revised，NE0 PI-R)、心理社會發展評量表(measur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MPD)、和利社會行為量表(prosocial behavior inventory)。並且根據他們認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分為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以及沒有宗教信仰五類。 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發現以信仰成熟類型去分類相較於受試者所宣稱的宗教去分類較為有意義。信仰成熟類型對於人格特質、心理社會發展、與利社會行為諸變項上有顯著的差異，而這些變項在受試者所自稱的宗教信仰分類上並未展現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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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於2002年進行，期間我國政府已宣布將實施「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研究目的是探討民眾對此政策的態度可能如何影響他們索取購物用塑膠袋的行為。受試者共有336名市民，被隨機施予正面引導(PL)或負面引導(NL)的問卷。在受訪者答完問卷以後，訪員會給受訪者四樣禮物，並詢問是否需要塑膠袋攜帶。結果發現，PL組對限用政策所產生的想法和態度，比NL所產生的更正面（更支持）。所產生的態度也和取用塑膠袋的行為有顯著相關，但PL和NL兩組在取用塑膠袋的人數比例上並無顯著差異。除解釋此一結果以外，本文並對如何更有力地檢測態度對塑膠袋取用行為的影響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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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世紀，心理學家對於人類喜好程度的測量多建立在主觀的問卷調查、或者是配對比較程序上。偶而也有研究者假設喜好程度會表現在視線軌跡中，但是從來沒有人認真對這個假設進行實徵性探索。本研究首次以客觀的視線軌跡分析，配合受測者主觀填答的方式，分析受測者對於喜好之色彩與視線軌跡所透露出的訊息是否有關。本研究測量的依變項包含凝視點個數、總凝視時間、返回凝視次數、凝視順序與喜好程度。於穩定控制亮度之實驗環境中，採用八種主要色樣本，分別塗到色票、杯子、T恤、椅子、機車、磁片及背包等七種物品上，同一種物品的八種顏色同時呈現，並做到各顏色所在空間位置的對抗平衡。受測者依序觀看這些刺激材料的同時，以眼球追蹤儀器記錄眼球運動訊息，事後再要求受測者依喜好程度排序。 經由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越受喜愛的物品色彩，其被凝視之總時間、凝視次數與視線返回次數越高，而且大約在第二次到第七次凝視的時候，即已在視線軌跡中表現出喜好的影響。商品類別與色彩類別在凝視時間、凝視次數與視線返回次數這三個依變項上，也有顯著主效果。這結果不只顯示視線軌跡可以反映內在喜好程度，建立了另一個客觀測量喜好程度的典範，也透露出物品的顏色與細節都是吸引視線的重要因素，而且文末也討論這類實驗對喜好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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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是泛焦慮症的主要症狀之一，對於病態憂慮(pathological worry)的維持，Borkovec等人提出憂慮具有抑制威脅刺激所帶來之威脅反應功能的假設。實徵研究發現，個體在憂慮狀態下相對於非憂慮狀態，其心跳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明顯受抑制，從而支持此一負增強假設，並推論此一現象是來自副交感神經受到抑制。本研究比較文獻中憂慮與威脅反應的自主神經反應型態，進而推論出憂慮造成的HRV受抑制的現象，可能不止來自於副交感神經受到抑制，交感神經的活動亦可能同時受到抑制。為驗證此一假設，本研究以52位大學生為受試，28位男性，24位女性。實驗採二因子混和設計，受試者被隨機分配為憂慮組、回憶組與控制組，三組受試者皆接受基線期(baseline)、電影期、作業期與回復期等四階段實驗操弄。在基線期，受試被要求靜坐休息。接著在電影期中，以觀看恐怖電影引發受試之威脅反應。作業期中，憂慮組被要求執行憂慮；回憶組被要求回憶影片之影像；控制組則被要求靜坐休息。結果發現，在憂慮組各實驗操弄之組內比較上，受試在的作業期（執行憂慮）之HRV與交感神經活性指標顯著低於電影期；且三組受試在作業期之組間比較上，憂慮組的HRV與交感神經活性指標顯著低於回憶組。此一結果說明，威脅反應之後使用憂慮之心血管指標(HRV)受抑制，主要是與交感神經活動受到抑制的假設得到驗證，但在副交感神經活動上則未獲直接支持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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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不同的領導模式對個人決策制定與團體穩定性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獨裁型領導模式下（跟民主型與放任型領導模式相比時），其團體成員較傾向脫離團體並將資源帶走。獨裁型領導模式之所以會引發團體解離，主要是受到領導程序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團體成員處在獨裁型領導模式下時（跟處在民主型領導模式下相比時），團員們缺乏決策參與、為團體付出的機會，因此不論個人是否能從領導者身上得到利益，團員皆會選擇離開團體，團體於是解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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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英文研究都同意詞頻及詞彙類型與讀者閱讀時的眼球運動型態有密切的關係。本研究利用篇章閱讀的情境，檢驗當說明文與故事體的詞頻相同時，詞頻及詞彙類型對讀者眼球運動型態之影響。實驗結果發現，詞頻及詞彙類型對讀者眼球運動型態的影響，會因文體不同而有不同。進一步比較讀者在說明文與故事體中的眼球運動型態後，研究者認為，詞彙概念的難易程度對讀者眼球運動型態的影響可能更大。這是下一個研究需要進一步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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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判斷題目是否具有良好鑑別力，大多使用主觀的判準，例如鑑別力係數高於0.3或0.4。這種主觀的判準，缺乏統計學上的意義。Wang與Hung(2002)提出了判斷試題是否具有良好鑑別力的客觀統計方法。所謂良好鑑別力的定義就是：「能夠同樣有效的區分所有的分數點」。在這種定義之下，可以發現題目總分與題目答對率的關係是通過原點，且斜率為1/總分的直線。線性模式不適合於描述二元變項（對或錯）與總分間的關係，而宜用logistic分佈來描述。他們因此推導出最接近此條直線的logistic曲線。這條曲線就是判斷題目是否具有良好鑑別力的理論曲線。如果觀察的曲線與之相去甚遠，則表示該題目不具有良好鑑別力。 Wang與Hung(2002)的研究只限於探討二分題，本研究將之擴展於多分題，並推導出具有良好鑑別力的logistic曲線。除此之外，本研究並增加了誤差項的變異，形成多層次模式，以增加題目總分與題目反應間的預測效果。在層次一中，觀察的log-odds可以分解為平均log-odds和誤差變項。在層次二中，此平均log-odds被原始總分來加以預測，也包含另個誤差變項。在此多層次模式裡，同時估計此兩個誤差變項和迴歸係數。我們說明估計參數的方法。在檢定題目鑑別力方面，將計算的迴歸係數與理論的迴歸係數加以比較，如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就表示該題目的鑑別力並不良好。 我們透過兩個實例分析來說明此一方法的意涵和步驟，一為1997年的大學聯考英文測驗50題選擇題，另一為20題的3點評等量尺的人格量表。我們並比較傳統作法與此一新作法的異同。基本上這兩種作法的結果不完全相同，尤其是當鑑別力在主觀判準的邊緣附近。我們的方法具有統計學上的基礎，但傳統的主觀判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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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散性思考與創意問題解決能力是創造力歷程研究中兩個主要的研究重點，但由於所用的測驗或問題情境不同而未曾有研究探討其間關係。本研究回顧此兩大研究取向，並指出發現作業（246作業）具頓悟問題特色，並以個體在假設產出階段的表現作為創意指標，探究上述兩種能力間的關係。實驗一檢驗以發現作業中假設產出特色作為創造力指標的適當性，結果獲得支持，根據創造力連結理論(Mednick，1962)所定義的高創造力者比低創造力者在發現作業中顯著產生較多的新角度假設；且新角度假設數和能否成功解決問題顯著相關。實驗二則顯示發散性思考能力的高低和新角度假設的產生，以及與能否成功解決創意問題並無相關，甚至和連結理論所預測的遠距聯想能力呈顯著負相關。文中深入討論發散性思考能力是解決創意問題的前提（亦即想得多是想得好的前提）或是兩者屬於不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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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心理學上關於教養行為的認知基礎研究，一向將焦點置於教養觀。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獲得較明晰的結果。本研究主張，德行觀才是德行教養行為的優勢認知基礎。德行觀會影響父母對子女德行行為的歸因歷程，並模塑他的「教養有效性信念」，從而對教養行為傾向產生影響。此一「中介歷程假說」預測：(1)德行觀與教養觀根源不同，兩者之問僅有低度相關，而前者對教養行為通常擁有較優勢的影響力。(2)德行觀對歸因歷程的影響有二：一方面，德行觀會影響父母的歸因傾向；另一方面，德行觀決定了實際歸因的意涵。這兩者共同決定了父母對子女德行表現的認知，從而導致不同的教養行為。(3)德行觀會影響父母對教養有效性的評估，從而影響及實際教養行為。研究者提供受試者五種假想的「個案」，要受試者假設這些個案是其子女，並以此立場對個案的德行表現進行歸因，評估教養有效性，並選擇教養方式。實驗操弄的獨立變項是「個案行為的中、長期一致性」，結果顯示，前述的預測均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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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以「自我認同」為青少年期最重要的發展要務。過去之認同研究雖然描述了不同的認同狀態與認同內容的面向，但對於認同的連續性、同一性的概念或是認同的發展差異卻沒有清楚的描述，而且對於認同內容的測量，也沒有反應Erikson認為在達成認同的過程中，青少年所需面對之真實生活課題。本研究之目的有四，一為測量青少年早期、中期、晚期在各種認同內容上之消長與差異。二為瞭解個體在認同形成的各種生活嚐試中實際面臨的困惑與探索，因此加入詢問個體對各種認同內容是否曾探索或困擾過的題項。三為將認同內容的指涉範圍擴大，以反應Erikson認為青少年面臨之社會脈絡與實際生活課題對認同有貢獻的看法。四為加入個體對於認同之「同一感」、「連續感」的評量，稱之為自我認同「確定性」。研究樣本以國中生472名、高中生588名、大學生225名，進行自我認同「重要性」、「確定性」及「發展危機」之評量。以因素分析後發現，除了Cheek(1989)所提出之個人、社會及集體認同三種內容之外，另應增加「形象認同」之認同內容。「形象認同」之構念是以「私我」擁有的屬性為基礎，也呼應Harter(1990a)所謂具體「特質標籤」。在「重要性」之年齡間比較結果發現，國中生及高中生比大學生較重視形象認同及社會認同，大學生則較重視個人認同。在「確定性」之年齡間比較則發現大學生在個人認同、社會認同及形象認同之「確定性」皆顯著高於國中生或高中生。國、高中組於個人與社會認同內容皆無顯著差異，而國中生在形象認同的分數反而高於高中生。本研究發現個人、社會、形象認同之「重要性」與「確定性」，在青少年前、中、後期各有消長，顯示「確定性」為一獨立於「重要性」之自我認同測量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