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朱子與戴震對理欲之辨作專題研究。文中分別論述兩人各自的見解，最後予以評比，指出兩人有一致的觀點處，以及戴震對朱子的誤解處，及其自然主義的誤區。
劉蕺山《人譜》中，紮實的面對「人性」與「過」之內涵。除了探討儒學傳統所關心的「人性論」之外，蕺山更鮮明的點出「諸慾望」之對峙方法，且細膩的談論「過」之來源。熟稔蕺山思想者，皆知其以「獨體」為價值本身，失去「意」之定向主宰後所產生的「念」，可說是一種「離此獨體」的狀態，故可產生種種之「過」。而此次探究，一方面談論儒者脈絡的「道德的純粹性」，另一方面聚焦蕺山《人譜》所指出的「微過」、「妄」……等相關概念，來陳述《人譜》中所帶出的細緻工夫論，以呈顯蕺山談論道德純粹內涵的細膩之處。
「理欲之辨」是縱貫宋明清理學、心學與氣學之一重要的心性哲學課題。原先朱子理學作為主流思想，凸顯了儒學傳統《禮記》以來天理與人欲對峙的思維模式。在明代中期之後逐漸醞釀一股情欲解放的文學書寫與民間社會風潮。王船山早於戴震一百年前的明清之際，建構了「理欲合一」的價值典範轉移。本文的問題意識聚焦於王船山理欲合一論之觀念史的思想脈絡分析與理論系統的詮釋，並嘗試闡釋其哲學義涵。
在明清儒學轉型的大背景下，戴震在理氣關係上延續了明中葉以來的去本體化轉向和人性論上的一元論轉向。與之相應，在理欲觀上消解了心性涵養工夫上天理和人欲的二分而走向了認識論上的理欲一元。從哲學視角來看，從宋儒到戴震，理欲之辨由工夫境界論轉向了認識論，由動機論轉向了效果論。然從價值取向來看，戴震的「達情遂欲」未必與宋儒的「存理去欲」相反對，只是關懷的重心由「正人君之心術」轉向了「遂萬民之情欲」而已。戴震對宋儒「以理殺人」的批判，既有對理學官方化所導致的倫理異化之批判，也揭示了宋明理學理欲之辨中所蘊含的動機和效果、理想和現實、責己和責人的背反問題。從歷史效應來看，戴震對宋儒「以理殺人」的批判具有思想開拓和遮蔽的雙重效應。
張載重「禮」實有其的時空背景－即「今世（宋代）之不講禮」，禮在當時最大的問題即是形式化與僵化，形式化原本並無問題，因其本屬於社會制度需求下的人文規劃；然而，僵化的問題乃源自於「禮」的「文字性內容」能否承載人的情感的問題。即問題根源，主要是實踐禮者本人的動機能否具有天理的根源性，此亦屬理學家以「理」重新詮釋「禮」，欲還原孔子的「禮之本」，故而強調「禮者理也」的原因。本文的結構將區分為三部分，其中第一項要點將分析「禮」與「理」間轉換的「動力」與「對象」，從「理」的本質意義、從天理到人理的內在邏輯，以及「禮」的內涵加以說明。第二項「如何轉換」，則從分析「禮」的工夫論、以克己之「理」探掘「禮」之基礎，透過工夫論的屬性，彰顯使轉換得以成立的人之主體性。第三項「轉換的機制與其功能」，則依「理」與「禮」兩者的關係，提出三項轉換原則，說明其轉換與互相詮釋如何可能；最後再提出「如理之禮」與「禮」的功能，依此三項脈絡呈現出張載所言「禮者理也」命題的深義。
在荀子哲學的固有脈絡中，化道不僅僅指認知意義上的道德內化，更具有深切的以禮義化心的工夫論意涵：心理意識層面的禮義作用於感性生命的「血氣」、「志意」、「知慮」，進而融於其中，使之依照道德價值的規導而重新結構化。這一重構在心性論上的展開就是「性偽合」的過程，而其所以可能的主體根據則在於人先驗的價值感受性。人心一旦經過了這種重構，感性欲求將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理性的要求，而不假勉強。這意味著，化道在工夫論上的目標並不以理性對感性的主宰為限，更進而在肯定道德自主的基礎之上尋求主體在道德上的自由，亦即「道心之微」的境界。整體而言，化道觀念提供了一個完美的過程哲學的視角，使吾人得以對荀子工夫論做一種動態的系統考察。
《論語》「親親相隱」章的解讀與闡釋在學界引發了大論戰，近年來相關的討論呈現出一種語言轉向，逐漸聚焦到「直」、「隱」二字的意義辨析上來。字義辨析固然重要，但它並非經典與哲學語言研究的全部。從文本話語的視角觀之，「親親相隱」章呈現的是葉公和孔子的對話，確切地說，是關於「直」這一價值觀念的跨文化對話。它是生活的、具體的，並不構成普遍真理或原則，對它的理解需要行動與心靈的體悟。學習和理解這一對話，領悟孔子的批評之道至關重要，這不僅在於把握他迂回的、非辯論式的言說智慧，更重要的是從這一歷史對話中反觀自我，在自省中豐富對「直」、批評乃至整個世界的理解，走向「修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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